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笑笑，说：“难道你真没听说……五马进京，是指中央局五位书记调中央来嘛。”
高岗又故意问：“那一马当先呢？”
饶漱石讨好地说：“就是指你高主席啊。这话还真形象，你四蹄生风，哒哒哒地跑在最前面，带领我们跑。我们追都追不上啊！”
饶漱石边说，还边加上动作表演。
高岗一仰脖子哈哈大笑。
高岗笑罢，随即一本正经地说：“漱石同志，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多配合吧。用小日本的话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饶漱石也哈哈地笑了，连连说：“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政治局正在召开会议。
由于这是一次汇报会，座位的排列与往常有所不同。
会议桌主要的一侧，中间端坐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等分列两边。毛泽东的对面，坐着薄一波和财政部、商业部的领导人。
政治局平时开会之前，气氛是很活跃的。由于政治局委员们平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开会才能互相凑在一起，因而见了面总是显得很亲切。往往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在小声商量事情，还有的在近处走来走去，利用会前有限的时间活动活动筋骨，因为会议一旦开起来，差不多一坐就是半天。
可是今天，会议室里却十分沉静。大家都默不作声，忙着翻阅桌上的文件、材料。就连平时会前习惯于在周围走动的高岗，此时也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用心思考着什么。
毛泽东没有翻阅眼前的文件。他目光炯炯，神色严峻，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
会场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周恩来的表情也不轻松。他时而翻阅手头的文件，时而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时而看看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手中的香烟只剩下烟蒂了，便对毛泽东说：“主席，开始吧。”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很利索地轻轻一旋，烟头就掐灭了。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环顾四周，说：“现在开会。今天，由财政部把新税制的问题，向政治局做一个较为详细的汇报。主要汇报这么几个问题：修正税制的目的，新老税制有什么不同，新税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批评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主席，你看呢？”
毛泽东点点头。
周恩来又转向薄一波说：“一波，这样行不行？”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好，好。先请吴波同志汇报，我最后再做点补充。”
吴波是财政部副部长。他戴上眼镜，先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好几份材料，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汇报起来。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他真怕汇报不好，过不了毛泽东、政治局这一关，招致更为严厉的批评。
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已经严厉地批评过财政部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这是一条特大新闻。
修正了的税制公布后，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轩然大波。
１月９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们不懂，为什么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
１月１１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聚集。
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政委员会，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过问了。
１月１５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这样一封信：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看了数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办法。勤勉谨慎的周恩来，写完信后没有马上送走，而是把薄一波找了来。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
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他看到信中毛泽东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看来，问题严重了。”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周恩来接过信，诚恳地说。
周恩来做自我批评，也是有原因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了汇报，他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６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１６４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
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得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办法得力不得力。”
随后，两人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起来。他们商讨的结果，决定马上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先在现有基础上做做工作看，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果断地停止执行新税制。财政部注意整理个材料，待适当的时候，向毛泽东、政治局全面汇报一次。
这样，就有了这次汇报会。
吴波在汇报中，主要讲了下面一些内容：
建国后，我们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逐步整理的方针，建立起了自己的税制，这就是１９５０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税法从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出发，做了一些特殊规定，比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１年所得税，营业税按２％的税率征收，并打８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３年，等等。
可是，进入１９５２年下半年，税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一方面原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另一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税收还要不断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刚结束，资本家叫苦，种种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
税制修正的原则是两条，一是保税，二是简化税制。
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进行了三点修正：第一，工业总分支机构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交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的做法；第二，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第三，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８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
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主要做了两点修正：第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国营工业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２２种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涌税，就可行销全国，不再缴纳其他税和附加，大大简化了纳税手续。第二，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可是，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如果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我们考虑这个意见有道理，就采纳了。
新税制公布后，引起了波动。现在看，新税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比如，操之过急，工作不细，宣传不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有些提法，像“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也不妥当。加重了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某些私商和资本家占了些便宜。对人民群众思想上、心理上也有一定不良影响。
新税制的教训，主要有两条：第一，急于出台，太过于匆忙，使许多工作没有跟上，结果陷于被动。第二，一些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从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胜利，胜利来得很快，因此不顾经济工作的复杂情况，单凭热情办事，从主观出发，不懂得一个环节变了其他的环节也要变，违反了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这就要受到惩罚。
吴波汇报完后，薄一波发言做了自我批评，非常爽快地承担了责任。
随后，周恩来也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讲话了。毛泽东一改平时政治局开会时讲话谈笑风生的风格，神色冷峻，口气十分严厉。他说：
“财政部的汇报，问题讲清了没有？实质抓到了没有？不知在座的同志怎么看，反正我看没有。新税制，新不新啊？新嘛。过去没有的提法，现在有了，还不新吗？新税制，新在哪里啊？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是提倡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本主义之私的。这下倒好，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鲜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个新鲜的提法。可是，很遗憾，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
“税务，事关国家的财政来源，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
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指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四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应的特殊形式。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