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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进士由国家包干分配工作，一律面向基层，极少数留在中央的精英分子，也要先经过挂职下放的锻炼
唐末农民起义和接下来的军阀混战，几乎将士族势力扫荡殆尽，重新统一天下的赵宋王朝甫开张就以文官治国为基本国策，很快便形成以科举出身为官僚阶层主体的局面。促成这个局面的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一经科举登第，马上授予告身，发给公服，不过“宰相必起于州部”（《韩非子·显学》）的老传统仍得维护，就是沿袭唐代的做法，全部送到地方上去历练，唯少数发榜时名列前茅的优异者特许在中央机关挂名。如宋仁宗时，殿试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得授将作监（礼器制造局）、大理寺等机关的虚职，但皆以通判差遣，就是到地方政府做幕职，有点像挂职下放。第四、第五名分授校书郎和奉礼郎，皆以签书诸州判官厅事差遣，性质同状元等人一样，也是挂职下基层。这些人因为有京官职衔，一到岗位就有签发文书的权力。其余的，第二甲授初等职官，第三甲授试衔知县，第四甲授试衔簿尉，第五甲授判司簿尉，都是在基层试职，在补上实职之前，皆无签发文书的权力。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登第，殿试发榜是第一甲第四名，本职是中央机关的校书郎，实际分配的工作是签书淮海判官。“签书”两字表示他有职有权，这是靠名列一甲争来的，其他如“试衔”诸官，讲白点就是唐代的“试官”，区别仅在于见习期间就有了正式的官员身份，可以穿戴成套行头了。
然而你也不能小看这点区别：古代的官场传统，大抵是进场不易出场更难，一旦进入正式编制，只要大错不犯，哪怕尸位素餐当个庸官，也能凭年资铨叙晋阶加工资（俸料），哪一样待遇都少不了他，所以这种制度改革的消极一面，便是导致了宋史上著名的“冗官”现象，即官员队伍膨胀，行政开支暴涨。相反，宋朝对胥吏即机关一般办事文员的考试上岗、见习授职等有关制度的制定，倒是比前代更加细密。如，无论京师百司还是地方官署新招吏员，都有严格的报名条件，初步删汰后再举行考试，考试内容除书算等基本功外，还要“问律及疏，所对合格，复口诵之，以防怀挟传授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若系报考中书门下后省谏院等中央机关的吏职，更于书算法令之外，加试《书》、《诗》、《易》等儒家经典。给一篇经书让你校对纠讹，再给一篇让你诵读，“精熟而无脱错即不及十字为合格”。《水浒传》里的宋江自述“自幼曾攻经史”，看来并非虚语。通过考试后，一律从“习学公事”即从见习生干起，通称“实习吏”，等业务精熟后，如本机关的吏职编制已满，也只能算“额外吏”。只有等到补上缺额成为“正额吏”，才算正式端住了吃公家饭的碗。若是“习学”三年仍不合格，请你走路，不像科举出身者一朝试官便是只进不出了。
通过宋代官制和吏制的两相对照，可以设想吏员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但公务老练，而且兼备才学，但是囿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级观念，尽管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要比许多凭科举入仕的官员强出许多，但政治待遇、个人前途和合法收入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这种有失公平的现象长期郁积的后果，便是自唐宋以降，“吏道”愈来愈坏——不少人把才能用在蒙骗玩弄上司，暗中把持权柄，乃至敲诈勒索、贪污索贿上，老百姓印象中“污吏”比“贪官”更坏更多，其中就有这个缘故。《梦溪笔谈》里记有一事：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号称“明察”。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便去贿赂值堂书吏。书吏受赃后，教唆他届时应该如何表现，我自会怎样配合，包你不吃板子，结果真是犯人从轻发落。作者沈括感叹，老包自以为“抑吏势，不知已为［吏］所卖矣”。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员，尚且被吏胥操纵而不自觉，遑论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识分子，或虽能“做官”却不会“做事”的平庸之辈？分类汇编南宋官府文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县们的警告：“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大抵便是彼时官员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职的写照。
朱元璋为解决文化水平与实际能力脱节的矛盾，曾罢废考试选官的传统，最后才想出个进士“观政”的办法
创建明朝的朱元璋来自民间，对于这种“任你官清似水，怎敌吏猾如油”的积弊太熟悉了，所以他重开科举时，特别关照要在各省乡试中加入考试骑、射、书、算、律的内容，以此提高科举入仕者处理实务的能力。但搞了一段时间后便发现理论与实践依然脱节，“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弇山堂别集》卷八一），失望之下竟下诏停办科举。其后，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开国君主尝试过各种选官办法，但实践证明都取代不了科举选才的总体优势，结果科考停办十年后又恢复。不过，这一次又有改革，就是取消宋代马上给登第者授官的惯例，除殿试名列前茅的少数人送往翰林院作为高级官员后备人才进修外，其余都分到中央各部院“观政”，就是到现场观看国家机器如何运转的过程，期限是三个月。“观政期满［而］未能授官者，曰某部办事进士”（《万历野获编》卷九），就是做见习人员。《明会典》卷五记：“凡进士选除，洪武年间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其余分送各衙门内办事，内外以次兼除”，即根据编制缺额情况陆续授职。因知朱元璋想出来的这个培训上岗的办法，已被沿袭成为一个制度。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岗位培训说见习（3）
观政或办事进士是见习官员，不是正式官员，享有一定品级的正俸，也有节假，但不享受正式官员的其他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见习期间，“俱要习学刑名，谙晓吏事，每月俱听堂上官考试两次，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开送吏部参酌使用”（《嘉靖新例》），就是说，见习时的考察成绩和长官评语，都是日后正式授官时的参考材料。“习学刑名”要背书，“谙晓吏事”须在实践中见效果，所以进士们由“观政”转入“办事”阶段后，都由领导分派一些具体工作，假如该机关正逢事务繁剧，而见习人员又比较能干，则“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唯“于公文并不署押”。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是“恐现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倘有事务差迟，罪归现任，特意优容进士”（《大诰》第六八），听起来像是保护见习者的优惠政策，其实同唐宋时的“试官”一样，光叫你做事，不给权力。
然而逢到国有大政开会讨论时，观政或办事进士的发言权与现任官相等，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的“大礼仪”，新科进士张璁“时在部观政”，但上疏发表意见敢与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众多大臣相抗，以此赢得皇帝赏识，观政期满便授南京刑部主事，后来提拔至首辅。还有明孝宗时的李文祥和孙磐两进士，都是在观政期间便上疏痛斥宦官专权，要求整顿朝纲，这在当时的环境是在冒个人前途的风险，所以《明史》在他们的传记后给予赞语，“甫释褐观政，未列庶位”，就敢“抵触权倖，指斥乘舆”，“抑尤人所难能者矣”（《明史》卷一八九）。
不过，由于进士“观政”或“办事”都以中央部院为见习单位，并非下基层历练，因而就总体情况看，能学到的多半还是怎样“做官”，而非“做事”。《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中，有一段描述，道是新科进士们在各部院观政，专学见上司、见堂属、见同寅、见前后辈的不同礼仪，以及“轮日会饮，吉凶庆吊”等官场应酬的“学问”，甫入仕途，便把“权势之浓淡，人情之冷热”这一套全参透了，“一一盘踞于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这种流于形式的见习制度，终究未能使明代官员的整体行政能力超过宋代多少。
一个部门有许多见习官员排队等缺，同时在各种名目的“差遣”中接受考察，此乃清代官场上的常见现象
清朝在继承明朝官吏见习制度的同时，有所改进，凡科举登第、大挑举人、捐纳保荐等候选官员，都要见习一定期限后才能甄别实授，若留在京师供职的，叫分衙门学习行走，“学习”就是见习。如“费淳，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分发刑部学习，三十二年补主事”，见习期是四年；“张诚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分户部学习，三十七年补浙江司主事”，见习期是三年。若分配做外官，就叫发省差委试用，如“柴大纪，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九月补授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守备”，见习期达八年；“荆道乾，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三十一年签发湖南，四十二年补麻阳县”。见习期达十一年。这些引文，都取自清代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但是等到后人根据这些履历式的稿本编修史传时，就会因笔法简练而使不谙这些具体制度的读者形成误解，比如《清史稿》卷三四三的费淳传，其写法便是“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岂知他果真当上主事要再等四年呢。
上述引文中，各人的见习期有长有短，大抵主要看依编制而定的实职岗位是否出缺。科举三年一考，缺分却未必衔接得上，一个机关同时有多个见习官员排队等缺，在清代是常见现象，如前述荆道乾的知县候补就足足等了十一年。对于等缺时间较长而又能实心“办事”的见习官员，上司会设法安排一些“差遣”帮他们增加收入，因为见习期间只有一点俸禄可得，不比正式官员有其他各种名目的贴补与外快，可交际应酬一样都不能少，借债见习几乎是免不了的。所谓差遣，如在刑部见习可以派出去查办案件或巡狱录囚，在户部见习可以派出去清理漕运盐务，在都察院见习可以出巡按察，虽然大多不能独立行使职权，要随老官僚一起，却都是耍官威弄油水的好机会。此外，科考中的各省乡试，需要大批能够阅卷的分房考官，往往也从在京见习等缺的进士中选取，这更是既收门生又获贽敬（即举人送给考官的礼金）的美差。
但是美差并非轻易可得，其中有许多人情世故，所以难耐寂寞而又无经济后援的人往往以省亲扫墓为辞，请假还乡，反正进士是遇缺即补的“老虎班”，不怕你把我漏掉了。比如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