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带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求得名利，第四要不怕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方面，如果办事不公正，赏罚不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于职责，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难以处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不怕死，与敌人对阵时，才会身先士卒，士兵也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 带兵之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官场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与同僚比薪水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这是较下等的带兵之人。如果身体不健康，稍有操劳，便精神疲惫。稍有过度，就精疲力竭。这是更下等的。
◆原文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线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上面所说的四个条件，看来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如果缺其中的一条，便千万不能让他带兵。我认为带兵的人，必须是智勇兼备的有文韬武略的人。几个月来，我不仅梦中在寻求，还焚香祷告，没有一刻忘怀。大概一个人有了忠义血性，四个条件就都能够具备。没有忠义血性，即使表面上看来已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最终仍是不可依赖的。带兵的道理，勤、恕、廉、明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详解
对曾国藩关于将德的论述，蔡锷有这样的评价：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 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
意思是：古人认为为将须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精要，要求非常之高。而西方人论将，往往说“天才”， 意思是上天特别赋与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都主张为将的人要以良心与血性为前提，可谓抓住了为将之道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现身说法。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天国的军队攻陷了十多个省，东南的半壁江山，几乎都被占领了。他们本是一介书生，都是翰林出身，一个是清宦，一个是僚吏，对于统兵打仗，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他们平时所干的事，也与行军打仗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有良心血性，才使他们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军功卓著，恩泽全国。他们的功勋、行事、言论，足可与古今的名将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这难道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他们二人的良心血性，与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最多也不过做一名显赫的官员，或者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 如何能够从军队中奋起，平定国难，建立旷世奇功呢？
第二部分：将才能战——以能战为第一义（1）
◆原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堕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功得珠。能受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军以能战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冲突，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所以善战就是探骊得珠之法。能爱民是第二方面的重要内容，能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是第三方面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不懈，这样，不但是为我补救以前的过失，也可以为先父在九泉之下争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为向来身体瘦弱，就过分注重保养；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况下就越明达，不能因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丧。
※详解
从上文可见，曾国藩把“能战”作为治军的关键，可谓直截了当。我们现代人说实践检验真理，作为将才来说，就是要能作战，能取胜。而从曾氏兄弟的天京之战中，我们发现，这兄弟俩可谓是能战的将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曾国藩调动湘、淮军七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严诏之下，率二十万太平军回救天京，激战四十五日，屡攻不利，仓促撤离，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李秀成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以达到“进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迟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进，途遭湘军阻截，于五月被迫从六安折返江南，调动湘军不成，反遭重大损失。二年冬，李鸿章所率淮军在“常胜军”（即洋枪队）支持下，自上海推进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进围杭州。曾国荃部湘军攻占天京外围各要点，逐渐缩小包围圈。三年正月，湘军合围天京。城内米粮日缺，洪秀全与将士以“甜露”（一种野草制的代食品）充饥，仍打退湘军多次进攻。
曾国荃自受任浙江巡抚以来，深感于朝廷破格擢升，想早日攻克南京，以报知遇之恩。但南京城为天国的京都所在，已达十二年之久，坚壁固守，实力不弱，虽已有大军三十余万，四周围住，快近三年，然如用强攻，就是用百万大军，也无从破入。 因此与部将李臣典、萧孚泗几个商议，明里用大军不停地硬攻，暗里却挖掘地道，直达南京中心。
曾国藩自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征以来， 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兵临天京城下，他本应长嘘一口气，放松一下已绷紧的神经。可是，此时曾国藩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他所面临的天京城，大且固，经验告诉他，想要在短期内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纯属天方夜谭。在经历了九江、安庆攻坚战后，曾国藩认为必须对天京实施持久战，即在对其包围的情况下，切断天京粮道，待其弹尽粮绝时，进行最后的攻坚。因此，攻击的重点就是控制水、陆运输线。
天京城大人众，靠陆路的肩挑人扛来送粮食，犹如杯水车薪，且不经济。长时期以来，天京城内大宗粮食主要靠水上运输线，以长江和内河为主。内河粮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苏浙之米，能由高淳小河通金陵”。自从曾国荃驻扎雨花台以后， 彭玉麟就将内河水路完全切断。
九洲之战以前，在长江水道上太平军仍然控制着九洲、下关、燕子矶一带，因此一些外国商人为牟取暴利，不断偷运粮食，卖给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将士。九洲之战以后，湘军水师先后占领了九洲、下关，于是长江水道也为湘军所控制。此时，曾国藩一面高价买下外商所偷运的粮食，一面上书朝廷，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严禁外国轮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彻底杜绝天京的一切粮源。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从前有红革船接济，有洋船接济，今九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与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
对于此举，曾国藩甚为得意，在给沈葆桢的信中不无欣慰地写道： 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大以为不便。 因此，天京城内的太平军面临着粮食日渐告罄的严峻局面。
第二部分：将才能战——以能战为第一义（2）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东王杨秀清为提高天京城的防御能力，分别在九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严密筑垒，坚如城池，并掘宽壕与之相辅。曾国荃在力克雨花台后，又屡克数处，只有西南要隘江东桥、东南粮道上方桥还未攻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子山，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只有招架之功，而无筑垒之力。曾国荃遂令总兵张诗日、李臣典等分军拦截太平军，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击上方桥太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太平军被击败， 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太平军察觉，湘军已攻入垒中。次日，上方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天京城失去了上方桥和江东桥要隘后，天京城东南还有中和桥、双桥门、六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及秣陵关、博望镇，作为天京城的屏障。九月二十二日，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石垒被萧庆衍、陈堤、彭毓橘等攻陷。军事要隘博望镇，上可以接应皖南水阳，旁可以控制芜湖金柱关。九月十九日驻守金柱关的湘军守将朱南桂会同朱洪章、武明良偷袭博望镇，取得成功。九月二十五日，陈堤、熊登武又攻陷了中和桥。既而，曾国荃又派赵三元、伍维寿夺取了秣陵关。至此，紫金山西南完全被湘军所控制。
曾国藩在天京城东南多处被收复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七日率领萧庆衍、陈堤、彭毓橘、李臣典视察孝陵卫地势，伺机扩大战果。护王陈坤书等人自太平门、朝阳门出战，企图扼制曾国荃在天京城东的发展势头。无奈，被曾国荃击败，陈坤书也受了枪伤，不得不退回城里，萧庆衍乘机夺得孝陵卫。十月初五、初六两日，曾国荃又先后派军队将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五个要隘攻克，使得天京城东百余里内无太平军立足之所。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军进扎孝陵卫。天京城渐被合围。
此时在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曾国荃一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请援，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南京中区了。曾国荃认为这条秘道即将大功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太平天国军队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佐幼主，虽属智勇双全，忠心耿耿，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连贯一片，又不能统一攻守，因此后来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太平太国晚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