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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刚刚做《 开心辞典 》，这毕竟跟你过去做《 经济半小时 》那种一对一的，特别是在实地的采访是很不一样的，它需要你驾驭整个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场子。
王小丫：刚才你说得特别对。其实我当时做《 开心辞典 》的时候，我特别被动，我是为了兴奋而兴奋，比如说来了那么多人，哎呀，不行，来了那么多客人，我得高兴，我得笑。我记得第一期节目我穿了一条红裙子，我就说我得笑，我得开心，我就这样子。后来我们那个制片人的老公看了之后说，哎呀王小丫是为了兴奋而兴奋。我说你老公的目光太敏锐了，因为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让我做一档节目，一年五十多期，每周一期我做不到，我觉得人都会枯竭的。
杨澜：那你后来什么时候才在这个节目中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觉了？
王小丫：后来，我记得《 东方时空 》有一个编导他跟我说，你看吧，中央电视台灯特别亮，你的选手呢是一个普通人，来到这里，你要给他体面，你要让他觉得体面。哎呀，我觉得他这句话对我的启发特别大，然后我再想我的节目，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失败离开的，因为答到最后的冠军是少数，答不出来的是大多数。然后我就在想，我怎么样让他们得到最大的尊重，答错了，还要得到最大的体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特别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变成一个比较好的考官，比较宽容的一个考官，时不时还放点水。到了第四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参赛之前，就是开录之前呢，我就让我们剧务去买啤酒，我说一人发罐啤酒，给他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很open的地方，你不需要锁闭自己的心灵，你做什么都可以，你撒点野，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关键要把自己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普通人的个性才更容易展现出来。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杨澜：你酒量是不是特别好，跟你们家乡的习惯有什么关系吗？
王小丫：我小时候是在彝族聚集区，凉山，四川靠近云南的一个地方生活的，就是发射卫星的地方。
杨澜：那地儿人都爱喝酒。
王小丫：彝族人他就是这样的，有三件事情是必须做的，第一是喝酒，第二呢是唱歌跳舞，还有呢就是晒太阳发呆。
杨澜：能不能跟我说一下第三件事为什么是必须做的？一般来说喝一点酒，在阳光下发发呆，是一个特别享受的时候。你多久没这样了？
王小丫：我现在经常这样。
杨澜：还有一段录像，是小丫在跑两会的时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说的属于香槟酒在冒泡的那种感觉。
王小丫：是啊，这个完全是属于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杨澜：你出汗了，给你扇扇。
王小丫：幸福来得太突然了。那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跑了六年的两会，每年坐第一排，就每年举手，举手，举手，举了六年。然后到了今年这时候呢，特别有意思，我一看已经是总理说最后两个问题，一个给中国记者，一个给外国记者。先给外国记者，我就想最后一个中国记者肯定轮不上我，我就给我们的司机发了一个短信，我说做好准备，咱们可以把车挪出来了，因为很多车嘛，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赶紧回去发稿子，晚上还要直播。我正发完一条短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说那个穿红衣服的第八排的那位女士。
开心考官：王小丫（3）
杨澜：你没举手吗？
王小丫：不是。当时反正听说提问就举呗，那个时候举手都是习惯动作了，然后明明人家旁边那个人也举，说这个是外国记者，自己也在那儿举，就这样子的。那个举手就是一个动作，必须每个人都举着，就这样，然后一边举，一边发着短信。啊，然后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准备了三个问题，当时有三个选择，然后我就挑了个……
杨澜：捡着最长的问。
王小丫：对，捡着那个出镜率时间最长的，然后自己还停顿很长时间。
杨澜：但是做主持人做记者做这么长时间，你还有这种热情和激情，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事，好多人觉得，反正每年都这么做呗，就很容易被消磨掉了。我看你还特别热情，好像你还发明了一个绑架法，说她就是看着一个部长出来，啪，一挽手是吗？说属于绑架了。先绑架了，然后再开始问，是这样吗？
王小丫：最有戏剧性的是我们一上去之后，就看到那个水利部的一个部长，然后我们心想肯定也是一个领导，就嗖地冲上去，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勇猛，他说薄熙来在后面，然后就听见这一群记者，哗，就往后头瞅。
杨澜：这有点像转移目标的意思是吗？
王小丫：对。所以我们当时也觉得这个特别好玩儿，然后有一年大概是跑两会，跑到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动感采访，每天就看见我和摄像不拿脚架，摄像是一个特别高的东北小伙，一米八，就扛着摄像机先冲上去，基本上就先把那个胳膊给挎着，然后有些时候脚还顶着人家，意思就是不能动。
杨澜：脚上这招我没听说过。
王小丫：绝对绝对管用，要抵着，这样他不能转嘛。
杨澜：太棒了。
王小丫：因为很多人围着，我得照顾机位，就得这样。他有些时候，比如说这边一个问题，一下又到这边了，你就先拽着，不许动。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谁在拽他，一群人围着嘛。
杨澜：那时候你那只脚挺有劲的。
王小丫：一群人，一想这么有劲的胳膊，肯定不会是我的，我胳膊这么细。肯定还不知道，想那是谁的呢。然后哇哇哇问完之后，立马一蹲，就从人群脚下蹿出去了。如果你一直在里头的话，就会挤得七零八落的，问完自己的问题就一蹲，从底下一出溜就出去了，当时特别可笑。就这样，我们也不带脚架，也不带什么，那个画面就是这样摇摇晃晃的，后来他们就说哎哟，这种动感采访，老百姓特别爱看。
杨澜：就爱看你们七歪八斜的这种。
王小丫：对，然后说真好看，今天有新闻。
自信源于父亲
杨澜：小丫，你第一次把电视主持人纳入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时候？
王小丫：我没有规划过，纯属偶然。因为我以前在一家报社工作，后来我们报社垮了，不能继续了，就停刊了。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发了一个特别小的停刊启事，然后我就在想，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我有几个朋友在中央台，她们在《 半边天 》，阿果啊，梁红啊，刚刚那段之前开过世界妇女大会，在怀柔……
杨澜：那是1995年的时候。
王小丫：对，就是1995年的时候。她们当时革命热情特别高涨，就说嗨，这个电视真好，你看这个电视比报纸就是好，报纸只能看，这个电视呢，我说电视那不是也只能看吗，不对呀，还能听。
杨澜：嗨，成广播了。
王小丫：我说那不是成广播了吗？她说不对呀，又看又听啊，还能有音乐，报纸能写出音乐，你有这个旋律吗，你有这个节奏吗，哇哇哇就说了很多。我到机房去看她们，我觉得她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就是一排机房，当然现在我们很熟悉这个环境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电视，红红绿绿的，在那儿咔咔咔咔的。
杨澜：很娴熟啊。
王小丫：特别高科技，怎么一下一个特技了，一下又怎么了，哎呀，我觉得你们的职业太有意思了。我每天拿个本拿个笔，颠簸颠簸就说杨澜，请你谈一下什么什么，就记下来，晚上熬个夜，第二天交给总编看。我就觉得她们的职业特别有意思，但是，我对电视特别不懂，除了知道把电视开关打开，关上，就再也不知道别的了。后来她们跟我说你去广院学学吧，然后我就去了广院。
开心考官：王小丫（4）
杨澜：你文字上好像一直是挺有自信的，这种自信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王小丫：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我爸，因为他是报社的总编，所以他经常要写点社论啊什么的，写到得意之处就……
杨澜：写社论啊？
王小丫：对，还给我们朗诵。你看，今天的社论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还写点什么电影剧本啊，写点副刊上的文章啊。所以我就一直对文字很崇拜。
杨澜：造诣特别高的人，就容易给女儿起名字叫王小丫，是吗？
王小丫：虚怀若谷。
杨澜：你有没有反抗过，跟父亲？
王小丫：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在特别小的时候，对很多事情就是只能知道表皮的东西。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在四川嘛，四川人经常就是这么叫你。
杨澜：怎么叫你？
王小丫：说那个树丫，树丫丫，就说你是一个树丫丫。
杨澜：树丫丫。其实四川话是很亲切的。
王小丫：对啊，这种感觉很温柔的，不像北京话，一说就特职业。当时就觉得老是被小朋友取笑呀，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比较轻，出门看见一棵树，就是树丫丫什么的，就觉得不对。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能不能改一个名字，当时给自己改了很多名字，自己翻字典。
杨澜：什么淑英呀。
王小丫：还翠芬呢。
杨澜：你给自己改一什么名字？
王小丫：比如说我当时特别喜欢一个字，三个水叠在一起。
观众：淼。
王小丫：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字，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课外读物……
杨澜：你要取了淼，跟我这澜就差不多了，反正都在海里的。
王小丫：对，我就把我所有的书上都写上王淼，就好像这是我的名字。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抒情的抒字也不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刚刚开始成长。
杨澜：王抒。
王小丫：刚刚开始成长，总是想表达自己的内心，王抒，我也写过。后来，我们隔壁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凯字特别好，那个时候有一个《 凯歌高奏 》啊，老在电视里播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多激昂啊，跟你这丫字，刚好是反差挺大的。对，我说这字也不错，挺有力度的。
杨澜：王凯。
王小丫：我说王凯吧，后来说不行，这音好像太脆了。后来我就拿着好多字给我爸看，我说你说哪一个好，他说你哪一个都不要，都不要改，以后你长大，你就知道这名字好了。后来还真是。后来我不是在报社吗，我们总编辑叫张大明，一般这个报纸呢，大家仔细地看啊，总编辑谁谁谁，用的差不多是三号或者四号黑体字来写的，本报记者王小丫呢，一般是五号字，你想字体差了两个级别呢。但是我跟他有一次去四川的内江出差，当地接待我们的人说，王小丫怎么怎么，那次你还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后来我就发现，我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