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指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四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应的特殊形式。他发现，大家都在凝神静听。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和薄一波在埋头做记录。
毛泽东放开声音讲下去：
“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呢？有啊。谁呀？资本家。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实行新税制不是什么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新税制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
高岗一直在注意倾听，并偶尔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记下什么。他还不时地悄悄观察周恩来的表情。他心里琢磨开来，毛泽东如此严厉批评周恩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东的批评震动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听出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还不在新税制本身，而在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如此大的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实行新税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主席却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格外恼火。
毛泽东讲到最后，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他面冲着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高岗听了，心头猛地一动。
晚上，高岗又是在家中宴客，宴会后照例安排有舞会。满面春风的高岗，陪同客人刚要步入舞厅，秘书前来报告说，接到中南海电话，毛泽东主席要同高岗随便聊聊，问高岗有没有时间。
高岗一听，毫不犹豫地说：“主席找我，没有时间也得有时间。赶紧回话，就说我马上就到。”
高岗礼貌地向客人表示歉意，并交代左右安排好客人的活动，不要因他的失陪而坏了客人的兴致。以好客闻名的高岗，其实是把请客作为一种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传播新闻、交换情况的手段。他的家门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有时甚至天天请客。他十分注意把家中的宴请活动安排得周到、热闹，既随意，又丰富多彩，以便增强吸引力，让人们乐于前来。因为凡他请来的客人，在他看来都是用得着的。
一辆崭新的苏联产的黑色吉姆轿车，早已等候在大门口。高岗一头钻进轿车，从东交民巷８号的住处快速向中南海驶去。
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
算起来，在中央领导层的主要领导人中，高岗和毛泽东相识得最晚。然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却一直相处得不错。
谢子长、刘志丹领导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高岗是最早的一批参加者之一。１９３４年秋，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加上有病，于次年２月去世。刘志丹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击，一度被投入监狱。高岗也被殃及，同刘志丹一起被关进了牢中。及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亲自平反了刘志丹的冤案，才把刘志丹、高岗等人放了出来。可惜的是，第二年４月，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在晋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高岗打内心里感激毛泽东。因为他知道，要不是毛泽东的解救，他将一直背着“错误路线”的枷锁，政治上就被判了死刑。甚至很有可能，他早就被真正的错误路线杀掉了。他心里清清楚楚，王明路线错杀的高级干部，实在是太多了。
１９３６年，高岗被派往内蒙古地区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内蒙古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党中央到陕北后，是始终重视内蒙工作的。考虑到高岗对陕北、内蒙古一带情况熟悉，工作有一定基础，党中央多次专门讨论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帮助建立了以高岗为首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以高岗为首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撤消，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其中包括做回族的工作。高岗又开始了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他凭借自己剽悍的体魄、豪爽的性格、流利的口才和高深莫测的城府，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就连反复无常、难以驾驭的“哥老会”，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和张闻天、萧劲光联合致电高岗，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任务是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古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内蒙古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高岗的骑术甚精，他的坐骑是一匹纯种蒙古马，通体雪白，高大勇猛。他骑在马上一身戎装，腰插双枪，往来驰骋，威风凛凛。
在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是主张搞“五湖四海”的。他对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评价甚高，曾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看到中国党内和红军内，客观上存在着“山头”，而所谓“山头”，其实就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于是，他把陕北根据地同瑞金、鄂豫皖、湘鄂西等一样，也看做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突出的代表。有一次，他召开陕北老干部座谈会，会上有些人反映说，谢子长、刘志丹牺牲了，论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毛泽东对高岗并不熟悉，当然也谈不上更多的了解，但既然大家这么反映，陕北也应当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把高岗从内蒙古调回了陕甘宁边区。
高岗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加上在中央眼皮子底下工作，有成绩容易被看到，和中央领导接触又多，很快他就成了一颗上升的明星，以让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毛泽东对高岗也是很器重的。战争年代不说，就是在建国后的不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高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所表露的观点，像对待山西合作社的态度、工会工作的方针、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等等，都十分赞赏。对高岗所主持的工作也十分满意。抗美援朝，毛泽东倚重彭德怀和高岗。毛泽东有许多电报，是发给彭、高两个人的。高岗在东北主政，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有的被中央转发，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像著名的“三反”运动，就起源于高岗。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日，高岗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犯下了贪污罪，从而被毛泽东亲自批示处决的。
高岗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总结经验，勤于向上汇报情况。他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将国家计委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的工作情况和１９５３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给毛泽东写出报告，毛泽东收到后的第二天就批示说：“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
这次毛泽东召见高岗，并不是开会，而是私下两个人带有聊天性质的个别交谈。这对高岗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
当高岗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等候在外面的会客室里了。
高岗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但很快，他这种感觉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他想，自己是堂堂的东北最高首脑，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毛主席就是再伟大，平等地坐在一起谈个话、聊个天算什么！毛主席高看我高岗一眼，给我高岗以礼遇，也是应该的嘛。旧时的帝王都能做到礼贤下士，何况共产党的领袖，何况我高岗也不是什么“士”！
这次谈话，毛泽东自始至终兴致勃勃。谈话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宽，内容之重要，气氛之亲切自然，这一切都出乎高岗的意料，令高岗兴奋不已。
他认为摸到了毛泽东的底。这个底既包括毛泽东对他高岗本人的看法，也包括毛泽东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还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一些重大问题，像国家的领导体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层的分工和调整、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的意见和思考。
步出菊香书屋，高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脚步轻盈得如同搂着年轻姑娘跳舞。坐在回家的车上，他向后座上一仰，翘起了二郎腿，竟然情不自禁地哼起小调来。
司机听出他哼的是东北“二人转”，感到很新鲜，回头瞧了他—眼，说：“高主席喜欢‘二人转’？”
高岗微微一笑，说：“凑合吧。吃了几年东北的高粱米，对它有了点兴趣。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秦腔。另外，咱陕北民歌也不赖哟。”
司机不再说话，专心开他的车去了。不一会儿，他听到后座上的高岗又低声哼了起来。不过，这回他却再也判断不出，高岗唱的究竟是秦腔，还是陕北民歌。也许是他根本就分不清，也许是高岗唱跑了调。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和煦的阳光，轻拂的春风，清新的空气，加上盛开的海棠花，这一切把中南海西北角的这个四合院装点得充满了生机。
邓颖超在院子里散步，她显然为眼前的春色迷住了。她知道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便冲着里面大声叫道：“恩来，恩来！”她想让周恩来出来活动活动，赏赏花，也换换脑筋。他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
可是，周恩来没有回声。
邓颖超返身进屋，发现周恩来已伏在案头，睡着了。
“唉，他总是这样，没白没黑地工作，从来不知道爱惜自己。”邓颖超顿时心生怜意。她放轻了脚步，转身去卧室取来一件衣服，想过去为他披上，防止他着凉。谁知周恩来睡觉一向很警觉，这时一下子醒了。
“你看，瞌睡虫来了。”周恩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你呀，就是不注意休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你还记得这是谁说的吗？”邓颖超疼爱地批评说。
“列宁说的嘛。”周恩来指指案头堆积的文件，说：“有什么法子呢？都是急件，压不得的。”
周恩来说着，伸了个懒腰，忽然警觉地问：“嗳，你没有得到允许，怎么到我办公室来了？”
周恩来的保密观念和党性观念很强，他和邓颖超曾经有过约定，虽然他们两个生活上是夫妻，但平时不能随便谈论党内的事。周恩来的文件，不能随便看。周恩来的办公室，不经允许也不能随便出入。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是在认真地提这个问题，也半认真半玩笑地反问一句：“谁允许你在办公室里睡觉了？”
周恩来一怔。邓颖超见状，随即笑着说：“走吧，我邀请你出去赏花。你看外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