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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等待；他在寻找！
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电视上播出一则报道，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学会，关于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黄鹤把筷子一放，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吧？北京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工子女没学上？会有那么多的打工子弟学校？”
一夜无眠。第二天，黄鹤对妻子说：“那么多的农民工自己都在办学校，我是搞陶行知研究的，还不赶紧冲上去？”
二00一年七月十三日，正是北京市获得二00八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日子，黄鹤重返北京。
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他先搞实地考察。从朝阳到海淀，从丰台到大兴，一个多星期，跑了十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他的感受是四个字：触目惊心。第一，原来他怀疑北京是不是真有那么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而且比他想象的还要多；第二，这些学校的设施都十分简陋，有的把几十个孩子拢在一起，铁门一闩，再养条狗看守，完全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教师的情况也很不理想，有退休的，有民办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初、高中生。
黄鹤更坚定了自己的主意：办一所规范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他觉得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他来到北师大，找到“农民之子”的会长，当时还在教育系读研究生的李庆丰，李立即表示赞同，并拉来了教育系另外两位研究生杨建、徐晓龙加盟。
把学校办在哪里呢？他们开始四处找生源、找房子。
那天中午，顶着烈日，四人来到丰台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眼前的情景让黄鹤他们大吃一惊：市场内到处是孩子，这儿一窝儿，那儿一窝儿；有的在地上玩泥巴，有的在追逐打闹……
四人一商议，当即决定把学校就办在批发市场附近。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2）
离批发市场不远有一家村民办的小旅馆，是个四合院，正好有几间空闲的房子，他们租了七间，六间当教室，一间当办公室。他们还给学校起个名字：棚鹏学校。黄鹤解释说：第一个“棚”字，是说这里的学生大多是住在简陋的窝棚里，是弱势群体；第二个“鹏”字，代表着办学的目标和希望，鹏程万里嘛！
黄鹤他们在学校在市场门口张贴了招生广告，三天内，有三十五名孩子前来报名。
八月六日，棚鹏学校正式开学。
由于一时还拿不出钱来聘请教师，黄鹤和三位研究生便自己给学生们上课。他们对课程作了精心的安排，除了规定教材，他们更看重广义的“课程”。他们认为给学生上一堂课是课程；带学生参观一次博物馆是课程；老师站在讲台上衣服整洁不整洁是课程；师生关系、校园卫生、校园墙上的标语等都是课程。他们还特别重视教授学生社会生活技能，比如，和别人打交道时起码的礼貌、最简单的交通规则、个人卫生。还有，怎样写借据收据、怎样记帐。按李庆丰的话说：“许多孩子放学后是要帮助父母看摊的。”
八月十七日下午，学生刚刚放学，来了两个人，说是乡政府的。问黄鹤在这里办学，有没有办学许可证。黄鹤说暂时还没有，来人立即勒令说，没有许可证不行，限定在一星期之内停办。黄鹤急了，说我这学校才刚刚办起来，怎么就不让办了。来人说，你没有许可证，本来就不应该办。
黄鹤赶紧去跑教育部、市人大、市教育局，没有人明确表示支持，也没有人明确表示反对。
也是祸不单行，八月二十三日，十九个学生在旅馆搭伙，吃了没有炒熟的豆角，发生食物中毒。吓得黄鹤他们赶紧将学生送到丰台医院抢救，整整折腾了一天，总算全部解脱了危险。
八月二十五日，驻地村长喝了些酒，带了十几个人，把学校给砸了。村长一边指挥着，一边还骂骂咧咧：“你们都吃了豹子胆了，没有手续竟敢在我这里办学，还差点把孩子们给毒死了……”
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
最困难的时候，黄鹤想起了一个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徐永光（此时，已由顾晓今接任秘书长工作）。在基金会工作期间，他对徐永光非常佩服，觉得他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又体恤部下的领导。
黄鹤来到基金会，徐永光一见，忙问：“有两年没见了，你不是在南京吗？怎么又回来了？”黄鹤答：“刚回来一个多月，正在办学校呢！”徐永光：“办什么学校？”“我在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徐永光把桌子一拍，站起身来，高兴地指着黄鹤说：“好！这才是你最该做的事。我支持你！”
黄鹤给徐永光介绍了一些情况：“现在有几十万孩子，跟随父母到了北京，他们的上学问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北京的近郊区有二三百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严格说，根本不能算学校，但它们却在承担着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任。”
见黄鹤心事重重，徐永光问：“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吗？”黄鹤说：“学校被砸了。”“为什么被砸？”“区里说我们没有办学许可证。”徐永光皱了皱眉头，“没有办学许可证就给砸了？你下一步想怎么办？”黄鹤：“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再办一所学校。”
徐永光问：“是不是想让我支持你些钱？现在希望工程还没有顾及到进城农民工子女，很难拿出多少钱。你需要多少？”
黄鹤说骸坝懈鋈逋蚓托辛恕！？徐永光说：“行，这个数目我们还能承受。”黄鹤要走时，徐永光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信封，说：“这里面有三千元，是我获得国家普九教育先进个人的奖金，你拿去救急吧！”
九月初，租借丰台一个废弃的小学分校的校舍，棚鹏学校重新开学。学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一百九十人。
这才刚刚安稳了两个多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花乡乡政府一位副乡长，带领一百多人和三辆大卡车，进入学校。副乡长对黄鹤说：“全区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大整顿，棚鹏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非法办学，必须立即关闭。”黄鹤反驳说：“这么多农民工子女没地方上学，政府暂时又解决不了，我们办学何罪之有？”副乡长说：“我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希望你能好好配合，否则，我们只好来硬的。”黄鹤嗓门也大了起来：“告诉你，今天只要有一个学生受伤，我就跟你拼了！”
双方就这样“胶”着，黄鹤让学生照常上课，乡里的来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到了下午四点多，接学生的家长陆续来了，家长们听说要查封学校，纷纷指责乡里的来人。
副乡长怕控制不了局面，下令撤兵。
第二天，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方明，闻讯赶来。他带着黄鹤到市里和区里跑了一天，也没有解决问题。
三天后，夜里八点多，黄鹤接到学校一位老师的电话，说乡里来了许多人，把课桌椅全拉走了，把学校也给砸了。
黄鹤从城北匆匆赶到城南，当他走进校园时，不禁有些懵了：所有的教室都是空荡荡的，门被砸了，窗子被砸了……
学校被取缔了，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棚鹏事件”。
二00一年的冬天，北京特别冷。黄鹤像一只受伤的兔子，感到身心极度的疲惫。黄鹤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多的农民工子女上不了学，为什么当地政府不着急？我们不是总喜欢把孩子们比喻为祖国的花朵吗？农民工的子女难道不是花朵，而是小草？
种庄稼还怕误了农时，孩子上学可比种庄稼重要，更耽误不起。黄鹤想，为了孩子，再困难也得想办法复校。丰台没法呆了，也不想呆了。一个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大兴西红门六村，有个闲置的养鸭场准备出租。黄鹤连忙跑去联系，养鸭场在一条小河旁，位置虽然偏僻，条件也简陋了些，但环境很安静，村里答应在一个星期之内，拾掇出六间教室和两间办公室。双方当即签定了合同。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3）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棚鹏学校正式复校。那天风雪交加，上午八时，学校专门举行了升旗仪式。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黄鹤望着学生们高高地举起右手，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期间，学校又搬迁了两次，直到二00四年七月五日，学校才搬到现址，并更名为行知学校。
去年六月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附近的行知学校。
黄鹤穿着一身有些过时的夏装，提着一只有些过时的人造革提包，那副黑框圆形眼镜也显得有些过时，总之，整体形象都显得有些过时的黄鹤，更像是一名乡村的中小学校长。
一进校门，我就被道路两旁墙上的两幅巨大的儿童画吸引住了：蓝天、白云、飞翔的小鸟、欢乐的笑脸……
黄鹤告诉我：“这是从美国来的一位教育家，带着我们的学生，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共同创作完成的。美国的教育家说：要让学生们每天早晨一走进校园，一看见这幅画，就感到生气勃勃！”
黄鹤先带我参观了多功能厅和电脑室，这些设施一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根本没有的。
学校有教师和学生两个图书室，教师图书室的几千册图书，都是有关教育方面的。黄鹤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北京市别说小学，就是重点中学，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都不一定有他收集的全。学生图书室一共有三万册的图书，全部是由社会各界捐赠的。
一阵英语朗读声从三年级（1）班教室里传出。
我知道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是不开英语课的，便问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的许老师：“你们给几年级的学生开设英语课？”
“跟北京市公办学校一样，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有英语课了。”
一旁的黄鹤插话说：“我们要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凡是城市公办学校开设的课程，我们这里全部开设。”
我们又走进四年级（2）班的教室，上音乐课的学生们，正在自己改编儿童歌曲《新年好》的旋律。
“改编旋律？小学生还能改编旋律？”我十分好奇。
毕业于井冈山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彭丽君老师，告诉我：“现在的音乐课，不像过去那样，光教学生唱唱歌。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让他们多动脑、勤思考，从小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黄鹤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对我解释说：“农民工子女是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一是这个群体的量大，有近两千万人；二是这个群体承载的责任重大。你想，我们要改变农村的面貌，靠谁？靠城里的孩子吗？不可能！只有靠农民自己的后代。因此，承载着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民工子女，光有学上不行，还必须上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