巴图林听到的有关古罗夫的一切情况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少校还不能立刻跳过壕沟站到另一边去。这个密探心里明白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
“去干自己的事吧，或者带上一瓶酒和她单独地谈谈。我不尊崇那些不加思索地乱蹦乱跳的人们。我不催促你快走。你知道尤里雅处在危险中，福金找不到她。虽然他存在各种缺点，但他却是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他一定会有信心。他已经放弃了某种意图，即借助小姑娘去影响戈尔斯特科夫、阿连托夫和杜波夫的想法是不实际的，错误的。福金不得不寻求别的通路。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询问你什么，也不请你写什么。我们会面了，谈了一阵子，澄清了既成的局势，我们分手了。你需要多少时间，五天，一星期？你晓得我的电话号码，你挂个电话，我们就见面，商谈一会儿。”
巴图林是个有经验的侦察员，但是他不曾预料到这种结局，有几分手足无措。
“那么我可以走吗？”
“不用说，祝你一切顺利，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古罗夫站立起来，把少校送到门口。
当密探回到房里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桌旁忙碌，他斟上几碗咖啡茶，准备好夹心面包。
“喂，你觉得他怎么样？”古罗夫问道。
“鬼才知道，可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你出卖的。你，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王牌侦察员，真正的为首征召者。你以最高的水平带领一个团体。但少校是个已经成熟的人，他是一条毒蛇，谁也不能把他变成一只忠诚的警犬。他以后会兜圈子，耍滑头，拍马屁，等待时机一到，他就拼命地咬你一口，溜之大吉。”
“你有这样的看法吗？”古罗夫有几分绝望地说，“我好像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某种进展。”
“当然，取得了某种进展，但是过了一天以后，又会故态复萌的。哎，你怎么会有这样幼稚呢？”斯坦尼斯拉夫甚至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表示惊讶。可以欺骗、收买、引诱和强迫一个成年人，而要改造他是不可能的。不能把坦克变成播种机，前者是用以消灭敌人，后者是用以振兴农业的。”
“你倒蛮不错，你是聪明的，”古罗夫忧郁地说，“我应该怎样去打听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志向？”
他把小汽车停在库图佐夫大街，他走进一家商店，又走进另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食品、果子汁和一瓶伏特加酒，再走过街区，拐进院子里，然后到了大门口，坐电梯登上五楼。福金稳当地走着，他非常熟悉这条路。房门包上一层结实的铁皮，他按了一下门铃，房门几乎是霎时间敞开了。
“你好，伊戈柳克，你又不睇睇观察孔，”福金心里想生气地说话，他很笨拙地拥抱了那个身材匀称的少年，少年拿起了中校的一个手提包，走进了套问。
“你，谢苗·彼得罗维奇，还没有关上电梯门，而我已经知道谁来了。我们残废人，都是一些灵敏的人。”
“别再说了，伊戈尔，你知道我不喜欢，”福金把食品拿出来了，“别作孽，你算什么残废人。唔，一只眼睛差点儿……”
“鸡蛋都没有。你自己才半疯半癫的，像我这样健康的小伙子，真是漂亮极了。”伊戈尔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
“你看见，从战场上经常运走一些怎样的人。”福金装作生气的样子，“是的，你受苦了，但是可以说，遭到一点儿损失，还算走运。”
户主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是个淡黄头发的男人，身材匀称，约摸二十二岁，用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瞅着福金。因为伊戈尔有一只眼睛实际上失明，小伙子的目光难以猜测。初次认识时福金无论如何也不习惯这种目光。中校仿佛觉得小伙子比正常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能看见福金是老实地说出的东西，只能是在他酩酊大醉缓说出的罢了。
“我还算走运，谢苗·彼得罗维奇，因为你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收留下我了。如果有人把你派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务，那么我将来怎样生活呢？光靠我的抚恤金只能糊口，不至于饿死。这里有个朋友给我挂电话，说他忘记了肉类的香气。啊，没有肉吃我能活下去，可是裤子穿破了，鞋子裂开了怎么办？”
“得啦，得啦，没有人会把我派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没有活路。你在我面前代替尼古拉，他牺牲了，你可以自称是我的儿子。当你还活着，你就不会过贫困的生活。”
伊戈尔那只没有毛病的眼睛开始骨碌骨碌地转，嘴撇起来了，他两肩发软，有些驼背了。
“打死那只狗！”他开始喃喃地说。
福金心里明白，伊戈尔的疾病发作了，中校把少年单薄的身子抬起来，放在沙发上，从书架上拿起一个小药瓶，把药滴在一块糖果上，塞进少年的口里面，他想，当这个少年独自一人时，他要怎么样才能摆脱疾病的折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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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伊戈尔出生于莫斯科的普通家庭，这样的家庭在首都总共有几十万户，甚至有一百万户。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在小学教书，家里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挨饿。像大多数莫斯科人那样，他们一直靠工资活命，经常去操办东西，而“购买”这个词业已从语汇中完全排挤出去了。操办了象牌印度茶，操办了二十卢布两罐的罐头闷肉或香肠，香肠不仅没有香肠的香味，而且根本没有气味。
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在这极其幸福的时代还清楚地记得，尽管有些人开始忘记了。柜台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着他们，可谓为百货俱全，只是缺乏你必须挣得的金钱。人们在往年不是去挣钱，而是去领钱，谁也未曾说“工钱”，而是说“工资”。微薄的卢布发给每个人，这不取决于，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坏，或者根本只是前来应卯而已。
除开父亲和母亲之外，伊戈尔尚有外公，母亲的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岁左右，但他看起来远远在六十开外，因为他进行反苏宣传，坐了五年牢。他曾经是个文学家，甚至是作家协会会员，自然他很快就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所写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无疑地没有鼓吹任何人，总之极不问政治，但他和那些进行“叛乱性”谈话的同事有交往，甚至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来，没有进行特别审查，就把他们这一伙关进了班房。他们之中没有闻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审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结束了。那时候的伊戈尔记不得出了什么事，又因为年幼，所以他不会深思熟虑。父亲被开除出党，伊戈尔未被接收入团，但他小学毕业了，生活跟平常一样。外公悄悄地，一声不响地回来了，劳改营里的事从来不讲。他们在家里不进行政治性的谈话，父亲只是有时喝醉了，声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说些恶毒的话，说什么下等作家真讨厌，使一家人终身残废。外公不做声，在某处当个看门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梦中沉默地辞世。
无论是外公的被捕，无论是他的去世对伊戈尔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快要念完十年制学校，稍稍从事体育运动，常和少女们相会，备受她们的欢迎，实际上常常不在家里，只是回来住宿。
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生活在起变化，父亲被提升职务，现在他的被开除党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功绩。从前他文静稳重，不引人注目，而今开始高声谈话，议论政治，时常提及岳父的名字。一九九三年伊戈尔被传到兵役委员会，但是医生们说了什么关于他的肺部的情形，于是上级准予延期服兵役。
父亲还年轻，他是个健康的男人，有一次他同伙伴们一起多喝了几口酒，尽管原则上他不是经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少，而在那次则出现了心肌梗塞，父亲在医院待了一个礼拜，后来又出现第二次心肌梗塞，人就死了。正如埋葬外公那样，悄悄地埋葬了父亲，尽管在葬后酬客宴会上人们说过几句话，悼念病故的法律辩护人。
伊戈尔是正常的小伙子，喜欢他父亲，但他已长大成人，开始明白爸爸是个软弱的人，没有主心骨，也没有原则，他的死不是家庭的悲剧，但却使物质上的处境急剧地恶化。目前物价飞涨。斯美尔诺夫之家没有积蓄，所以没有什么损失，但靠母亲的工资度日是不行的。伊戈尔准备进学院了，不得不把白天上课改为夜间上课，不得不开始工作。他找到了管院子的工作，还附带看管邻近的大合作社的一段地，所以工资是十分不错的。他是个没有复杂心绪的小伙子，早晨五点钟便拿着铁锹在自己的领地上出现，卖力地苦干，住户很满意，把一些零星的事情委托给伊戈尔做，给他添些钱：伊戈尔有一张免服兵役证，于是把军队置之脑后了。但当我们英勇的军人与车臣开始“短暂地”作战的时候，兵役委员会又记得他了。他们征召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去服兵役，使他注意到他在祖国面前的神圣天职，他们已经忘记了他的肺部有毛病。也许每天的许多个小时的户外劳动真对他有所帮助，肺部的毛病已经痊愈了。
事实仍旧是事实，一九九四年秋季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在卡卢加近郊接受新兵训练。同志们和下级军官们都喜欢这个身材匀称而灵活的小伙子，他的祖传的习惯生疏了，其中一部分新的生活习惯又开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是同龄人，他们分不清枪管和枪托，用“卡拉什尼科夫”式枪从五十米的距离打不中板棚。独具一格的是，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会挖散兵壕，他干得又快又灵巧。他非常内行地使用铁锹。
当伙伴们刚开始熟悉武器的时候，青年战士的军训课程中断了，他们很快就被调到格罗兹尼去。
地平线上炮声隆隆，烈焰熊熊，他们叫那些青年战士们在某幢倒塌的建筑物附近排队，少校很快就从建筑物里走出来，他身穿一套肮脏的野战军服，许多天没有刮过的下巴上长有短髭。装束入时的，神态端庄的上尉报告说补充队伍已经抵达，他只向那身穿军服的儿童们的无可指责的队列瞥了一眼，低声问道：
“上尉，你本人会射击么？”
“是的，少校同志！”上尉挺直身子，“开一百枪能打中九十枪，如用手枪，开一百枪能打中九十三枪。”
少校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满是尘土的皮靴，用那肮脏的手帕揩揩流泪的眼睛。
“你开枪打过人么？”
“根本没有，也没有机会！”
“我明白，”少校的背驼得更厉害。“为什么这里在作战，你知道么？”
“是的。”
“停住，上尉，请你正常地说话，所有这些“是的”不是对司令部、而是对上流社会交际场所适用。你把谁运送来了？”
“青年战士们，少校同志。”
“战士们，是你说的吗？”少校走到队伍跟前，拿起一支新兵的自动枪，退出枪弹，以那迅速的难以察觉的动作取出“角状火药筒”和枪机，之后还给战士，他说道：“你重新装上弹药，对天开一枪。”
小伙子犹豫地，甚至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