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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了《烈日灼人》，知道米哈尔科夫有一定历史感的话，《西伯利亚理发师》里面理想化了的、只属于俄罗斯的博大、精致、悲悯、智慧，足以让人与导演一样，慨叹这个强盛民族曾有的辉煌。
1885年，美国女子珍受命去引诱俄罗斯上层人物，以获取一笔贷款，却在火车上与士官生安德烈·托尔斯泰相遇，暗生情愫。珍只想引诱一下拉德洛夫将军，没想到这个认了真的俄罗斯人向她求婚。安德烈在演出《费加罗的婚礼》时，对珍的爱与对将军的嫉恨交错纠结，失去理智打伤将军，被宣判为欲谋杀亲王，流放到西伯利亚。10年后珍去西伯利亚寻找安德烈，却见安德烈的女仆已与他有几个孩子。珍伤心离去。又是10年后，安德烈和珍一夜情的成果——士兵安德罗以自己的毅力赢得无知的美国中士对他热爱的音乐家莫扎特的尊重。
这是一部以爱情线索贯穿始终的史诗巨片，耗资4600万美元，首映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议会厅举行，规模之大，在俄罗斯尚属首次。影片获得了俄罗斯1999年国家奖金，却不受国内评论界待见，两个月内，报刊、杂志评论居然有400余篇文章跟着骂他。理由不外是他的影片是拍给外国人看的，影片里的俄罗斯过于理想化……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诟病和当年给张艺谋的那个“后殖民”的大帽子有一拼。
电影里表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文化繁荣面对古典文化衰落的时代，古典和现代的冲突进入关键战局。如今我们满世界的叫嚣都已是“后现代”或者“后现代之后”了，像某数的N次幂那样无限，我们可以在“现代”这个词语的前或后加上无数的“后”。
电影里，威武的沙皇骑着白马在红场检阅他威武的军队，脖子挂满面包圈的人们快乐游荡在俄罗斯民族传统的“谢肉节”上，欢呼焰火连绵，痛饮千杯伏特加，赤膊的男人们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河畔拳斗，优雅修长、活力四射、服饰体面的士官生开舞会、唱歌，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俄罗斯合唱歌曲和舞蹈的巨大力量与酒神的、狂热的因素密切相关。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前部的宏大合唱，结尾的隆隆炮声，影片激情四溢，流淌着葡萄汁一样丰厚肥美的民族性。他们喜欢狂饮和圆圈歌舞，对纵酒和缺乏纪律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喜好人所共知。他们简朴粗野，讨厌礼仪，讨厌繁文缛节和礼节——另一面又崇尚这种场面。这是古典时代的俄罗斯，米哈尔科夫幻想中的俄罗斯，生机勃勃、美丽好看的俄罗斯。
可惜西伯利亚的广阔原野“坚硬的头发”注定要被美国人开着叫做“西伯利亚理发师”的伐木恐龙修理得混乱不堪，俄罗斯白雪皑皑的宁静冬天会为西方工业文化的来势汹汹惊恐不安。
电影里，西方和俄罗斯的对立一直是所有情节冲突和剧情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几十年前，俄罗斯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就在《俄罗斯思想》中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所以，俄罗斯民族精神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即“两极性”、“极化性”，亦即“对立面的融合”。
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在俄罗斯人身上，各种矛盾特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沙皇稳坐宝座）、国家至上（人们以为效忠沙皇就是在精忠报国，这一点和日本人有一拼）、自由放纵（俄罗斯人的热烈极端注定他们不喜欢被束缚）、残忍（在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你会找到“恶”和“残忍”的影子。果戈理是幻想家，是最神秘、最富浪漫气息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描绘的不是现实中的人们，而是最原始的恶的灵魂，首先是俄罗斯人具有的虚伪的灵魂。果戈理对俄罗斯文学的宗教和道德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两重性。他说：“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和倾向暴力（决斗成了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法，普希金为了心爱女子决斗，电影里的安德烈为了珍决斗，不计后果，有殒身不恤的义无反顾）。它是更加直爽和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
电影的旁枝错节都是为了一个俄罗斯男人和美国女人之间的感情变化。如果法国人说爱情自由，那么它指的首先是性的关系（我们所见的法国电影里，男男女女们也确实有些那么不庄重）。而很少按自然来感受事物的俄罗斯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即感情的价值去理解爱情的自由。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之间认真和深刻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婚姻，即使他没有经过教会仪式和国家法律使之神圣化。所以安德烈拒绝了珍的献身。他说：“不，您不爱我。”他不能接受这种无爱之欲，就像《情人》里的中国情人对法国女孩说：“我的身体对不爱我的人没有兴趣。”在俄罗斯人眼里，如果缺少爱情，靠生育和金钱打算维系感情，是不道德的，这种关系可能成为道德败坏的掩盖物。所以安德烈对珍与将军的交易失望愤恨，才会有过激之举。
天下电影俄罗斯之调（2）
俄罗斯民族身上有很强的男子汉气，有勇士的气质。俄罗斯人追求的不是心灵而是精神的气质，安德烈痛打卑鄙情敌——拉德洛夫将军，却因为俄罗斯军官的忠诚，承认自己要谋杀亲王，将军为救亲王光荣负伤。儿子安德罗誓死不辱骂自己热爱的莫扎特，被惩罚日夜戴着防毒面罩，最后是美国中士屈服，承认莫扎特是伟大的音乐家。拉德洛夫将军在“谢肉节”上大开酒戒，不知一气喝干了多少杯伏特加烈酒，此时他看起来有几分真性情的可爱。俄罗斯的道德意识更富有基督教色彩，他们同情堕落的、受屈辱的人。珍在美国是个欢场女子，她对安德烈说：我是你母亲教导的你要远离的那类女人，我不值得你爱。但这些并不能抵挡安德烈对她的痴迷。
看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章，俄罗斯民族内敛平和的善良、人道、柔顺，又会强烈地冲撞着观者的心灵。那里有对苦难的坚忍不拔，对彼岸世界、对终极的追求。俄罗斯人忍受痛苦的能力大于西方人，他们对痛苦有特殊的感受，比西方人更有怜悯心、同情心。
电影里安德烈认罪；甘愿承受痛苦，而在美国被珍带大的儿子安德罗关于莫扎特的偏执里，也带着俄罗斯人追求真理特质和民族主义的缩写吧。他们保留着宗教情结，有时候这些宁静威严的东西是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寄托，虽然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偶尔流露出犹疑不决。据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接近基督教，不如说更接近佛教。
在这里，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个人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终以个人牺牲为结果。安德烈会为了忠诚，为了俄罗斯军人的声名，终老在荒凉的西伯利亚，让真相存留为炙人的伤疤。
电视里、照片上，曾经丰饶的国度里空荡的货架，曾经富足的人们沉郁的目光，这个古老民族的寥落让人发冷，就像《红楼梦》结局里那个凄惨的大园子（我始终相信，也以普希金、托尔斯泰的名义保证，这个优秀的民族将会再次振兴，也将在它自身消除不掉的邪恶性情中再度濒临衰微的境地，如此往复。而《红楼梦》里的那个园子，就让我们把它看做是一种曾有过的错觉吧）。曾经做诗写曲画画狂欢，让我们认识布洛克、拉赫玛尼诺夫、列宾……这些名字；曾经有史诗的宏大和喜剧的智慧，让人们记得《战争与和平》和《钦差大臣》。俄罗斯人别尔嘉耶夫说，普希金最惊人的特点是他的全才和他对全人类的同情心。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于是有诗人无奈地慨叹：“俄罗斯德行，你是长久地被掩盖在云雾后面，还是永远用光学的欺骗装扮自己？莫非你要用空幻和虚伪的流星之光去迎接在黑夜中热切盼望你的目光？到处是黑暗，所有的人都更加不幸，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凄惨。”
俄罗斯民族是理性的民族。他们承受着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力感，他们依然沉默着坚持着相信着。我倾听着一个俄罗斯人的声音：“啊，我的俄罗斯，你的胸膛是宁静和光明的源泉，你就像水一样，孕育出生命，潜在着，不为人所知，但却是伟大的。”
我只能感谢这样一个导演，一个电影，把俄罗斯民族的美丽博大呈现在观众面前。视觉奇观也好，距离美感也罢，这样展示优秀民族性的、艺术与商业兼具的史诗巨片，我们却不曾有过。我们的破落户邻居迷人的文化，远离解体、入侵阿富汗、威慑、虎视眈眈之类的词儿吧。
俄罗斯诗人布洛克最优秀的诗《粗野人》里说：“俄罗斯是个难解的谜。欢乐与忧伤，都充满肮脏的血，她望着，望着，望着你，以仇恨和爱恋的目光……我们爱一切——无论是寒冬的热气，还是神妙幻想
的远方，我们听得清一切——无论是法国式俏皮的幽默，还是德国人天才的晦涩……”
选自《独立精神》（现代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天下电影汗湿的手握紧野花（1）
张泠
只有星子们拥挤在黑夜里，疲惫地
像搭乘卡车野餐归来的人群
失望，饥饿，没人唱歌
汗湿的手握紧一朵凋萎的野花
这是希腊左翼诗人雅尼斯·瑞丘斯（YannisRitsos）的《也许，有一天》。意象简单明澈，负载政治的、生命的多重含义，与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诗化影像如此合拍。
1988年的《雾中风景》，是安哲罗普洛斯的第九部电影，也是“沉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其余两部为《尤利西斯生命之旅》（1984）和《养蜂人》（1986），三者都是公路电影。公路电影原型源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奥德赛》的结局以喜剧收场，奥德修斯历尽劫难，全家团聚。而三部曲结局都暗示了导演对主人公旅途终点的悲观态度。《养蜂人》里是一次希腊境内由北向南的旅行，养蜂人从一座冬季覆满积雪的城市出发，在春天赶到南方。《雾中风景》中姐弟俩寻找父亲的旅程则是由南向北，最后到达德国——这个幻想中的美好国度，两个孩子紧紧抱住一棵巨树。
剧本起初不是这样，安哲罗普洛斯让两个孩子消失在雾中。他把剧本给7岁的女儿看，女儿哭了，问道：“父亲在哪里？家在哪里？”
合作编剧对安哲罗普洛斯说：“你的故事像个童话，而童话都有美好的结局。”于是他让两个孩子渡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