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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事人双方均承认和解条款中客观上已经规定了某种债权债务关系，而债权债务关系也可产生一定的法律责任。这是从协议第６条推导出来的。和解协议第６条规定：上诉人、利害关系人和被上诉人均承认除本和解条款中所规定的事项以外，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显而易见，不存在的仅仅是其他债权债务，而条款中所约定的债权债务则是存在的。和解协议中所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由信托合同关系直接引起的，违反了信托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这一法律责任同样也是协议第１条的附文所无法否定的。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案件”的准据法及其局限性（3）
（三）由“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的民事信托性质所决定，信托合同之债最初起源于二战末侵权行为之债。所谓“民事信托”是指具有私益性质，由除商业受托人以外的主体担任受托人的信托，它是私益信托的一种。紓紣矠中国红十字会不属于商业受托人，由其担任受托人的信托，显然不是公益信托。在日本，“祭祀、宗教、慈善事业、学术、技艺以及其他以公益为目的的信托为公益信托紓紤矠”。本案和解协议第２条约定，被上诉人为解决《共同声明》第２项记载的问题“为向在花冈作业点遇难的人们表示慰灵等的意向，向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信托５亿日元”。和解协议第４条第３项进一步约定，本基金“作为对受难人员进行慰灵及追悼，对受难者及其遗属的自立、生活照顾、子女教育等经费的补充”。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该信托的受益人是特定的，是指９８６名受难者或其遗属。根据信托法理论，对于信托是否具有公益性，可以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紓紥矠。从信托的实质方面讲，公益信托应当有明显的社会利益。从信托的形式层面看，公益信托的受益人应当不特定，如果受益人已经明确指定，则享受信托利益的只是被指定的受益人，不能认为社会已从中受益。只有受益人不特定，即谁都可能从中受益，才可认为信托具有公共利益实质，从而成立公益信托。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的设立显然不属于公益信托，而只能属于民事信托，即私益信托的一种。那么，被上诉人鹿岛公司为什么要实施这种私益信托行为呢？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作依据，一下子拨出５亿日元从事不可能产生任何利润的私益信托活动，难道是正常的吗？答案只能从几十年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之债这个角度去找。由于当年积极参加强掳中国民工、强制其劳动等侵权行为，鹿岛公司必须切实肩负起法律规定的责任。信托的形式改变不了这一本质。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对日民间索赔的法律问题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花冈事件的原告和被告之间就诉讼达成了和解，并按照和解设立了基金。围绕花冈事件和解，可以说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如何评价和对待该基金可以说尚取决于其他受害者的态度。除花冈案件以外，刘连仁诉讼案、慰安妇诉讼案、七三一诉讼案、平顶山诉讼案等等对日民间索赔案件均处于关键阶段，随着国际上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呼声的高涨，国际人权意识的提高，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可以说日本政府和负有责任的企业已经不能无视对日索赔的要求，以花冈案件和刘连仁案件为代表，现在至少日本法院已有所“松动”。对日民间索赔的“序幕”已经拉开。如何理解和处理对日索赔，特别是由于日本政府没有进行政治解决之前，法律解决就特别重要，而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法律问题。本文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方面，以花冈和解为线索，探讨对日民间赔偿的法律问题。
二、花冈事件及其诉讼和解概要
花冈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４月耿谆等共计近１０００名中国人被强制运往花冈，为“鹿岛组”（现在的鹿岛建设公司之前身）做工。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超强的劳动以及虐待等因素仅半年时间就有２００多人死亡。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晚，７００名中国劳工暴动，遭到日本军警围捕枪杀。共计４１８人命丧东瀛，此乃闻名于世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花冈惨案”幸存者在北京成立的“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３项要求：１． 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２． 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３． 向花冈事件受难者９８６人每人赔偿５００万日元，以资象征性地补偿受难者肉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苦难、创伤和牺牲。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在东京鹿岛建设公司本部，“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代表与鹿岛建设公司副社长村上光春就谢罪与赔偿问题进行交涉，谈判结束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对“花冈惨案”负有“企业责任”，并表示了“谢罪之意”，对于赔偿，鹿岛建设公司只是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必须通过对话努力进行解决的问题”，表示待以后协商解决。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以耿谆为首的１１位“花冈惨案”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给予每人５５０万日元，共６，０５０万日元赔偿的请求。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法院对花冈事件诉讼案作出最终判决：１． 驳回原告一切请求；２． 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３． 原告上诉期为６０天。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２日，“花冈惨案”的幸存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１９９９年９月东京高等法院以职权劝告双方用和解的方式解决该争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达成最终和解，其主要内容如下：１． 双方确认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共同声明》的内容。２． 被上诉人主张《共同声明》并不意味着承认其具有法律责任，上诉人对此表示“了解”。３． 被上诉人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５亿日元，用以支付给受难者及其家属。随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鹿岛发表了《关于花冈事案和解的声明》，认为该款项是鹿岛捐出的，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４． 花冈案件全部解决。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如果今后其他人提出赔偿请求时，红十字会和上诉人有责任进行解决，承诺不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负担。５． 确认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伤病者死亡者家属援护法》、《军人恩给法》、《原爆二法》等一系列法律对日本国民进行补偿，其金额达到３５兆日元。对外国人的赔偿仅近１，０００亿日元，即对原台湾军人及其家属每人２００万日元，韩国被害者共计４０亿日元的补偿，而对一般二战受害者并没有给予任何补偿。这和不区分德国人和外国人均给予补偿的德国以及对战争中强制收容的日本人给予谢罪和补偿的美国和加拿大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日本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批判和指责。而花冈诉讼是中国公民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次大战中负有罪责的日本企业的首桩民间索赔案，也是以和解方式，运用信托制度建立基金，对全体受害者进行补偿的案件，所以，在确定日本企业责任和赔偿方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战争责任及其赔偿的国际法律制度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肆意侵略亚洲各国，给亚洲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虽然通过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日本违反国际法准则，奴役亚洲人民、践踏人权、侵害自由而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经济、精神的痛苦和损失，日本并没有给予任何赔偿。对日民间索赔中可能涉及到的日本政府违反的国际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责任的依据
１． 关于强制劳动问题，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加入《关于强制劳动的公约》，该公约是１９３０年（ＩＬＯ第２９号条约）制定的，规定缔约国应该禁止强制劳动，公约第１条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停止强制劳动；第１２条规定强制劳动不得超过６０日；第４条规定禁止许可私营企业进行强制劳动；第２１条规定，矿山的地下劳动不得使用强制劳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的行为来看，严重地违反了上述规定。
２． 关于一般受害，日本政府于１９１１年批准了１９０７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制定的《陆战法规惯例公约、惯例章程》，１９１２年对日本生效。该公约第３条规定：“违反前述条款规则的交战当事者，发生损害时负有赔偿的责任。交战者对军队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确立了加害政府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惯例章程》第２５条规定禁止向未设防的城市、村落发动攻击，第４２条～５６条规定应遵守占领地法律，禁止掠夺，并尊重私权。
３． 关于战俘待遇有１９２９年７月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日本当时虽然没有参加该公约，但是，作为国际习惯法，日本应该遵守。
４． 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于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加入《关于禁止买卖妇女从事丑业的国际条约》，该条约于１９１０年５月４日制定。按照该公约第１条和第２条的规定，日本政府对为满足他人情欲而以丑行为目的，劝诱、诱引、拐骗未成年妇女和以欺诈、暴力、胁迫、滥用权力以及其他手段劝诱、诱引、拐骗未成年妇女的人负有惩罚义务。
５． 关于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８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分割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做有效的补救。”
如果日本政府违反了以上所列公约，那么，自然负有国际违约责任。
（二）国际救济
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其他缔约国，特别是权益受到侵害的缔约国国家可以向违反国际条约的国家提出赔偿要求。另外，根据ＩＬＯ条约，缔约国、使用者、劳动者团体均可向ＩＬＯ秘书处提出请愿（ＩＬＯ宪章２４～３４条），对于重大的违反人权的行为，现在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