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才旦花木便哭喊了起来：“坏了，坏了，钱没了，我放在内衣口袋的钱没了！” 就这么点工夫，他们夫妇攒了几年的、准备用来在沈阳做小生意当本钱的两千元钱，让人给偷了。他们找到车站派出所，民警说：“这儿每天都有被偷的，我到哪儿给你去抓小偷？” 想返回新疆去，连路费都没有。生意做不成耍艘患胰说纳疲辖舻谜一疃伞Ａ趺嗽诮记┟窦掖蚬坦ぃ尾荩桓鲂∈币辉褰恰Ｔ诮ㄖさ卦斯匙樱惶焓逶でＫ孤艄蛉獯贸枪茏チ思复危宦袅恕Ｆ咸迅擅宦舫桑鞘切枰厩摹？生活依然过得十分艰苦，但比在新疆要强一些。 这期间，他的二女儿刘英豪和小女儿刘雅楠又出生了。 一九九五年夏天，大女儿刘雅琼七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刘茂运带她到附近的沙岗子小学，一问校长，一学期就一百来元的学费、书本费，他便为女儿报了名。 可待校长看了他的户口簿后，又改口了：“不行，不行，你不是本地户口的不行！” 刘茂运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本地户口的不行？” 校长说：“一直就是这样规定，我们只招收本地学生。” “像我们这样的外地来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也不是，如果一定要在我们学校读，可以交借读费。” 刘茂运：“借读费是多少？” 校长算了算，几项加起来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一学期九百八十元，一年将近两千块，我到哪儿去找这么些钱？”刘茂运自言自语说。 他带着女儿又跑了几个学校，答复基本一样，外地学生在本市就读，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多的要五、六千元（一年），甚至七、八千元；少的两三千元；最少的一所学校也要一千二百元。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2）
当时，刘茂运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五百元左右，交了房租，一家五张嘴吃喝，所剩无几。哪拿得出这么多的借读费？ 他想不通，为什么外地的孩子在本地上学要交借读费，是不是一些学校的土政策，便专门跑了趟教育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全市的中小学都一样，对外地学生都要收取借读费，只不过由于学校的质量不一样，收费的标准有些不同。长春、哈尔滨也是这样；北京、上海也是这样。人家还告诉他，我们现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是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政府按户籍人头下拨教育经费。你孩子的教育经费在新疆而不是在沈阳。你孩子如果不想回新疆上学，在沈阳上学就必须交借读费…… 怎么办？回新疆，不成，那里没人照顾孩子；在沈阳读，又拿不出这么多的借读费。让孩子在家呆着，更不行，高中毕业的刘茂运知道，现如今没有文化不行，将来没有文化更不行。 愁啊！ 那些日子，两口子愁得一夜夜睡不着觉。 有天半夜，才旦花木从炕上坐了起来，说：“我想好了，我出去找活儿干，你在家自己教雅琼念书，再带两个小的。” 刘茂运说：“这算什么事儿？我一个大老爷儿们，在家带孩子，倒让你出去干活儿？再说，我从来没教过书。” 才旦花木说：“我一天学都没上过，你怎么也比我强，咱们不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看来，只能如此。 才旦花木跑了几天，终于在五爱批发市场找了一个活儿——帮人家卖衣服。 刘茂运则从新华书店买来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 九月一日，城里的小学开学了； 刘茂运家的私塾也正式开学了。 尽管，刘茂运是“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没正规读过多少书，但教教小学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担忧的是自己从来没教过书，怕不得要领。好在他还买到了供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可以按部就班，一课一课跟着教。 他还到沙岗子小学去了几趟，等放学时，专找一年级的学生，问他们每天上下午课程安排，课程进度。 参考正规小学的时间表，他也给刘雅琼订了个时间表：早晨七时起床，早读半小时；八时，上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一时半上课，两节课；晚上做一小时作业。 期末到了，女儿到底学得怎么样，刘茂运心中没有底。为了检查自己和女儿的教学成绩，他去沙岗子小学，好说歹说，从人家那里要来了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期末考卷，让刘雅琼做。结果，刘雅琼的语文得了八十六分，算术得了九十分。这下，大大提高了父女俩的自信心。那天晚上，全家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以示庆贺。 一九九八年，刘雅琼该上三年级时，二女儿刘英豪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刘茂运又去几所公办小学了解了一番，对外地学生还是要收取借读费。 刘家私塾继续开办，不过，学生从一个增加到两个。 面对眼前两个女儿那渴望知识的目光，刘茂运有时觉得有些迷惘又有些心酸。就因为自己是外地进城的农民工，自己的女儿便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如此的不公平？ 他常常在心里对女儿们说：“你们生在我们这个家庭，吃亏了，父母对不起你们啊！” 到了二00一年，小女儿刘雅楠也该上学了。 刘茂运家庭私塾的学生又变成三人：大女儿念六年级，二女儿念三年级，小女儿念一年级。 三个女儿三个级段，课程完全不同。刘茂运只好采取复式教学法，将每节课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十五分钟给老大讲课时，让老二和老三或预习课文、或做练习；第二个单元给老二讲课时，老大和老三或写作文、或做练习；第三个单元给老三讲课时，老大和老二或背诵课文、或做练习。 一个人同时教三个不同级段的学生，而且还不是一门课，加起来有七、八门课。白天上课，夜里备课，累是真够累。刘茂运说，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程，他绝对没有信心和毅力坚持下来。 …… 二00四年岁末，我在沈阳采访期间，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我讲述了这个当代新私塾的故事。 我提议到刘茂运家看看。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3）
这是沈阳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大雪，大街小巷，白雪皑皑，铺得足有尺把厚。 傍晚，小车缓缓挤出闹市，穿过浑河大桥，七拐八拐，进入浑河南岸白沙乡的沙岗子村。这个村子也是外来人口集聚地之一。 在车上，省希望办的小杜告诉我，今年八月，在“希望工程进城助学行动”中，刘茂运的二女儿刘英豪，小女儿刘雅楠，作为贫困农民工子女，受到希望工程资助，已经离开家庭私塾，进了校园。不过，大女儿刘雅琼仍由刘茂运自己在家里教着。 停车问了好几次路，饶过一个小木材市场，小杜对开车的老李说：“没错，就是左边的那间小平房。” 在车灯的照射下，我看见一个穿着件旧军大衣的中年人，从低矮的平房走出，他拉着小杜的手，亲得不得了，连声说：“你们咋来了？你们咋来了？” 老李说：“老刘，我们带北京的一位作家来家里看看，孩子们都在家吧？” “老二、小三刚放学回来，”刘茂运答道：“外面冷，赶紧进屋。”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屋里有一条长炕，炕尾乱七八糟地码着几床被褥；屋角有一张长条桌，还有一只经常可以在电视剧里见到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乡政府用的那种木头柜子。 看得出三个孩子同老张和小杜挺熟的。 现在，刘英豪和刘雅楠都在矽山街第四小学。入学时，学校对她们进行了摸底测试，发现姐俩的基础与同学历的学生相比，有些差距，便给她们各降了一级。 当两个妹妹在介绍学校情况时，我发现刘雅琼在一旁听得有滋有味。 我问小杜：“为什么不让老大也一起入学？” 小杜说：“资助进城农民工子女上学这项工作，我们上半年刚刚开始。每资助一名贫困生，每年需要六百元。现在一共才有两百多名贫困生得到资助，像她们两姐妹同时得到资助，已经属于特例。” 一旁的刘茂运插话道：“我是非常非常的知足，也是非常感谢政府和社会上的好心人。” 我问他：“现在老大在家学得怎么样？” 刘茂运说：“老大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的课程了，一到初中，我就吃力了，首先是英语我根本不会，还有代数、物理、地理，我也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现在是能教多少教多少。” 我有些感慨：“老刘啊，你这一教，差不多整整教了十年了！” “是啊，是啊，十年了……”刘茂运说：“我主要觉得现如今这年头，没有文化不行。你最起码也得有个小学毕业，能看懂电视、报纸，可以理解法律条文，不能给国家添乱。” 八点多了，才旦花木还没有回来。刘茂运说，五爱批发市场离家很远，她早晨五点多就要出门，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 这些年，一直靠着才旦花木每月七百元的收入在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刘茂运为我算了算：每月的房租是130元，伙食300元Ａ丹实が水费20元，电费4元。上学的两个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吃给3元。 我问刘英豪：“三块钱怎么吃？” “我们一般到学校外面的小饭店买包子吃，一块钱四只，三块钱能买十二只，我们每人吃六只，可以吃饱。” 临别时，一家人把我们送到车旁。 我没有想到，刘雅琼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伯伯，我也想像妹妹那样，到学校学习，你帮帮我好吗？” 面对眼前这位孩子的恳求，一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都市窝棚小学（图）（1）
当开往北京的火车，慢慢离开信阳车站时，李素梅在心中轻轻说了声：我的教师生涯永远结束了…… 这是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河南信阳的天空有几片淡淡的彩霞。 李素梅老家在信阳息县岗李店乡，一九八0年高考落榜，在家闲了两年后，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穷，刚开始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元，三十元里一半从学生的学杂费里提取，另一半由乡里统筹，筹到了年底给，筹不到就给打条子欠着（至今，李素梅手里还有好几张这样的条子）。后来，每月涨到四十元、五十元，到这次离开前是六十九元。 乡村民办教师像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李素梅一个人包了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每星期三十节课，还当班主任。她形容自己那时候就像是一台老式的教书机器一样，一年到头教啊教啊，一直在小讲台上教着。同所有的民办教师一样，她唯一的期盼就是什么时候能转为公办教师，但是，转公办的名额极少，一年又一年，她的期盼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十年前，为了创作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我曾经走访了贫困山区的一百多所山村小学，接触了许许多多山村教师，我被他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曾经在书中写道：“如果用蜡烛来形容教师的话，那么，山村教师便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山村教师是用特殊材料组成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要不，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为什么他们仍然甘于寂寞，安心清贫，默默地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