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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这个有学上与上好学，有什么区别？”
“说句得罪人的话，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创办者，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下大力气投入硬件与软件建设。比如，他们的校舍一般都很简陋，教学设备也是缺三短四；他们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有五六百元、七八百元，很少超过千元的，这样的工资怎么能吸引优秀的教师？没有优秀的教师，哪谈得上优异的教育？”黄鹤说：“我们学校的硬件你看到了，它已经达到北京市的基本标准。至于师资力量，它是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最强的。我们的教师里，有四个硕士研究生，两个双学士，两个省级优秀教师，两个市级优秀教师，所有教师都有资格证。当然，我们教师的工资也要比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高，平均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
黄鹤极为自信，他说自己是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在办一所农民工子女的示范学校。
“怎么来体现你这所学校的示范性呢？”我问。
“关于硬件与师资我就不再说了。”黄鹤说：“我们的独到之处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国家教委规定的课程，我们还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创业课程、环保课程、中华古诗文、快速阅读、商业与经济……。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提出了‘生活课程化，课程生活化’的理念。”
“怎么解释？”
“生活课程化，我们将吃饭、穿衣、乘车……这些日常生活，上升到课程来教育学生。比如，教育学生吃饭要讲卫生，不说话；穿衣服要注意仪表美，要节俭；乘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主动给老人让座，等等。课程生活化，强调要尽量将所教的课程，与社会、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上地理课时，要求每个学生画一张自己家乡的地图，不仅要标明家乡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还要说明家乡的经济状况，土特产；甚至还要有家乡的旅游胜地，风土人情。这样就可以将原来的‘死地理’，变成了‘活地理’。所以说，课程结构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
黄鹤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北京的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独此一家；在全国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中，我们也是独此一家。要不，为什么会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我希望，从行知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有信心去迎接高考的挑战；同时，我希望学生是心理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使他们考不上大学，他们走上社会也同样有竞争力，因为，他们已经打好了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基础，即便他们干不了大事业，去做小生意，他们也是个正直的商人。”
行知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现有学生一千二百六十人，教职工六十人。二00四年五月，该校已经拿到大兴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4）
我问黄鹤：“现在你们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鹤脱口而出：“经费问题，时时困扰着我的是经费问题。”
我说：“有人告诉我，打工子弟学校，能招上一二百学生就可以维持，招上三五百学生肯定赚钱，行知学校已有一千多裁茨慊贡痪盐侍饫牛俊？“你说的没错，一般打工子弟学校，一千学生规模的话，光小卖部一年的利润就是三四万元，食堂的利润还有百分之二十，他们用的课本还有盗版的，盗版的便宜啊！光这些一年赚个十万元不算多。可我们不一样！”。
“区别在哪里？”
黄鹤说：“我们学校的定位是：非盈利性质的从事教育科学实验的平民学校。我们的收费标准同一般打工子弟学校没什么差别，但我们的开支同他们就大不一样了。硬件不说，我们教师的工资比一般打工子弟学校要高出百分之五十，甚至一倍。还有一笔开支是，学校创办以来，我们先后资助了八百七十名（次）学生，有的是全部减免学费，有的是部分减免学费。”
“那么，你们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
“一方面通过正常的学生收费；另方面就是接受社会捐助。领取了办学许可证后，政府也资助了十万元。”
我说：“这就必然要出现一个问题，你是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是民办学校，说得更直白一些，这所学校是你黄鹤办的，它的所有产权都属于你黄鹤个人的。”
“不，这所学校不能说是属于我黄鹤个人的，但又不是股份制，也不是国家的。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属于社会的吧。”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情况还是属于你个人的。所以，你在接受社会捐助时，必将会有人要产生疑问：你能用好这些捐款吗？你如何保证不发生贪污、腐败现象？我在其他打工子弟学校采访时，就有校长说：黄鹤命好。有人说你拿这个钱去请客、打的……”
黄鹤笑了，他檫檫眼镜，说：“还是作家厉害，什么话、什么意见都可以听到。这么告诉你吧，前三年，在学校里我不拿工资，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奉献，人家说我是靠妻子养着的男人。今年三月开始拿工资，是教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一千八百六十元。作为校长，需要时我可以请客，也可以打的，当然还有手机费，但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一年不得超过两万元。区教育局每年要来审计财务一次，我们的财务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查帐。学校现在正在组建理事会和监事会，以后，学校大的决策和财务开支，都要经过理事会和监事会批准通过。”
在采访中，我也听到了对黄鹤的不同看法。有人说：“黄鹤对于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理论多于实践。行知学校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只有教学质量高低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不是什么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的典范。”这些，我倒不担忧，事实摆在那里，其它打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无法与行知学校相比的。至于教育理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个实践的过程。我担忧的是，一个善的事业的完成，毕竟不可能仅仅靠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所能保证。对于黄鹤来说，尽快认定行知学校的性质和归属，建立起一系列刚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未来，黄鹤充满着信心和憧憬。他要把行知学校办成一所教学科学试验学校，使之成为师范学校的试验基地，教育科学创新基地，教师培训基地。
他告诉我：“十年之内，我们还要办三、五所行知小学和中学。到二0一七年，准备再办一所行知师范大学，招生对象是想当教师的高中生。入学后，一人两种身份，一是行知师范大学的大学生，一是行知中小学的教师。按照陶行知的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培养师范生，探索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之路，和中小学的教育创新之路。”
陶行知说过：“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学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有人说黄鹤像一名战士，永远充满着勇气！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1）
都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其中不乏新闻界、文学界消息灵通人士），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在北京的郊区，现在还有三、四百所打工子弟学校时，许多朋友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是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私塾’？”
“政府为什么不去管管？”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流动方式，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变化的必然结果；是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些跟随父辈进城的农村娃们，当他们进入学龄时，他们的父辈，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温饱，同时还要考虑他们的教育问题。而当他们遭遇城市教育机构的排斥与歧视时，便诞生了刚开始的“窝棚学校”和后来像春笋般涌现出的打工子弟学校。
通过张保贵、易本耀（李素梅）、张歌真的故事，我们基本可以廓清这样一条脉络：九十年代初，外地来京打工者中，有人在窝棚和简易平房中，开始办起类似私塾式教学点；随着农民工子女的急剧增多，特别是当创办这种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学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也能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九十年代中后期，打工子弟学校得以迅速扩展。尽管这期间，屡遭有关部门的驱逐与取缔，但野火扑不灭，春风吹又生，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打工子弟学校。它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作用。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属于私人办学；
（二）没有合法办学手续；
（三）招收的学生为农民工子女；
（四）收费低廉；
（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六）校舍简陋、教学器材缺乏。
打工子弟学校得以生存、发展，最关键的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
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项目、标准》（2000年7月）的规定，非本市户口学生除了交纳规定的书杂费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为每学期每人六百元，中学阶段为一千元。但实际情况比教育部门规定的要高得多，在教育产业化声浪的驱动下，各学校巧立名目收费，最普遍的是赞助费，高的要数万元。
另据对上海、天津、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福州、厦门、青岛、大连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二00三年前，对非本市户口学生，小学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400…800元，初中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1000…2000元。同时，各校还要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
如此高额的收费标准，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800…1200元的农民工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却要低廉得多。据对北京114所打工子弟学校二00一年收费标准统计，每学期300元以下的50所，300…399元的33所，400…499元14所，500…599元11所，600元以上6所。平均每学期为323元。
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收费方式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还按月收费，普遍允许拖欠学费。有的学校对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在本校上学的给予优惠，有的学校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减免学费。
打工子弟学校受欢迎，与它进出自由的机制也有关系。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年北京，明年可能去广东；上半年在丰台，下半年可能到朝阳。他们的子女一般要随着父母工作的转移而转学，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