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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书的第24章，亦即全书的最末一章里，祥子吃喝嫖赌，好吃懒做；为了弄到钱，他混迹于乞丐、送葬者的队伍，出卖了“革命者”阮明，彻底堕落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老舍一直不满于原著“匆忙”的结尾，这一次，他痛下决心，索性把这个描绘祥子堕落变坏的尾巴一刀砍掉。如此一来，祥子的形象就由一个令人憎恶厌恨的坏透了的堕落者，还原为原著中那个令人同情怜悯、企图征服环境却被环境征服，想与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屈服的失败者形象。祥子虽然处于消沉、绝望境地，但他身上仍然保持着勤劳、质朴、诚实的劳苦大众的本色。
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
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凡此种种修改，也许在老舍看来，不仅是给读者指明了出路，自己也告别了自然主义的客观写实，而向“典型”理论靠拢贴近。
《子夜》删改620处
现实主义大师茅盾，也有删改旧作的经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年由开明书店初版，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开明版原纸型重印。
出版前编辑部对该书旧纸型进行专门检查和审读，发现有错讹或不当之处，就贴上小纸条标明。比如该书中第15章，写的是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里面不乏个人情感和两性关系的描述。其中有玛金与苏伦的对话：“呀，扫兴！你有工作，我们快一点，十分钟。”编辑部就在这里贴上纸条：“此处描写欠妥，请斟酌。”类似这样的纸条，还有很多很多。
茅盾根据这些标示的纸条，利索地一一加以删改。这次修订总计620余处，最多的第15章竟达60处之多，最少的第19章也有3处。
茅盾拒改《腐蚀》
与《子夜》顺利地删改形成对照，茅盾坚决拒绝对自己的另一部长篇名著《腐蚀》进行修改，则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
1941年茅盾在香港应邹韬奋之约，创作了日记体小说《腐蚀》，在《大众生活》周刊上连载，深受欢迎。按原计划写到女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该结笔。可是周刊主编邹韬奋对作者说，不少读者希望在小说中给赵惠明留一条自新之路。考虑到读者这一愿望，茅盾就把赵惠明的“日记”续写下去，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段女主人公被派遣到某大学区的邮局，充任邮检员的情节。在那里赵结识了一个刚刚陷入特务罗网的女大学生，并帮助她逃出火坑。小说结尾通过革命者给赵惠明指出方向：只要自己创造环境，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
1950年初《腐蚀》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后反应良好，被评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的佳片。不料一年后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影片突然被否定，定性为“同情特务，不利于镇压反革命”而遭到禁映。接着又因电影而株连到文学原著，小说《腐蚀》成为一部“对特务抱有同情”的书。事情发生得如此突如其来，这是茅盾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
1954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腐蚀》，建议作者修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遭到茅盾的严拒：“不做任何修改！”也许在茅盾看来，修改《腐蚀》就等于承认了对特务的同情，拒绝修改则表明自己对这些批评的抵制和抗议。后来《腐蚀》还是躲过了斧钺之灾，得以完整地出版，保住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事后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解释说：“《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这样的反驳绝对理直气壮。
这段“拒改罢删”事件发生在大兴删改之风的上世纪50年代，不论是茅盾本人还是当时的老一代作家，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
叶圣陶与《倪焕之》“截尾”
上世纪50年代在出版和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有声望的老作家叶圣陶，对旧作的选择和修改自有其独到之处。当时，国内正在开展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活动，作为语言学家和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管，叶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求非常严格，对旧作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修改格外重视。
1954年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时，对入选的32篇小说篇篇都认真仔细地进行语言文字的细细打磨，但绝不伤及内容。比如，单单《潘先生在难中》一篇，就修改了32处。
1957年在编选《叶圣陶文集》第一卷时，他在《前记》中说：“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改动不在内容，只在语言方面。内容如果改动很大，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了。即使改动不大，也多少要变更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内容悉仍其旧。”
由此可见，对旧作的修改叶老有着明确的原则：修改只在语言，不在内容，“内容悉仍其旧”。从1951年开明版《叶圣陶选集》到1954年人文版《叶圣陶短篇小说选集》，直至1958年《叶圣陶文集》前三卷，他在编选、修改自己的选集、文集时，都严守这一修改原则。
然而，长篇小说《倪焕之》的重印，却破坏了他的这一修改信条。
1953年4月15日叶老在日记中记载：“人文社编辑来访，谓彼社将重印余之《倪焕之》，建议删去其第20章及第24章起至末尾之数章。余谓此书无多价值，可以不印。……若他们从客观需要考虑，认为宜出，余亦不反对。”
接受了人文社建议，叶老按要求对自己的小说动了“截尾”手术。《倪焕之》原著结束于大革命失败，主人公倪焕之在大屠杀中悲愤病死。经过“截尾”，小说提前了整整两年，终止于“五卅”运动，以倪焕之奔向工农，将与工农结合而终篇，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结尾。“截尾”删去了第20章和第24至第30章总共8章，共计3．5万字的篇幅。这部原本浑圆完整的长篇名著，就这样被肢解成为残缺不全。
但这样的改动绝非完全出自作家的本意。从上述日记中可以看出，叶老“首先不主张重印”，只是碍于“客观需要的考虑”，才勉强“不反对”，他接受这样的删改建议，完全出于被动与无奈。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主观臆断。
就在《倪焕之》删改本出书5周年后，1958年5月《叶圣陶文集第三卷·前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足以印证。“《倪焕之》原有30章。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20章和第24章到末了的7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1953年的版本只有22章。现在编文集，又有好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8章补上了。”
摘编自《文汇报》2006年11月5日《新文学名著被删内幕》
郭沫若由骂秦始皇到赞秦始皇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写有著名的《十批判书》，其中有一批是批判秦始皇的。他写道：秦始皇是“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大约因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极端享乐”，“这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就连学者们‘偶语诗、书’，都要‘弃市’，‘以古非今者’要夷三族。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得多少倍。”对秦始皇最著名的暴政之一的“焚书”之举，郭沫若写道：“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者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又说到焚书的后果：“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他认为，焚书“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秦始皇的焚书，是深恶痛绝，完全否定的。
但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态度，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61年12月他在所写的《读札记》一书中，对秦始皇的焚书却持了与《十批判书》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古书！……何能归罪于始皇耶？”细审之，郭老的这段话有这么几个意思：一是焚书是必要的；二是秦始皇焚的书并不多，而藏书最多的官家图书馆的书并没有烧，三是老百姓如果想看书，可以到官家图书馆去借阅，不会影响老百姓的学习；四是不能把项羽焚书归罪于秦始皇。
其实，这里说的四个方面都是难以成立的。即以“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的说法就是郭沫若的想当然：即使在今天，要到国家图书馆借书尚且需要一些并不简便的手续，能想象秦始皇时的百姓可以聚三月粮，长途跋涉自由出入当时的官办图书馆吗？
郭沫若的观点是彻底改变了。而在1958年5月8日就向全党强调要厚今薄古，称赞“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的毛泽东却似乎并没有理会郭老的观点已经转变，在“文革”中仍然拿《十批判书》作为郭老的“秦始皇观”的代表来批判。由此来看，郭老真是有点冤枉了。
摘编自《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3期李乔文《从骂到赞：郭沫若论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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