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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大笑起来。“这可是胡说！谁也没法把我催眠过去！”
“你呀，”我说，“正是最理想的一个对象。我和你打十块钱的赌，我能在六十秒钟内叫你昏睡过去。”
“好吧，”艾娜说，“我就和你赌。”
“当心呀，如果以后你觉得不舒服，可别怪我呀——当然，也不会很严重。”
我试着吓唬她，想叫她不敢打赌，但是她主意拿得很稳。有一个女的劝她别让我做催眠。“瞧你真傻气，”她对艾娜说。
“我还是要赌，”艾娜冷静地说。
“好极了，”我说，“我要你把背紧贴着墙站好，和其他的人远开着点儿，这样我可以使你聚精会神。”
她照着我的话做了，露出毫不介意的微笑。这时候屋子里的人都注意起来了。
“哪一个来计时间？”我说。
“别忘了，”艾娜说，“你要在六十秒钟内叫我睡着呀。”
“你要在六十秒钟内完全失去知觉，”我说。
“开始！”计时间的人说。
我立刻装模作样，做了两三个手势，两眼紧盯着她的眼睛。接着，我就凑近她脸前面，不让别人听见，悄声说：“装假的！”然后又做了几个手势，说：“你要失去知觉了，你已经在失去知觉，失去知觉！”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4）
这时我朝后退，她开始摇晃。我立刻抱住了她。看的人当中有两个惊喊了起来。“快来人！”我说，“哪一个帮我把她放在榻上。”
她“醒”过来时，装出了一副迷茫的神气，说感觉到很疲劳。虽然尽可以赢得这一场打赌，向大家证明她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为了玩笑，她很大方地放弃了应得的彩头儿。这件事引起了我对她的重视和好感，并且使我相信，她是富有幽默感的。
我在奈尔斯拍四部喜剧片，但是制片厂的设备欠佳，我在那里总感到不满意，不能安心工作。于是我向安德森提议，要去洛杉矶，因为，在那里拍喜剧片，他们可以提供更好的设备。他同意了，但他之所以同意，也有一个缘故，那是因为本地的制片厂太小，人手又缺，不够让三个班子同时拍戏，而我正在垄断了那个制片厂。于是，经过协商，他在洛杉矶中心博伊尔高地租借了一个小制片厂。
我们在那制片厂里拍戏的时候，来了两个新近从事这一行业的年轻人，他们是哈尔·罗奇和哈罗德·罗克，也来租借制片厂的场子。
我每拍一部新的喜剧片，它的市价就随着上涨一次，于是埃山奈公司提出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条件。凡是放映我的喜剧片的戏院，如果映一部长达两本的片子，每天至少要付五十元的租金。这样计算下来，公司在每一部影片上就可以预收五万元以上的租金。
一天晚上，我已经回到当时住的斯托尔旅馆（那是一家中等旅馆，但它是新开的，房间很舒适），洛杉矶的《考察家报》打来了紧急电话。这家报馆转告了他们从纽约收到的一份电报，电文是：
愿出二万五千元，请卓别林来纽约马戏场登台，每晚十五分钟，为期两周。此举并不妨碍其正式工作。
我立刻挂电话到旧金山找Ｇ·Ｍ·安德森。那时已经很晚，电话打不通，直到清晨三点钟才找到了他。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收到的电报，问他可否让我离开两星期，去挣那二万五千元。我说，我可以在去纽约的火车上编剧，到了那边就把影片拍好。但是安德森不同意我去。
我卧室的窗子正对着旅馆里的楼梯井，你只要一说话，所有的屋子里都会发出回声。电话不清楚，我不得不把这几句话大声儿喊上几遍：“两星期净赚二万五千元，我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呀！”
这时候楼上的一扇窗打开了，只听见一个喊道：“别废话啦，睡你的觉去吧，你这个混蛋。”
安德森在电话里说，如果我给埃山奈再拍一部长达两本的喜剧片，公司就偿付我那二万五千元。他答应第二天来洛杉矶，把钱给我，并签订一份协议。我打完电话，扭熄了灯，已经睡上床，忽然想起了刚才楼上那个人的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摊开了窗子，向上边喊了一句：“去你妈的！”
安德森第二天抵达洛杉矶，带来了一张二万五千元的支票，而原来邀我去的那家公司却于两星期后倒闭了。我的运道真好呀。
再说，回到洛杉矶，我比从前更快乐了。虽然博伊尔高地的制片厂附近是贫民区，但那里离我哥哥住的地方很近，我晚上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他仍旧在基斯顿，他和该公司订的合同要比我和埃山奈订的合同大约早一个月满期。看到我的事业这样一帆风顺，他就打算用自己的全部时间代我管事。据报道，我每拍一部新影片，声望就随着提高了一级。我虽然看到买票的观众列成的长队，知道我在洛杉矶受人欢迎达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还没想到我在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程度。在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和药铺里都在出售模仿我扮演的角色制成的玩具和肖像。齐格菲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演卓别林的节目，她们也不顾难看，都贴上小胡子，戴上圆顶帽，穿上大皮鞋和肥裤子，唱一支歌，叫《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
各式各样兜揽广告的建议，使我们应接不暇，要做广告的东西有：书籍，衣服，蜡烛，玩具，香烟，牙膏，等等。影迷的信件，一堆又一堆的，越来越多了，复信成了一个问题。雪尼坚持说，必须答复所有的来信，哪怕是多出一笔开销，也得另添一位秘书。
雪尼向安德森提议，公司除了一般发行影片以外，还可以出售我的照片。否则净让那些电影院老板去赚这些钱，那是不公道的。埃山奈虽然把我的影片成百上千拷贝卖了出去，但都是按照老式的销售方法经营。雪尼建议，应当根据座位多少，向那些更大的戏院按比率增加定价。如果采用了这个办法，每一部影片就可以多收十万元以上。安德森认为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因为它违反了整个电影托拉斯的设计，影响到六千家戏院的利益，而这些戏院购买影片的规则与方法又是不可变更的；很少电影院老板是肯按照这种条件付款的。
后来，《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埃山奈公司已取消原来出售影片的办法，将根据每家戏院座位的多少，像雪尼建议的那样，按比率向其增加定价。正如雪尼所说，这样一来，我拍的电影每一部就可以多卖十万元。这一条新闻使我警觉起来，心想，我每星期只拿一千二百五十元，编剧演出和导演都由我一个人包办呀，于是我开始诉苦，说工作太紧张，我以后拍影片需要更多的时间。自从订了一年的合同，我每两三个星期就拍好一部喜剧片。芝加哥方面很快作出反应；斯普尔搭火车赶到洛杉矶，同意我每拍一部影片另分一万元红利，作为额外奖励金。受到了这一鼓励，我的精神也就好起来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Ｄ·Ｗ·格里菲斯拍好了他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一跃而成为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毫无疑问，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他所拍的影片虽然具有情节剧的特点，而且有时失之于夸张和荒唐，但总是能够独创一格，所以他的每部影片都是值得一看的。
地密尔开头拍的那几部影片，如《轻歌齐唱》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嘉尔曼》，看来可以寄予厚望，但是自《男女之间》以下，他的作品就一直脱离不了闺阁裙钗的小圈子了。他的《嘉尔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拍了一部两大本的影片取笑《嘉尔曼》，那是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是，我离开了埃山奈后，该公司竟把我已经剪去的片断又都搜集起来，加了进去，将影片延长成为四大本，这件事把我气得病了两天。这是一次很不光彩的行为，但是它给了我一个教训，从此以后，我在每一份合同上都作出规定，即：凡是我已经摄制好的影片，公司不得对其作任何删节、增添或篡改。
由于我的合同行将满期，斯普尔又赶到滨海地区，带来了他称之为一项好到了极点的建议。他要我给他拍十二部两大本的影片，情愿给我三十五万美元的报酬，并由他支付制片的一切费用。我对他说，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我要他当场先付下十五万美元的红利。于是，我和斯普尔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演艺生涯埃山奈电影公司（5）
未来，未来——多么美妙的未来啊！未来将把我引到哪里去啊？前景令人眼花缭乱。金钱，成就，一切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纷至沓来；一切是那么迷人，那么可怕——但又是那么神妙啊！
雪尼在纽约逐个考虑那些邀我的公司所提出的待遇，而我则在结束《嘉尔曼》的拍摄工作，当时住在圣莫尼卡滨海的一所房子里。晚上我有时候在圣莫尼卡码头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那家餐馆里吃饭。纳特·古德温被公认为是美国舞台上一位最成功的演员，也是擅演音乐喜剧的丑角。他演莎士比亚的戏和现代音乐喜剧，都曾名噪一时。以前他是亨利·欧文爵士的知己朋友，先后曾经结婚八次，每一个妻子都以艳名著称。玛克馨·艾丽奥特是他的第五个妻子，他给她起的绰号也很奇怪，叫“罗马元老院议员”。“可是，”他说，“她长得真美，并且非常聪明。”纳特性情和蔼，很有修养，并富有幽默感，但是当时年事已高，不再登台了。我虽然从来不曾看过他的演出，可是久闻他的大名，对他十分敬佩。
我和纳特成了莫逆之交；在那些秋寒料峭的黄昏，我们常常沿着荒凉的海滨人行道散步。天气萧瑟愁人，我内心中更是激动。他听到我拍完了影片将去纽约，就向我提出了一些极其有益的忠告。“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你到了纽约，可不要走近百老汇大街，不要和观众见面。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儿，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样只会毁灭了他们给观众造成的假像。”他说这话时声音是那么洪亮。“到处都会有人邀请你，”他接下去说，“但是，你可别接受那些邀请。选择一两个人做朋友也就够了，其余的，就让他们成为你想像中的人吧。有许多红演员，都错以为应当接受社交上所有的邀请。约翰·德鲁就是前车之鉴。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去到所有人的家里，结果是人家都不上他的戏院里去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客厅里看到他了。你已经迷住了一般观众，而如果要继续迷住他们，你就得离开他们远一点儿。”他忧郁地说。
那是一个秋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