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勾画好的框架中得以把握呢？又是一句理所当然的话：对于人类庞大的生命而言，每个人的死亡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是向着新局面的变化。
赤身与肉声 下从混沌与云山雾罩中解脱（1）
我不得不醒悟到，自己最重视的是每件事情变化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又心存疑虑：我是不是在犯信奉相对主义为最最客观的错误？到目前为止，我已自我追踪了以什么为契机开始动念写小说的故事，大致结束故事之际，我再次意识到，开始写小说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转折性的变化，并不得不再次确认，我随时谈及的、如一个命题般的事实的合理性，即：重要的是为什么我还在继续写小说。
所有的小说都会有结局。那么，不愿意太执着于小说结局的我这个小说家正写着的这部小说的所谓大团圆，又将会是怎样的呢？那个结局以后的故事又会如何呢？我是否应该在这部小说结束之前，事先对这个问题做好准备呢？是否只有这样做才能脱离小说结局的老套，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弱与虚伪性呢？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小说的各个部分结束的时候，尝试着做所谓的收尾。我之所以在这个始发点上一再提起有关结局的话题，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已意识到，这部小说行将结束，时间已所剩无几。尽管如此，我不能牵强地发动有关收尾的自我意识。现在让我觉得相对妥当的做法是，假装不知终点将至，任凭这部小说以这种方式疾驰，犹如汽车无意识地驶向悬崖一样，到尽头摔下去，再撞到岩石上爆炸，然后在水面上冒几次便沉没到海水中。挣脱结尾的不洁感的方法是不是就是这些？
为此具体该怎么做呢？但是，具体的我什么也做不了，顶多通过某种比喻手法努力弥补实际行动的缺席。所以，从现在起我在每一瞬间都让后一句话推开前一句话，或者让它咕咚咕咚吞下去，然后只存在作为每一个瞬间的现在。就好比刚说完一句什么话以后，立刻用自己的手堵住嘴巴，让话停下来，然后再张开嘴巴啃掉自己的胳膊，接着说话。就这样边让下一句除掉前一句边走下去。这样，当我身体的最后一块也被我自己吞掉之后，这部小说也就告终。如果万幸这部作品大获成功，那时它的结尾就不是单纯的结束，而是一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的巨大的嘴，把那个结尾和自己吞掉。这是多么荒谬而又多么理想的想法啊？
但是，不能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非把前面罗列过的所有事情都咕咚咕咚吞掉不能开始，就不能用某种方法暗地里重新组织整个结构，或为了推翻而突然进行撒网等工作。这一点一定要明确一下。确切地说，在这部小说里诸如紧凑之类并非是什么美德，因此有好几次，当有人谈及我小说的紧凑性时，我窘迫得一下子脸红脖子粗。完成写作之后，想再读原稿时的感觉，就像在洗手间办完事后，还没来得及冲掉就瞥一眼马桶里的东西时一样。为了使小说的结构更加紧凑而作的努力越多，那种苦涩感就越浓厚。既然这样，我就不得不甩掉
对紧凑感的贪心，自己一边毁掉退路，一边前进。因此，我现在要背弃迄今我与读者之间立过的所有约定，然后再重新开始对这部小说而言既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的新的约定。虽然很迷茫，但这次不会像以前那样做了。但是，不想做的究竟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至少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正在把自己的脑袋往不知道是什么怪物的口中塞进去。也许满脑袋都沾满了辣椒面。
当感到小说的语调多少有一点变得沉闷时，我常常就像被向心力所吸引一样，回到起着出发点作用的备忘录中去。我不经意地伸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某一张纸，就在此刻，有时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看起来像是几天前记下来的想法，记录人分明也是我，却无法读出所以然来。字迹的笔划实在是过于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这种损失比什么都让我泄气，其情形就像是我回头看来路，但不管怎么东张西望，也看不到任何人一样。大致用直线与曲线拼起来，编一个试试，但仍然无济于事，无法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此时，我不仅仅是无法读明白那张备忘录，而且全然无法唤醒记下这些文字时都想了些什么的记忆，结果，那几个作为唯一能唤起记忆线索的几个字，无比虚弱地被我握在手中。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备忘录正被某种捉摸不定的向心力吸引着。
记得有一次走路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想要记下来的东西，可是当时我身上没有纸和笔，也无法跟其他人借。我一边翻了翻衣兜，一边环顾着四周，最终还是放弃了记录。可又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淡忘那些想要记下来的东西，最终再怎么想唤起那个记忆都是徒劳。况且，当时的我非常强烈地想记住，或不想失去那些奇妙的想法。于是，我用力踢了一下路边的垃圾桶，就是说，为了防止大脑失忆，给自己施加了冲击疗法。
之后我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晚上回到家里时，忽然觉得右脚尖有点痛，这才想起疼痛来自于几个小时之前，是为了不想忘记某些想法而采取的行动所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用那种方式留下记录的应急措施确实收到了实际效果，急性子的我一下陷入了美滋滋心情中。但是——或许现在大部分读者能猜得到我即将要说什么——紧接着我想回忆那个奇妙的想法时，却仿佛看到了像白色隔膜一样的东西。我开始感到不安，小心翼翼地聚集起精神，果然什么都忘记了。脚的疼痛依然很清晰，但仅此而已。我踢垃圾桶时到底想了些什么，究竟是为了记住什么想法才采取了那种行动，对此记忆却是一片漆黑。这真的是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就这样，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想法而一再飞跃的我，每次面对备忘录时，都会同时想到人生、写作，以及有关忘却的问题。之后我会紧接着想，小说家是在不断与忘却进行斗争中存在的。所谓好的小说家，为了让小说的空间容纳更大的现实，是否应该不是作为小说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是作为自己自身写作？这也是一句异说型的话；但是，忘却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说的终结吗？在小说中作为小说家的存在和作为非小说家的自我本身，究竟是谁？又会是什么？我刚刚写下的这种描述算得上是一句话吗？能成为一句话吗？
反正，就是为了这个，我忘却了自己；同时，为了唤起成就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各种复合性存在，从一开始写这部小说起，我就让那些理想的读者或朋友的声音不时地、周期性地加入到里面来。这些声音肯定唤起了我的活力。可是突然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我又是一个人孤伶伶地留在这里，没完没了地絮叨着从我而起、至我而终的故事。一切在让我感到孤单的同时，又唤起了我的平面恐惧感，并承受来自忘却的威胁的折磨。我始终希望，我的小说空间是立体的，我相信自己在那个立体的空间里可以呼吸。因此，对我而言，有平面的地方就是我无法呼吸的地方，那个空间就是死亡与忘却的空间。但是，我很清楚，由于自己对立体空间的偏执，现在我已迷失了方向，陷进了混沌与云山雾罩中。
赤身与肉声 下从混沌与云山雾罩中解脱（2）
所以，为了勉强从混沌与云山雾罩中解脱出来，需要稍微改变一下故事的方向。人们常说，作者承受着来自作为编故事之人的痛苦，这不仅是欲使现实改头换面的匠人的痛苦，同时也是创造新宇宙的创造者的痛苦。读读我刚刚写下的东西，其双重痛苦如出一辙地被放大而变得有些夸张。被人称为作家的我，居然说出了那样的话，这一事实让我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并不是想无缘无故地夸大痛苦，也没有犯使人对写作产生幻想的错误，而只是为了讲讲与那些痛苦截然不同的，或占据其内面的一种小小痛苦。对我来说，跟上述的两种痛苦比起来，反而是这种痛苦更让我感到困扰。如果我小说中的某些部分使得哪怕仅仅是一位读者——不管写完后他是否会读到——联系到自己而感到心里难受，那么我将不得不放弃那部分内容。比如，我刚刚写到的某一句被读者朴某看到，那他肯定会翻来覆去地琢磨，那可怎么办？还有，在这个段落里，读者金某会对我当时的本意产生误会，所以又成了问题。那么这一部分呢？读者李某会认为我盗用了他的话而到处乱说，所以很有可能会引起纠纷；况且他不是一直在嚷嚷，文坛上也有特别的出路吗？不过，想来那句话也不全错，等等。因此，若现在确切地说出其要点，那就是：使我抛弃写作的某位读者，同样也是成就这部小说、成就我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我也不会忘记时时介入我小说的一个个清晰的声音。
但是，难道我现在又开始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自我检查了吗？我可没有把诸如自我检查之类当作什么问题，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意识到自己作为小说家这一事实，同时提醒自己对现实不能有丝毫的傲慢。一个傲慢的小说家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可是，所有的有机体与有机体集团中都存在着内部敌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会在不知不觉间被作为内部敌人之一的傲慢牺牲掉。毋庸置疑，无论多么迟钝和寒酸，小说家手里都各自握着一把解剖刀，而手握刀把的傲慢行为跟自杀行为是没什么区别的。
下面我想说得更确切些。现在对写这部小说的我来说，唯一的同行者不是别人，就是不让我写任何句子的某位读者。他在不让我写某些东西的同时，又让我写其他的某些东西。与其说他是理想的读者，不如说他是理想的敌人。或许，只有当我能真正拥抱他的时候，我才能更立体地引领我的小说。说到这里，我感到那个隐藏着的敌人更加清楚地呈现在视野中，但并不是说就有某种具体的影像出现在我模糊的眼前，而是跟往常一样，是还需要再等待的事实。这反而让我感到安慰。
因此，对事实上在妨碍甚至在歪曲我小说的推进的那位读者，我投入了自己整个的胸怀。为了消除掉我对他萎缩的爱或傲慢，我不得不对前面讲述过的故事稍加修整。这么说吧：某个人叫我把她的故事写成小说时，我曾让她先脱光所有的衣服；但是现在，我想把那句话转变成：“作为小说家的我先脱光所有的衣服；假如您愿意把您的故事讲给我听，那就请您也脱光衣服吧。”然后，或许再换个语调压低声音加上这么一句：“何况，您已经是活生生的数万篇小说了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尤其希望自己的小说无时不刻都呈现为某种统治性的状况。不是某个事件继续进行下去，或者是每一个字在形成一种状况，而是小说刚刚起头，具体的故事还没有展开之前，整个气氛和状况就已经决定下来了。以后的进展在与其状况的吻合中，或许以适用于其状况为前提被赋予意义和色彩，并得以继续前进。至少我在为了达到那样的目标而努力着。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