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碎了，教导主任之流愣得活该，而父亲怔在那里，心中应是感慨万千，有愧疚也有酸楚的欣慰吧。也许有人嫌那一刻拖沓，可那停顿令我悲喜交集，那一刻对我价比千金。
父辈不一定找到生活的答案，但他们总忍不住要给我们一些劝告。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帮父辈实现他们未完成的人格。”这是一个更年轻的朋友的语录。不是有个电影叫《背起爸爸上学》吗？我们就是要背起父亲。
这部影片，杨德昌专门选在父亲节开机，题词中也说：“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我们真的免于吃苦了吗？哪里！不过是嘴上说一说，不想让父亲难过而已。你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还有后来的《麻将》中，哪个少年不是历尽心劫？！
以最个人的心灵体验和成长经历在作品中展示，能够唤起读者和观众最强烈的共鸣和认同，而且是隔海认同，隔代认同。这是大愿望，亦是大功德。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将本片与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比起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第三人称，《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第一人称，杨德昌基本不用近景和特写，希望观众留心的是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而姜文用更多的菲林去记录表情，去尝试“心理外化”，杨德昌在片中只用音响不用音乐，各种音源触目可见（收音机，唱诗班，福星合唱团等等），而姜文的特色就在于他启动了最丰满的原创音乐……同样是缅怀青春，立场口吻自见区别。相同的地方则可以用罗大佑的歌声概括：“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与后来的作品《麻将》比较，我当然更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人们容易被批判激动着，而忽略了缅怀和反思。《麻将》像钻石，八面玲珑，哪一面都能晃瞎你的眼，割开你喉咙，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像珍珠，浑浊不清的颜色，不见棱角，但你知道里面必是有一粒沙，不然何以形成。那粒沙子就是与你我一般苦涩一般苍老的青春期。哲学家怀特海给青春下的定义是“尚未遇到悲剧的生命”。其实，哪有那么如意的事情啊。李大钊说：“愿吾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其实，死于青春不会是死于辉煌，只能是死于窒息。
在美国影片《五个杀手的传说》（又译《角头情圣》）中，被追杀的黑帮分子，在临终之前，对着自己的老大，也是自己当年的同窗，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生命短如暑假。”
他当然是对的。短如暑假，因为暑假永远是最明亮的日子。
诗曰：
蓦然回首牯岭街，看惯天残与地缺。
少年心事归淡漠，怒火青春尽呜咽。
滑头已老哈尼死，小四刺出小明血。
宝岛多少笨小孩，未曾深爱已言别。
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牯岭街上那些只言片语，那些渐消渐隐的声音——
小四：小明，只有我知道你，只有我能帮你，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小明：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以改变好……
哈尼：有种就玩真的，玩真的就玩到底……
小马：我人在哪里，就混在哪里！
小猫王：不要这个样子嘛，不要这样了，难看了，给哥们儿一点面子，给哥们儿一点面子……
滑头：从前打打杀杀的，真是很没意思……
冰店老板娘：你知不知道，人生真是好寂寞好孤独啊……
父亲：你们这些女人啊，哪里知道我们男人之间的交情，整天只会猜来猜去，有什么用？
母亲：这哪里是讲原则的时候呢？
大姐：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还学人家唱洋歌呢……
选自《独立精神》（现代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天下电影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1）
单万里
29岁，许多后来成为大师的电影导演尚未拍出成名作，而早就成名的让·维果已经长眠在墓穴中了。在漫长的文学艺术史上，英才早逝的悲剧屡有发生，即便是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近代和现代社会依然如此。虽然俗人早逝的比例并不一定低于英才，人们还是经常为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各路英才感到无限惋惜，哀叹上天赋予他们的生命太短暂了，他们往往是在刚过而立之年甚至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便与世长辞了：35岁的莫扎特（1756…1791）死于贫困，30岁的雪莱（1792…1822）葬身大海，36岁的拜伦（1788…1824）卒于军中，27岁的莱蒙托夫（1814…1841）因决斗而死，37岁的兰波（1854…1891）因病去世，35岁的徐志摩（1896…1931）坠机身亡，25岁的阮玲玉（1910…1935）服毒自尽，24岁的迪恩（1931…1955）丧命于车祸……
早逝的英才虽然生命短暂，他们留下的财富却是宝贵的。维果一生仅拍过4部影片，其中只有1部长片，其余3部为短片或中片，总长度不足200分钟。然而，这几部作品已经足以奠定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尼斯印象》（1930）被誉为纪录电影杰作，开创了“观点纪录片”的先河，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百年之际，包括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内的7位导演联合拍摄了此片的续集。《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1931）这部纪录片虽然比较平常，但对维果后来的故事片产生了积极影响。《操行零分》（1933）可以说是电影史上表现少年反叛主题的先驱，不仅启发了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胡作非为》（1959，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和英国自由电影运动之后的著名影片《如果》（1969，林德赛·安德森导演），而且在美国影片《无因的反叛》（1955，尼古拉斯·雷伊导演，詹姆斯·迪恩主演）和《死亡诗社》（1989，彼得·威尔导演）中也不难找到这部影片的影子。《驳船阿塔兰特号》（1934）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维果是法国先锋电影运动后期和诗意现实主义电影早期的杰出代表，作品以独特而尖锐的思想性和精致而高超的艺术性，对后来的电影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遗憾的是，维果生前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他的影片也未能逃脱长期禁映和被人肆意篡改的悲惨命运。为了纪念这位生前屡遭不幸的杰出艺术家，法国电影界自1959年起设立“维果奖”，用于表彰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技艺超群的青年导演的作品。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是路易·马勒的《漂亮的塞尔日》（1959），第二个是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竭》（1960）……1992年，刚刚出道的奥利弗·阿萨亚斯拍摄的《巴黎醒来》也获得过这个奖项。在“维果奖”的获奖名单中，还有移居法国的华裔导演戴思杰。
维果与兰波
1905年4月26日，让·维果出生于巴黎，是生活在安道尔公国（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后裔，他的祖父曾是安道尔公国的法官。维果的父亲是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于1913年创办名为《红帽子》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并担任主编。维果自婴儿时期就开始随同父母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有人回忆说，当咿呀学语的维果在这类集会上妨碍人们发言时，母亲就用胶皮奶嘴塞住他的嘴巴。维果回忆说，由于父亲经常坐牢，母亲带他去探监时他就在监狱的院子里玩耍，甚至有一年他是在狱中接受父亲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的。
1917年，维果的父亲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控犯有“叛国罪”，几天后死在狱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维果非常敬爱自己的父亲，不相信父亲会“叛国”，更不相信他会“畏罪自杀”。于是，年仅12岁的维果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父亲雪冤。但在当时，维果不得不背着“叛国犯之子”的黑锅，被隐姓埋名地送进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寄宿学校严苛的校规和刻板的生活，更加坚定了维果反对旧制度的立场。少年维果过着艰难而动荡的生活，由于心情抑郁，加上缺乏应有的照顾，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然而，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严酷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的心灵更加敏感。维果在中学时代就显露出了杰出的文学才能，1925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同时对电影发生兴趣，并结识了一些电影界人士。然而，羸弱的身体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
1928年，维果由于健康原因移居法国南方海滨城市尼斯，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波兰姑娘伊丽莎白·罗金斯卡。伊莉莎白来自波兰的洛兹城，是一位实业家的女儿。这段姻缘不仅使维果摆脱了窘迫的生活困境，而且在岳父的资助下拍摄了第一部影片《尼斯印象》（1930）。这部个性鲜明的短纪录片（22分钟）使维果名声大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独立电影大会期间，多家电影公司邀请维果拍片，他最终选择了拍摄短纪录片《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1931）的计划。此片使维果和他的摄影师获得了水下摄影的经验，对他后来拍摄《驳船阿塔兰特号》中的著名抒情段落产生了很大影响。
天下电影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2）
通过法国著名演员雷内·勒费弗尔，维果结识了喜爱电影的赛马场老板雅克·路易…努内，在他的资助下拍摄了故事片《操行零分》（1933）。此片既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又充满诗意和幽默感，艺术手法轻灵别致，但因明显的反叛精神而遭到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对，甚至被电影审查机构禁映。然而，这样的结果反而提高了投资人的兴趣，雅克·路易…努内紧接着资助维果拍摄了《驳船阿塔兰特号》（1934），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根据别人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依然具有鲜明的维果风格，与维果的前几部作品一样，这部影片不仅人物形象丰满，情节生动感人，而且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
谈到维果，许多西方影评家不约而同地将他称作“电影界的兰波”。的确，维果与兰波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不幸的家庭遭遇，动荡的少年时期，忧郁的青年时代，而且都在艺术生命最为旺盛之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说到维果的影片，人们自然地将之比作兰波的诗歌。兰波的诗歌充满着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的反抗精神，艺术上追求形式的完美，具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以“明确与含糊相结合”（与兰波同时代的法国诗人魏尔兰语）的手法，深刻揭示人们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维果的影片既注重准确地捕捉现实生活影像，又不满足于机械地摹写现实，而是力争将现实影像升华到诗的境界，同时将艺术家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可见的影像。维果影片的这些特征，可以说既得益于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诗人气质，也得益于他既拍纪录片又拍故事片的经历。
观点纪录片
1929年夏，维果携新婚的妻子前往巴黎，参加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