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弟弟晓民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挠，结果大红包流了许多黄水，过后又生了一层厚痂，这层痂脱落后就变成许多闪亮的大红疤。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农村里很普遍的吸血小虫‘跳蚤’咬的。
早晨起来，爸爸刚要生火做饭，突然闯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自称是这村的治保主任，对着爸爸吹胡子瞪眼地大骂了一顿，然后命令爸爸立即写交代材料，并且要尽快交上来。他临走时又说，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不许串门儿，不许写信，不许搞反革命串连，一切行动必须请假，如果违反，决不轻饶！
爸爸妈妈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爸爸战战兢兢地把那人送到门口，转过身来，我发现爸爸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
从那一天起，爸爸仿佛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爱讲话，整天垂头丧气的，像丢了魂一样。
半夜被拉去批斗的是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二爷爷。爷爷回老家后，就住在三叔的两间土坯房里，大伯与大妈则借了别人的一间小屋居住。
三叔原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当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后教过书，５７年反右派时作为右派被送回了老家。他当时路过北京，我只见过一面。这次见面简直不敢相认，又黑又瘦。
刚刚回来几天的伯父也变了样子，穿的衣服背后缝了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着地主份子XXX的字样；另外我的几个叔叔也同样背上缝了块这样的黑布，上面也同样用白线绣着地主份子XXX的字样。
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只是在书本中看过地主的故事，心中甚至充满了对地主的仇恨。
这次看见大伯和几位叔叔都变成了地主份子，虽然有的叔叔只是第一次相见，但是我并不想接近他们，只是心里盘算着怎样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村干部特意关照过的，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我甚至在想：解放时他们只有２０多岁，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去当地主呢？
听爸爸讲，我曾祖父纪永德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曾祖母也信佛，从不杀生。当时家境还可以，雇着一个长工。
这长工孤身一人；到了４０岁时还没有家室。。当时曾祖父就用四十担麦子，给他换了一个只有１７岁的女孩儿成了家。这个女孩儿还真争气，连着给他生了五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成了家，现在已是儿孙满堂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地占领了华北地区。
那年秋天的旧历八月十一，日军血洗了附近的辛立村，杀了四十多口人，真是血流成河呀。
当日本鬼子冲进我们村时，逢人就杀，见人就砍，简直杀红了眼。
我曾祖父曾祖母这时正在佛堂内烧香。日本鬼子闯进屋内，不由分说，上去就一刺刀，把老人挑死了，曾祖母也被刺成重伤。可怜两位老人一辈子吃斋念佛，竟落得这样下场。
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疯狂的掠夺下，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的日子也逐渐衰落下来，只能勉强维持。
听了爸爸的话，我恨死了日本鬼子，把这国恨家仇我永远铭记在心里。
苦辣酸甜
从北京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在外面高声叫爸爸的名字，爸爸答应着赶紧走出去。
来人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是村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儿。我听见人们称呼他庄儿。
他看爸爸走出屋门，不由分说，上去就给爸爸一个大嘴巴，爸爸被打得一个趔趄，鲜红的血顺着爸爸的嘴角流下来。
庄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这臭地主，磨磨蹭蹭地在屋里不出来！还想他妈的耍赖！快跟我到学校去！”他骂完了，随后就照着爸爸的背后就是一脚，爸爸向前一扑，险些跌倒。庄儿连推带搡的，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两人消失在夜色中。
半夜时分，我们睡得正香，爸爸疲惫不堪地回来了。
在小学教室的批斗会上，爸爸被红卫兵用力按下头，身子变成９０度的直角，而两只胳膊却要从后向上高高地翘起来，站在一个高高的木凳上，这个姿式叫作喷气式。
批斗会上，红卫兵说爸爸不老实交代犯罪问题，乘爸爸不备，突然踹倒了木凳；爸爸头朝下猛地栽了下来，额头上渗出了殷红的血迹。爸爸身上碰的则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伤痕。
这样的批斗会，每天一次。开始时，妈妈也要去参加。红卫兵让妈妈交代问题，妈妈则挺起胸膛，大声地说：“宁为玉碎，不可瓦全！我常尊杰从来没有做过一丝一毫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你们让我交代什么？”
红卫兵听了火冒三丈，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妈妈巍然不动，依然挺起胸膛，用鄙夷的眼光蔑视着他们。
就这样，爸爸竟然成了所谓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我们哥几个成了堂尔皇之的‘臭地主狗嵬子’！
爸爸开始夜以继日地写那些交代材料。我看爸爸总是写得很认真，每次写完还检查一遍又一遍；但是材料交上去后，总是不合格。甚至有时当面就被治保主任撕得粉碎。
爸爸每次交完材料回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每次都还要重写。也不知道爸爸究竟写了多少篇交代材料。就这样，时间不长，爸爸便被折磨的又黑又瘦，高高的个子变成了驼背，精神恍惚，情绪低落极了。
那时我和弟弟下地干活去，我们在前边走着，后面就有人指着我们的背影对别人说：“快瞧！这就是新从北京回来的臭地主狗崽子！”
有一次二弟听了实在气不打一处来，就回敬了一句：“你才是呢！”刚刚说完，一个叫小毛的红卫兵上来就用鞋底子抽在二弟建民的脸上；二弟捂着脸刚要上前去与他较量，我赶紧拉住他躲开。因为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们动了他一指头，批斗会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大吃苦头了。
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写照吗？
谈到作人的原则，我的观点是：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在运动高潮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会受到迫害。但是我的性格是绝不苟且偷生。那怕做一天人，也应该挺起胸膛作个顶天立地的人。我的性格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我们从北京来到这里，人地生疏，两眼一摸黑。村子里的人我们还分不清谁与谁是一家子，更甭说叫什么名字了。
有一天，我到村西的枣树下打草，有三个黑影跟在我的后面，乘我不备，其中一人窜上来，从后面死死按住我的双肩，向后用力使劲一扳，想把我按倒在地，给我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我身体非常敏捷，在他向后用力的时侯，顺势来了个后滚翻，采用狡兔蹬鹰的姿式，踹在他的胸口上；由于用的力量大，他的身体凌空飘起，又重重地落到地面。
看来这一下摔得不轻，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那两个人看到我身手不凡，远远的没敢过来。
我认出刚才先动手的那人就是红头的同母异父兄弟，大家叫他‘泥鳅’。泥鳅看到三个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于是向那二人招招手，三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记得我们刚从北京回到农村的时侯，爸爸兴高彩烈地到集市上买来三把镰刀，两把四齿镐，两张大锄，两把铁锨还有其它一些农具；仅仅买这些东西，就用去了许多钱。
爸爸找来一快砂石，让我把锄头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沾着水把它打磨平。我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爸爸却认真地把三把镰刀磨得飞快。爸爸用手试了试我打磨好的锄刃，抬起头来向我表示出赞许的目光；微笑着对我说：“可离开北京了，在这儿有你们几个我怕什么！”
爸爸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老人家哪里知道，覆巢企有完卵？一家人离开狼窝又入了虎穴！两位老人对前来的乡亲都热情接待，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烙饼分给前来看热闹的小孩儿吃。但是我看到；爸爸热情地迎上前去同路过的人说话；人家看到爸爸前来却赶紧快走几步；一言不发；走远后还回过头来看看；唯恐爸爸会追过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
有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傍晚时分，街面上已空无一人。我正站在屋门口向外张望，看见不远处树荫下有一个人正在向我招手，并小声地喊我的名字。
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本村的王泽清。高高的个子，年龄将近三十岁。他让我别作声，跟在他后面走。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家，位于村子东南角的一所小白房子里。走进屋内，看见屋子正中有一个新编好的背筐，白白的柳木围成的背梁，新编的背筐散发出一股紫穗槐特有的清香。
王泽清指着地上散落的工具及一些削落的碎屑，对我咧了一下嘴，苦笑着说：“春儿，新来乍到的，我看你们一家子太可怜了，也没什么可送的，我给你们编了个背筐，拿去用吧，快背走别让人看见了！”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两眼含着热泪，想说几句客气话；但喉头哽咽着，只觉得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什么话也没有讲出来。
王泽清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什么也不用说了，快走！我拿起背筐走到屋门口，伸头向两边望了一下，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乘着朦胧的夜色，快步向家中跑去。
在农村劳动上下班是没有时间规定的，而是以太阳为标准。天刚朦朦亮，也就是早晨四点多钟，上班的钟声就敲响了。人们赶紧爬起身，用手揉揉惺松的眼腈，拿起工具干活去。大约在七点多钟的时侯，大家回来吃早饭，吃完饭继续干活去，而晚上收工时也是太阳一落山，大家便收工回家。
十月份粮食开始收获了，村中来了一个老乡卖新打下来的玉米。因为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粮食早己吃完，爸爸便向那人买了一百斤玉米，每斤一角六分。
一百斤玉米很快就吃完了。爸爸跟妈妈商量，打算到宫村集市上再买一些玉米。爸爸拿了一条口袋一些钱，便去宫村赶集了。
宫村距离我们这村有十里路，等到午饭吃过很久了，才看见爸爸摇摇晃晃地回来了。妈妈看见了，立刻上前去迎接；但是爸爸两手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见他两眼发直，简直中了邪一样。
经过一连串的精神打击，批斗检查，爸爸的心理压力太大，以至于精神恍惚。
当他来到集市上的时侯，又饿又累，自己就把口袋放在屁股下面，坐在路边想这些天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中午过后，爸爸肚子饿得难以忍受，就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把口袋丢了，也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去了；等到妈妈问他时，才大梦初醒似的问妈妈：我是上集市上买粮食去了吗？
看到爸爸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极了，一扭身，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我在旁边看见了，赶紧安慰妈妈，又扶着爸爸到炕边坐下，端过去一碗热乎乎的白薯粥，让爸爸安下心来吃饭。
从９月５日我们回老家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地参加了劳动。幻想着能通过勤奋劳动，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没有身临其境的人简直难以想象。
农村的伙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