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鹂就笑着把那个花球扔给了第二排座位上的一个女孩，落点竟然还很精确，女孩稍微探起身一伸双手就接住了，然后乐得合不拢嘴，不禁看了眼紧挨着自己坐的男孩，脸上升起一团红晕，神情不胜娇羞，那个男孩却笑着，没露出半点扭捏。那个男孩就是她暗恋的对象吧，或许已是她的男朋友也说不定。男孩和女孩都是黄鹂一个单位的同事，黄鹂显然是有意为之。
整个仪式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我们这拨就匆忙地撤离，好给下一拨新人倒地方，这也是中式婚礼所体验不到的独特之处——婚姻还有赶场的，频繁地开幕谢幕，就象演戏。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有新人效旧人。
在附近那家酒店宴请宾朋就简单了，婚礼在教堂已经进行完了，再加上在北京能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朋友和同事也不多，按每桌十人的话，满打满算也就六桌吧，既然是西式婚礼，我和黄鹂视情况干脆就来个“Party”，全是自助餐，坐着吃站着吃蹲着吃，怎么着都行，这样现场也热闹，就不那么单调了。当然，也不能一味地全盘西化，崇洋媚外，中国传统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一些。我就让刘洋他们在酒店餐厅的门口摆了张桌子，上面铺几张大红纸用来记帐，旁边还堆一摞红包，每个进入的人都要包一个。“收礼份子”可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精髓，咱不能丢。
我们家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几乎没有啥外财，记得大学录取通知书发下来那天，父母也只请了几个亲朋好友聚一聚，我收到的红包也将够买个好书包。不象那些大户人家，众宾云集，大操大办一场，本科四年的学费也就有着落了。等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也没那个命走仕途，向来收礼受贿的事与我“弗搭界”，倒也落得个清正廉洁，我想那“不粘锅”的美誉真不应该给官司缠身的小马哥马应九，应该给我。现如今好不容易婚了，可以冠冕堂皇地“拿来”，不收礼份子岂不遗憾终生？
虽然没有什么仪式，但话还是要说几句，我还是请我们报社的主编助理江枫简单主持了一下，就在那面悬挂着我和黄鹂的巨幅婚纱照的背景墙下，我们向所有来客三鞠躬，以示答谢。我和黄鹂本想拉虎皮扯大旗，在那张巨幅婚纱照下面再放个大背头，播放几段明星或导演什么的对我们婚礼的口头祝福，黄鹂把几个明星和导演请到现场的可能性不大，但让他们为我们说上几句还是没问题的，后来一想，咱都是小老百姓，扯那臭氧层子干吗啊？况且他们绯闻太多，也不合时宜，遂打消了念头，就没打搅他们。
接着是请黄鹂他们单位的领导讲话，娘家客优先嘛，接着是我们单位的领导致辞，然后是黄鹂的父亲发言，然后是我的父亲表态，我父亲这个人画图纸绝对在行，公开场合开口就没水准了，不过还不算太丢份儿，都是大实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场。最后我和黄鹂还要共同表演个节目，以活跃气氛，就用几十只高脚杯搭起金字塔，我和黄鹂一起举着一大瓶红酒往每只杯子里倒，全斟满了还不倒塌有一套说法，若不小心弄砸了还有一套说法，有点象街头算卦的，两头儿堵。别说，我俩的水平还行，弄了个“幸福美满”。
挨个碰杯敬酒就比较罗嗦了，这个时候付大宇才急匆匆赶到，一进餐厅就奔我来了，连声抱歉，说本应及时赶去教堂，可高速上堵车成了长龙，还特别看了眼黄鹂，说：“漂亮，今天真漂亮！”黄鹂笑了笑，脸腾地一下红了。也许是我太敏感，我就觉得黄鹂的笑不太自然，但我也无暇多想。夏雪从教堂过来一直心情不好，板着个脸机械地不停地举着相机，看见了迟来的付大宇，便一股恼把火都发在了他身上：“你还能不能做人啊？都几点了你才来？你这人真差劲！”付大宇被呛得满脸愠怒，又不好意思发作，只好一个劲儿地抱歉，我和黄鹂只好“没关系，没关系”地打圆场。
轮到和刘洋碰杯了，这厮突然从裤兜里拽出一只用线绳拴着的小樱桃来，显然居心不良，想出我和黄鹂的洋相，我眼疾嘴快，忙贴到他耳朵上狠狠地咬牙说了一句：“丫的，等你结婚的！”刘洋傻笑着，犹豫了再三，还是把那只手又缩回了裤兜里。临散场时，包括刘洋在内的熟人都冲着我鬼笑，不约而同地都跟我提到了一个成语：洞房花烛夜。但这个成语对我来说显然已没什么感召力了，也就一听一过吧。
没有了闹洞房这一出，现在的花烛夜还有什么意思？哪怕有人躲在窗根底下听听动静也行啊？可现在一住就十几层高，窗外要真有人偷听那就活见鬼了；多了婚前同居的体验，现在的花烛夜还有什么意思？早年都讲究个中原一点红，现在恐怕生在女儿国都寻不到了。不过毕竟新婚之夜，我不能太敷衍，何况黄鹂还那么让我感动，我一定让这个夜晚精彩起来。晚上，还没宽衣呢我就拉了灯，我是不敢开灯啊，我的大腿上还有夏雪的小齿印呢，黄鹂问我为什么关灯啊，我说来点新意找点情调，黄鹂就“切”了一声。本来我的情绪渐涨，她这一“切”又都跑气了。
古人云，人生四喜，其实现代人岂只“洞房花烛夜”一喜没了意思，就说“金榜题名时”，过去一旦高中，皇上钦点，位居人臣，那是何等的富贵与荣耀？而今呢？大学生海了去了，能不能当官且不说，找不到工作的很多；再说，现在上大学上的就是银子，有钱人还行，穷人就忧喜参半了。还有“他乡遇故知”，如今通讯技术和交通条件发达，一个电话能打到另半球去，想见谁就坐飞机，一天能跑几个来回，还上哪找那种相思苦的感觉去？若真碰到一个多年未见的老相识，恐怕躲还躲不及呢，怕他找你办事借钱啊。就剩下“久旱逢甘雨”还有点意思，不过在人工降雨和这水那调的影响下，也大大打了折扣。
一想省城婚礼后还有个“洞房花烛夜”，我就很痛苦，当然我不是先知，还无法知道，真正让我痛苦的，将是省城那场婚礼。
四
有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人要变动才能生存，人类似乎就是一个迁徙的物种，这也充分反映了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习性。据说我的祖先曾是吴越百姓，后来辗转来到中原，世居河北，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又去了东北，而轮到我这一支又来了北京。我的子孙后代是不是从此就扎根这皇城根下了呢？我还不敢下这样的结论。
我是还不敢肯定自己，人生总是充满了变数。
我从偏远的小城挪到省城，又从省城挪到了首都北京，期间虽也遍尝周折坎坷，悲欢离合，但总的来看，我还是在进步，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似乎也印证了“人挪活”的朴素真理。家乡自不必说，平心而论，在感情上，对于省城和北京这两个第二故乡，我更偏重省城。可以说两年来我已和首都人民一起溶入了生活的洪流，但不知为什么，北京却总有一面让我感觉陌生，每当看到那冲天林立的高楼大厦，和那往来穿梭的车水马龙，我就会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异乡人。
而省城不同。我毕竟在那儿生活了六年，何况还是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从青春期到释放期的托身之所，我在那儿历练，成长，成熟；我在那恋爱，失恋，放纵。我对曾踩踏过的那些大街小巷的一草一木都很留恋，虽然我现在已感受不到它们弥漫着世俗味道的气息；我对曾一起对酒当歌的那些深的浅的朋友仍然怀念，尽管有的已经好久都不联系，时间和距离无疑已冲刷掉了抹在我们友情上的那层浓汁。不可否认，省城的一切一直存活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一周之前，我曾给省城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告知了他们我一月三十日在省城举行婚礼的消息，他们的语气都表现得喜悦兴奋，但隔着电话线我也能感觉得到，已经生份了。他们分别是省法制报记者刘大军、某段铁路警察张兵、某行业杂志记者刘进，再加上原晚报记者徐冬，我们曾是一个快乐的圈子。我是最后打给刘大军电话的，按理我应该先打给他，相对而言，在朋友中，除了徐冬我们的关系最近，可我一看见他那十一位数的手机话号码就手怯，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作用在作怪。
我不是坏人，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某种意义上讲，我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是在省城时，有一次几个哥们儿一起去一个海岛玩，那天的篝火晚餐，几个人都喝醉了，惟有我和刘大军的前妻聂云还保持着清醒，于是那个夜晚，在海边那张晾晒的破鱼网上，不应该发生的一幕发生了。我们仅有那一次。后来刘大军和聂云离了婚，聂云就离开了省城，他们离婚当然不是因为我。再后来，我离开省城来了北京，没想到又遇到了在秀水做生意的聂云，本就有一夜之缘，她和刘大军又离了婚，而且是他乡邂逅，旧情重温，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禁忌了。
我与聂云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直到我和黄鹂登了记又返回北京后，才算两清。当然黄鹂不知情，就象一些事情我没问她一样，她也从来没问过我，我们在一起后，聂云和我确实没再联系过。而刘大军到现在也还不知晓。欲望和情感的事往往难说清楚，我也许可以找个借口和理由安慰自己，但却做不到，我内心总充满着愧疚和自责。刘大军现在混得不错，我离开省城的第二年他就一边做记者，一边创立了一家模特舞蹈培训学校，和聂云离婚后虽一直保持着单身，但据说他每天开着宝马车闲逛，被他泡的女孩也能办个班儿了。
一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开赴省城了，因为前一天的教堂婚礼搞得我们很疲惫，我眼睛还睁不开呢，就被黄鹂硬生生拽了起来，我看黄鹂也满脸倦容，但兴奋指数显然更高，真搞不懂？婚礼对女人来说就那么重要？我和黄鹂坐了她父母那辆车子，我父母搭乘了省城电业局驻京办主任的那辆车，黄鹂的父亲还是省城电业局局长时，他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我们在京的婚礼他就参加了，却还要参加我们在省城的婚礼，看样子与黄鹂父亲的关系确实很铁。两辆车一前一后还在高速上，刘大军就给我打了手机。
刘大军问我到哪儿了，然后又问我几点能到，我说大约晚五点左右吧，他就说饭店的房间都订好了，哥几个想先为我和黄鹂接个风，并补充说主要是想先见见黄鹂，说听徐冬说黄鹂长得跟戴妃似的。我在省城时还没和黄鹂密切往来，他们几个确实都没见着，不过不知道徐冬是否真那样向他们形容过黄鹂，怎么就跟戴安娜扯上关系了呢？黄鹂的鼻梁也不高，眼睛也不蓝，头发也不金黄，骨架也不那么粗壮高大，根本风马牛毫不相及。我知道刘大军在开玩笑呢，却也没理他那根儿胡子。
我说：“咱晚上能不能别聚了，说实话大军，这两天可把我俩折腾惨了，想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还要婚礼，等明天婚礼完事儿，咱们再单聚一桌吧？”
他说：“那不行，哥几个都订好了，人家张兵晚上还当班，为这特意请了个假，我知道你们俩累，等吃了饭咱去洗浴中心，找俩妞给你们按按，保管你俩全身心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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