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虚龄６岁的皇三子同兄长一起去给父皇顺治请安，顺治询问他们各自的志向，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而皇三子的回答却是“待长而效法父皇，黾勉尽力”。
当皇三子即位之后，太皇太后问其有“何欲”，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惟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学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诲下，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康熙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历史似乎在有意测试孝庄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后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病故，享年２４岁。
抚养、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知天命”年岁的老人身上……
历史似乎也在有意为难孝庄，虽然她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以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
虽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回荡，但她的关于四大臣联合辅政以便互相制约、避免专擅的设想，已经被如脱缰之野马的权力击得粉碎。
指望臣辅之间能互相制约无异于画饼充饥……
在四辅政大臣中鳌拜本来排在最后，但最终大权在握、不断架空乃至凌驾皇权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经常称病不朝，实际上他可还没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辅政大臣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况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尽管在顺治去世后她以“本朝家法”拒绝了垂帘听政的奏请，但她绝不会不关注政局，从多尔衮去世后的一系列部署都体现出太后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他就应该急流勇退。
位列辅臣第二的苏克萨哈非常清楚，他在顺治八年二月对多尔衮殡服违制的告发虽成全了顺治却得罪了孝庄皇太后。
皇太后实际上并不愿重提旧账、把内部矛盾公开化。
在顺治病危时，苏克萨哈决定以身殉主，这其中固然有对顺治不遇之恩的报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顺治逝后动荡莫测局势的不尽忧虑。
顺治对跪在病榻旁的苏克萨哈劝解道：“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
”苏克萨哈接受了皇帝的嘱托，放弃了殉主。
然而从受任辅政大臣伊始，就体会到来自两黄旗大臣的刁难，面对颐指气使的鳌拜，只有节节退让，忍气吞声。
索尼的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鳌拜已经不能忍受名列辅政大臣第四的现状，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时故意慢走，好让鳌拜走在自己的前面。
而鳌拜的心腹——工部尚书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鳌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面，试图改变朝廷对辅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权在握的鳌拜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内大臣费扬古对鳌拜不那么恭顺，鳌拜便以费扬古的儿子——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把倭赫及一起当班的另外三名侍卫全部处死；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心怀不满，而把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也都处死，偶一泄愤便有七人丧生。
在排除异己方面，鳌拜比起当年的多尔衮要残酷得多。
而汤若望一案的发生就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在顺治元年颁行天下；他以医术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并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成为小皇帝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而当顺治病危为避免幼主临朝而坚持传位堂兄时，汤若望以皇三子已经出过天花为由，竭力劝说顺治接受皇太后的传子主张，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康熙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辅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做出特殊贡献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顷刻之间便沦为了阶下囚。
酿成汤若望锒铛入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西方神权同中国皇权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辅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只有索尼是个文化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在当时的满洲权贵中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对于天文历法、特别是西方天算学同中国传统历法的差异及其优势，也是一窍不通，更别说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另外三位辅政了。
因而当具有排外思想——“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时，已经半身不遂的汤若望也就在劫难逃了。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在康熙四年初（１６６５年）对病入膏肓的汤若望做出凌迟处死的判决。
这份判决在三月初二送抵御前，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词斥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尽管太皇太后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上天赫然震怒，驳回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此案依旧按照辅政大臣的意志做出判处：奄奄一息的汤若望以戴罪之身被抬出刑部大狱，受此案牵连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均被处以死刑。
无情的现实引发了太皇太后对权柄下移的忧虑，大臣辅政与亲王摄政竟然相差无几！在大权旁落这一点上，只有形式的差异，并无实质的区别。
鳌拜专权已经严峻地摆在孝庄和她的孙子康熙面前。
如何遏制鳌拜权力的膨胀？如何孤立鳌拜？慈宁宫中的太皇太后在孤灯长燃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太皇太后想到了联姻，一向对满蒙联姻格外重视的孝庄，此时为了孤立鳌拜，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册立遏必隆的女儿为康熙的贵妃，为日后一举摧毁专权的鳌拜集团，事先布下棋子。
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鳌拜以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圈地时正白旗占了镶黄旗的位置，提出换圈。
受命办理的换圈户部满尚书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等不仅对换圈进行抵制，而且吁请康熙亲自处理——“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鳌拜因三位大臣反对换圈而大发淫威，执意要将三大臣处死，在遭到康熙拒绝后竟然假传圣旨，将三位大臣杀害。
面对鳌拜如此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就连索尼也感到事态严重，惟一的办法就是吁请康熙亲政。
顺治亲政时还不满１４岁，到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小皇帝已经１４岁，到了该亲政的时候了。
于是索尼出面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强迫鳌拜一同联名疏请康熙亲政。
然而这份吁请皇帝亲政的疏奏却被太皇太后给“留中”了，也就是说暂不做处理。
直至索尼去世后——康熙六年七月初三，才公布康熙对“留中”疏奏的批示：“经太皇太后谕允，择吉亲政”，但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太皇太后甚至以“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作为“仍行佐理”的理由。
康熙在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但这只是形式上亲政，鳌拜在“仍行佐理”的懿旨下继续大权独揽。
从形式上亲政到实际亲政是当务之急，但面对鳌拜在辅政期间所结下的庞大党羽孝庄不能操之过急。
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足以表明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
为了让鳌拜疏于防范，在太皇太后的导演下，康熙对“布库”（满族摔跤）兴致日浓，甚至还观看身边小太监表演“布库”，以便让鳌拜产生皇帝玩物丧志、不足为虑的错觉。
让太皇太后始料不及的是，铲除鳌拜比当年擒拿阿济格还要艰难。
如果明发谕旨治罪鳌拜、清除鳌拜集团“恐不免激生事端”，祸起萧墙。
她必须面对鳌拜党羽已经左右朝廷、尾大不掉的严峻局势。
所幸她的联姻策略开始起作用了，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已经辞去吏部侍郎，到康熙身边充当了侍卫，鳌拜的党羽还不可能把小皇帝完全封锁起来。
在孝庄的策划下康熙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君臣在对弈的过程中就已经把擒拿鳌拜的细节安排完毕。
几天后，鳌拜入宫陛见，正在演习“布库”的十几名小太监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时为康熙八年五月十六（１６６９年）。
在祖母的帮助下康熙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亲政，诚如康熙所言“设无祖母，无以成立”，“设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盛世端倪
太皇太后已经从康熙的初政中看到盛世的前奏：鳌拜专权时期所制造的一起起冤案很快得到昭雪，酿成清初２０多年社会动荡的圈地也被“永行停止”，而更名田的实行以及对黄淮运的治理等，都为迭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那沉重而又血腥的一页终于被掀了过去。
从康熙书写在宫中柱子上的“漕运、河务、三藩”这三件大事，孝庄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到２０岁的康熙已经具有拨揆轻重的能力，在这三件大事中以三藩问题最为棘手。
在顺治时期，为了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派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平西王吴三桂驻防四川，为了对付郑成功又派靖南王耿继茂驻防福建。
从当时来讲上述部署促进了清朝海内一统的实现，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桂王已经逃亡缅甸，而郑成功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在顺治十八年初率领主力跨海东渡，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尤需一提的是定南王孔有德在顺治九年同抗清势力的较量中阖家遇难，只有一女孔四贞死里逃生，四藩也就变成了三藩。
有一利必有一弊，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孝庄，当然从“利”中洞察到“弊”。
三藩在两广、四川、福建的长期驻防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形成国中之国。
而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相机而行。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三月，年已古稀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撤藩的机会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孝庄已经放开手让康熙去处理军国大政了，她不能让孙子对自己产生依赖感，经过十几年的培养如果康熙还不能独自处理军国大事，那便是自己教育的失败。
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孝庄看得很透：抓住这个机会就能解决三藩的尾大不掉，但这肯定要冒激变的风险。
放弃这个机会可以暂时太平，却难免养痈成患……
康熙果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尚可喜归养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