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根据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都是不利的。”陈昌浩则主张无条件执行中央指示，向河东去。争来争去，还是西进意见占了上风。陈昌浩综合两种意见，向中央汇报：
毛朱张：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
三、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以下可采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
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徐陈李李曾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２时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2）
中央收到电报后，２４日复电徐陈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于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同日，毛泽东还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向他通报了西路军的要求后，要周“向张（学良）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可是于学忠在兰州自顾不暇，哪有力量去支援西路军？毛泽东的要求根本无法兑现。
徐陈为何不愿东返呢？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陈述了一部分理由。但是多年之后陈昌浩谈及此事时，又说出了一些内心的想法：“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
既然中央下了东进命令，徐陈便开始集合部队准备返回。这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１２月２７日，军委又来了一封极为乐观的电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徐向前说：“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路军过河后，中央并没有让西路军大步奔向新疆，而是要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多年之后，徐向前才明白其中奥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质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
当时徐陈远在千里之外，消息闭塞，不知道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蒋介石的支持。但是中央心里明白，与其让西路军西进，还不如就地坚持，与河东红军互为声援。万一陕北待不下去，河西走廊不失为一条后路。这就是毛泽东在１１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脚踏两边船”的方针。
１２月底，西路军以５军开路，９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３０军殿后，向高台、临泽开进。为了避开马家军骑兵，红军每天都是夜行军，冒着零下２０摄氏度的严寒，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默默地前进。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红５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两个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及两连骑兵共三千余人，一举攻克高台县城。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被红军收编。徐陈见这一带粮食较多，打算休整一个时期再走。陈昌浩听说高台以西的路程十分荒凉难走，心有疑虑，于１月４日向中央军委请示：“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他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阻扼二马；或令３１军、４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但他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１月５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但没有提及４军、３１军西进配合之事。
徐陈又打电报给中央，还是希望４军、３１军能过来帮助西路军。但是中央军委１月７日发去一封电报，拒绝了西路军领导的请求。
徐陈：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４日来电所达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的物质只允送到西安，送至肃州是不可能的。４军、３１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究另告。
主席团
第二天，徐陈又收到了张国焘本人发来的电报：
（甲）你们在甘北这一时期英勇卓绝的奋斗，和用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来源，求得进步，都是值得敬佩的。
（乙）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再向西安进攻。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
（丙）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倒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丁）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的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可能经常供给情报，因为二局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戊）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担负的。提高士气，坚强信心，争取群众，提高战术，来克服任何困难。
国焘启
自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张国焘很少以个人名义给徐陈下指示。他到保安以后，林育英曾与他长谈，要他服从中央的正确领导。张国焘意识到了他另立中央的错误的严重性，向林育英作了检讨。此后，对西路军的一系列指示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在西路军领导与中央意见分歧的时候，张国焘突然以个人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徐陈是掂得出的。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3）
西路军占领高台、临泽，就地休整，使马步青、马步芳大为惶恐不安。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封锁消息，紧张地注视时局的变化。他们是拥护蒋介石，敌视共产党和红军的。１２月１５日，他们向南京发出效忠的电报，说：“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青海虽处四面匪敌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这说明他们以保住自己的地盘为首要目标，绝不会与红军讲和，结为统一战线。在永昌时红军电台曾截获马步青给马步芳的电报，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现在红军停下来不走了，无疑对二马是严重威胁。二马不惜倾其老本，集结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炮兵团、民团共二万余人，在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领下，恶狠狠地尾随红军蜂拥而来，要把红军一口吞掉。
１９３７年１月初，获悉红５军占领高台，徐陈率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与９军一起离开山丹，向西进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在突围中队伍被冲散，吃了大亏。据５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耻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李聚奎也说：“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的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３００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
徐陈１９３７年１月９日致军委的电报中汇报说：“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出，密本已全到，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损失，十台收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这说明甘浚堡的失利，西路军指挥机关的通讯联络系统大受损失。在后来的高台之战中，通讯不灵成了断送红５军的致命原因。
中央以为西路军损失不大，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６日指示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