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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蒋答复张：
……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的拜访使蒋介石十分尴尬。剿共十年，不但没把共产党和红军剿掉，共产党反而上门来了。蒋介石当政十年来，败在他手下的军阀无数，今天轮到他自己丢脸了。当周恩来走进蒋的卧室，蒋介石故意装病躺在床上，强撑起身子请周坐下。周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宋美龄在旁边对周来西安斡旋表示感谢，并表示以后不剿共了。接着，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他的许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和张学良全权代表他解决与红军的关系问题。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保证，周恩来就告辞了。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１２月２５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西安去南京。登机前蒋介石对张、杨说：“今日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日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不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亦应承认。”
在这惊心动魄的半个月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精心布置大军围剿，满怀信心地要把红军和共产党一举消灭。当时毛泽东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陕北站不住就再来一次长征，或到鄂豫皖，或到宁夏，甚至作了到苏联的打算。但是张学良、杨虎城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不愿意打内战，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围剿红军，并且承认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这对毛泽东和红军来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红军在配合张、杨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时，迅速南下，占领了泾水以北的大片地区。张学良援助红军的５万银元也按期送到，红军的贫困局面得到改善。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高兴地离开保安，１３日迁入延安城，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但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蒋介石回到南京，背信弃义地将张学良扣留。演了一出先由军事法庭审讯判刑，再由蒋介石特赦的闹剧，然后将张学良“严加看管”。此时，张学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坦然承担对他的一切指控。他既不推卸责任给杨虎城及其部下，还说明发动西安事变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蒋介石恨死张学良，不完全是因为他在西安的丢丑，而是张学良使他的“剿共”计划功亏一篑，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来了。多年之后，蒋介石想起西安事变，还是难消心头之恨。所以，他让张学良做了半个世纪的囚徒，直到蒋介石离开人世，也没有恢复张学良的自由。
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到西安，引起巨大的震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主张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救出少帅。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则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杨虎城也犹豫不决。周恩来仍坚持和平解决。坚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抵抗南京方面的压力。但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不听劝告，反而转过头来怨恨王以哲等主和派。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孙铭九等刺杀王以哲。张学良被拘禁和王以哲被杀，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也控制不了西安的局面，底下的将领各奔前程，“三位一体”终于瓦解了。周恩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１９３７年２月８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西北军被拆散调防。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虽然毛泽东担心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蒋介石终究没有再组织围剿陕北苏区，而是与周恩来开始了红军改编的谈判。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此，真是当初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其间国、共与张、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至今还有一些秘密无法解开。时隔六十多年后，当记者采访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张学良时，他还是不肯开口。究竟是往事不堪回首，还是以基督徒的胸怀宽恕一切？张学良明确表示的只有一点：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他也不会如此坎坷一生。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1）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困境——西进与东返之争——中央希望西路军在河西占有根据地——张国焘要西路军服从中央决定——青海二马围攻西路军——甘浚堡突围——高台战斗董振堂牺牲——血战倪家营子——徐陈激烈争论——中央组织援西军——西路军失败——石窝会议——西路军分散突围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峰回路转。但是对西路军来说，却是雪上加霜。
古浪之战失利后，西路军继续西进，到了永昌和山丹。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月的消耗战，西路军的处境日见恶化。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处于劣势的环境下，红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马家军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而红军没有根据地，兵员伤一个少一个，弹药也越来越少。红军想在战斗中从马家军身上缴获子弹，但敌人也很狡猾，冲锋时带的子弹很少，打完了再回去补充。永昌城的攻防战中，红军伤亡相当大，城中的各个庙宇、空房中都住满了伤员。河西地区没有革命活动的基础，多数百姓都在红军到来之前跑光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开展不起来，冬天必需的皮衣、棉衣没有着落。河西走廊地区此时已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早晨气温是零下１６摄氏度，午间才零下２摄氏度。从鄂豫皖和通南巴来的红军还没经历过西北的严寒，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片光秃秃的肃杀景象，只有沙漠、戈壁滩的大石头，极少树木，柴禾都很难找到。红军中不少人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
这里的环境很不适宜红军作战。红军战士李新国回忆说：“当红９军到达永昌时，３０军已向山丹前进，只留下８８师，红５军也已进到山丹。此时，西路军的部署形成了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达一百多公里。这是一个狭长地带，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宽仅四十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邻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地形对我步兵活动很不利。”而马家军骑兵则是来去如风，随时可以找红军的薄弱部位打。他们骑马，红军步行，肉搏吃亏，追击又赶不上。与当年在苏区时，真是无法相比。
还有更令人头疼的事：在古浪之战中，“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察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分的神经系统”。到永昌时，各军只有一部电台与总部联络，电台的缺乏给西路军后来的作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西路军在永昌的消耗战，使徐、陈感到如此下去不是办法。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６日，陈昌浩、李卓然等给中央的电报请示：“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州）、永（昌）、凉（州）线过冬。”这封电报没有徐向前的签名，说明西路军领导内部意见不统一。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呼，士气空前高涨。而马家军则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红军向马家军阵地喊话：“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我们捉住了，不要打了，我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马家军只是朝红军打冷枪，但却不再向红军进攻了。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展开了热烈讨论。１２月１８日，军委主席团发来指示：
徐陈：
甲、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乙、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不向永昌以东进攻。
丙、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军委主席团
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很快，正当西路军领导讨论西进问题时，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又来电报让西路军东返。因为此时南京政府调集大兵进逼西安，张杨欲与红军联合抗击，为了保障西面兰州方向的安全，牵制胡宗南部，打算调西路军策应。但是在西路军领导会议上，徐向前等多数人反对向东，坚持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徐向前等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路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２０摄氏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２０００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根据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