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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花祭（12）
陈晓楠：那会儿所有的医生都告诉你们一家：“你治不好了。”那是什么样的动力，能让你们一家子还在往前走，不丧失这个希望？ 陈玉英：其实我父亲那时候还是抱着一点希望，有一线希望，希望还是有一个医生尽量治，治疗得好，治疗不好，他好像心理平衡一些，他至少是去治了，去看了。尽到他的责任了，对得起他的良心，所以没有放弃，一定还是要去求医。 陈晓楠：你哥哥当时知道这消息吗？哥哥来看你了吗？ 陈玉英：我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来看我了，还买了一束花。但是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就哭了，也不知道我会是这么严重。从我受伤，他就开始关注我。 陈晓楠：他自己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吗？因为你出去打工，多半还是为了他。 陈玉英：对。而且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别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说：“一定要认可我妹妹，一定要接受我妹妹，我妹妹是一个残疾人，而且是瘫痪在床上的。”他就叫他女朋友来看我，而且不要嫌弃我，说：“你要接受才可以跟我谈朋友，不接受就不用跟我谈朋友。”就这样的，我哥那时候对我就那样子真心的。 陈兄：我确实是把她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包括她生活上的，包括她工作上的，都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她。 陈父：“我们能生存下去你就能生存下去，如果我到那个时候不能生存了，你也就不能生存了，我有一口气，你就能够生存。”我就是一直这样安慰她。 小英承受了她那个年龄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全家人对小英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所有的医院不肯收治小英，并没有使小英的家人放弃希望，他们想方设法到处寻医找药，为小英治疗，亲人的不离不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小英慢慢点燃了对生命的希望。 小英：1995年，医生上了那个药，在开始有一点好转。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窗户边，我就想看一下蓝天，我想，整天也不知道外面是天晴还是怎么样，外面是个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要不要坐一下，起来看一下。 可是怎么一，不起来，（背）是直的，弯不过来，是直的。我就放一个棉被，慢慢地来（坐），放一床棉絮，垫在后背，慢慢地垫，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疼痛，就好像骨头是直了，没办法弯。我说：“怎么这关节也是直的？”其实那时候并不是关节直了，只是里面的皮肤肌肉，韧带烧了，它就变成直的了。 而且，我在床上瘫了两三年没有活动，关节、骨头都已经是直直的了。那个时候就用棉被慢慢地（垫），刚开始垫了一床就痛，每一次垫一下，一天垫一下，一天垫一下，就这样子锻炼。特别想看一下外面究竟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了。两三年了，就没看到过蓝天？就不知道外面是咋回事，感觉特想看一下。垫了第一床棉絮，那第一次特别疼痛，痛得我要哭，我还是忍着，咬着牙，这样子，让他们垫，感觉自己还是有求生的欲望。 就这样子，第一次垫了第一床，那几天就每天垫一会儿，每天垫一会儿，就这样子垫，慢慢地（折），像（折）什么东西，把一个木棍子，直直的木棍，把它（折）弯。 1996年11月的一天早晨，小英比往常醒得早，她感觉自己的腰部不再像一根棍子一样僵硬，暖暖的，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后背乱窜，小英突然产生要自己坐起来的冲动。她试着动了动后背，没有疼痛的感觉，闭着眼再一用力，就连小英自己都没有想到，她竟然坐了起来，在没有父母的搀扶下，自己就坐了起来。看着窗外久违的蓝天，她哭了。 从1995年到1996年，小英整整努力了一年才终于看到了蓝天。这个过程虽然一场艰苦，但是小英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巨大挑战。 陈玉英：那时候感觉，天啊，好像是久违了，特惊奇。感觉对我是一个大的挑战，我怎么就可以挑战起来？可以能看天了，能够见到外面的蓝天了，好像世界还是这么精彩，并不是这么灰暗。其实我感觉，我受伤了之后，一直很灰暗，没有办法去面对生活。 陈晓楠：看见天了，就有动力，往下走了？ 陈玉英：对。 陈晓楠：你能坐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念头，就是想看看蓝天？ 陈玉英：对，那时候就已经想活下来了，那个时候能活下来了。 就这样，小英开始了她艰难的康复之旅。到了1995年年末的时候，小英已经可以勉强坐在轮椅上了。于是她便拿着两个板凳在房间里面移来移去，活动身体。她甚至还可以移动到天台上去，去看看外面的师姐究竟变成什么样子。 陈玉英：有一次在阳台，我也是移两个凳，移到那里，手又撑在轮椅上面。我就想，能够起来探头去看公路外面的情况就好了。我就试着站了一下，脚一站，一垫一下，就感觉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下面。 外面有一所学校，那个时候下课了，很多同学去去来来，好像都是穿得特别时髦的，我就想去看看，我就老想把脚垫起来站起来去看，我总有个好奇心。所以我就自己感觉是不是可以去学站，我就这样子去学。
第一部分花祭（13）…（图）
对于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小英充满了无比的好奇，在家人的帮助下，她每天坚持锻炼，伤病奇迹般地开始好转，1996年能坐起来，1997年能拄双拐行走，1998年能拄单拐慢慢走动，这种变化，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虽然她的伤口还经常破裂，流血。 有一次小英发烧，去到人民医院就诊，她是坐轮椅去的。父亲推着她，遇到了曾经给她治疗、后来又丧失信心的医生，他感到很惊讶，问她：“你是陈玉英吗？你现在恢复这么好了，还能坐轮椅了？” 小英能够慢慢坐起来、站起来了。但是，在她尚不能走路的情况下，她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未来考虑：考虑自己该做些什么？考虑自己的后半辈子该怎么过？ 而这个时候，她获得赔偿的十万块钱所剩无几了，在这几年的治疗过程中，小英一共动了20多次手术，每次动手术都要花一两万，如果是大手术就是几万块钱。所有这些钱，都从当初的10万块钱中一点点的支出，到了1997年，小英全家感受到了生活的紧迫。 陈玉英：实际上，赔的那个钱根本就不够医疗费用。其实当初他（火灾处理小组）赔偿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回来还能活下来。他当时赔偿（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以后你回家的医疗费，他都没有算，我就只等回家死了吧，就这样子。回家我父母就感觉不甘心，决定还得要进行治疗。那时候，每个月要是动手术就是几万块钱，平常就是几千块钱，这样子。 陈晓楠；你说到97年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困难，那个时候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父母也不种地了，也过来了，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陈玉英：没有，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赔偿的生活费。 陈晓楠；最困难的时候到什么情况？ 陈玉英：最困难的时候，平时买一点鱼来给我吃，我父亲都舍不得买，吃一点米就是我二姐家里送一点，那个时候就没敢花钱。 钱一点点的花没了，但是小英还需要不断的到医院里面去。迫于经济的压力，小英去医院就选择最差的医院，去找最便宜的医生医治。 如果到重庆西南医院治疗费用偏贵，她就另外找一家小门诊，那里的医生同意给她治疗，治疗的原则是一切从节约出发。那时候，小英连发烧都不太敢去医院了，只是去一个小诊所看病，打针，打一些便宜的针，用一些便宜的药。 从小英回到四川开始，她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厂方的任何消息。工厂没有给过她任何电话，也没有一封信，甚至一句慰问都没有过。 小英也从不知道工厂老板和负责人的下落。她和那个烧毁她青春的地方彻底断了联系。 陈晓楠：谁应该对这些女工负责？如果从直接的责任来说，应该是生产的厂家，是工伤组，包括工厂的管理阶层，他们肯定要负直接的责任。另外地方政府也担负管理方面的一个重大责任。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对她们负责。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的劳动产业的保护还是在逐渐进步。我想，随着中国法制的健全和劳动产业的保护的进步，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随着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小英和她的姐妹们的。 似乎命运就是要和小英作对，就在小英病情刚开始好转，身体更加灵活、能够站起来、能够扶着双拐慢慢走路的时候，她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她经过十几次手术，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右腿残肢，不停地长出奇怪的包块，医院诊断为橡皮肿，可能会转为癌症，所以小英必须截肢。而这时，小英面临着经济上的窘境。 陈晓楠：你当时听到他说要截肢，你是什么反应？ 陈玉英：我跟父亲就没办法接受。我就说：“怎么会要去截肢呢？”那个时候就拼命地保，那个时候这个脚都做了几次手术了，植皮已经植四次，而且肿瘤长的地方也有植皮。 做了这么多次手术，好不容易才保留下来的一个残肢，怎么会又要去截肢？又要截掉？我就感觉我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做了这么多的手术，就冤。我那时候就开始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倒霉的事全都让我一个人撞上了？ 正在小英全家绝望之时，香港的一些慈善机构找到了小英，他们在了解到小英的情况后，经过艰苦努力，为小英捐款16万，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