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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曾为狱中的胡兰成求情无法得见，胡兰成曾登门造访张爱玲而未许见，经过两次单方努力的磨合之后，他们终于愉快地相遇了。几乎第一次见面就不自觉恋爱了，因为胡兰成的一句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如果不恋爱，如果不是恋人，有什么不可以？此时两人并肩走在张爱玲归途中的一条弄堂里，张爱玲看看身边这个久闻大名初次谋面的男人，对于如此亲腻的话，几近诧异，几乎反感，但两人走得是这样的近，她的心不由自主因温柔而拉近了。一句话便避免了躲躲闪闪冗长的过程，他们都不是俗人。
张爱玲给胡兰成带来的新鲜惊喜使他不再囿于定型的判断。不遇的才华源自这样一位年轻静默的女子，只有“好人好事”能形容这种感觉，“好”包容了一切喜怒哀乐，仿佛人临仙境，初识珍禽异卉，多不识其名，说得出的只有“好”字。而在张爱玲这边，因为一向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胡兰成或刻意或本能的才华尽现，使她仿佛进入了现实生活以外的另一重天地，在这想象的天地里，仅是单纯而纯粹的男子与女子，于天地间相遇，只需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第二天，胡兰成又去回访张爱玲，张爱玲穿着宝蓝色的绸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迎接他。她的大大的脸像月光一样柔和，阳台外，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月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她房中的摆设令这位见惯豪华场面的伪政府官员感觉到一种刘备到孙夫人房中的兵气，家具与陈设本极简单，亦不见得值钱，却带着一种属于现代的新鲜明亮的刺激性。正如张爱玲，张也是个静默无言的人，也有一种莫名的刺激性。胡兰成由此悟到：好的东西原本是使人感到稍稍不安，并不能使人安之泰然的。爱玲后来告诉他：这房间还是她母亲出国前布置的，如果她自己来布置的话，她更爱刺激的颜色，像赵匡胤形容初升旭日的“欲出不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那样火红刺激的颜色，就像小时候画画时候爱用橙色作背景，虽是不合道理的，却自有一种暖和亲近的感觉。
自然，依旧是一个谈的多，一个听的多，可谈话中微微地有着舞斗的成份，男欢女悦，一个似舞，一个似斗，薛平贵与代战公主阵前相遇，亦舞亦斗，苏小妹三难秦少游也是这样的意味，这是爱情海滩边的戏水，戏噱而已。
胡兰成对张爱玲说起她祖父张佩纶和李鸿章小姐李菊耦以诗为谋的佳话，为的是讨爱玲的欢心。爱玲很高兴，把两首诗抄给他看，可她又随意又肯定地说：祖母并不怎么会写诗，这两首诗都是祖父的改作。张爱玲随随意意地破坏着佳话，也随随意意地摧毁着自己家门贵族的背景。她曾亲眼目睹了浮华世家悲凉的迁徙，因而她更渴望更尊重平稳真实的人生。这种渴望与尊敬给了她哪吒般的盛气，刳肉还母，剔骨还父，像哪吒般用荷叶藕重做自己的莲花身。这样的破坏使胡兰成诧异，更使他泰然，因为这样的态度与气度也同样能破坏掉他贫寒的出身，贫寒的出身一直是他心灵的窘迫。好在这是乱世，是孤地，是封锁中的时空，只有人，忽略背景。
胡兰成当晚回家难抑激情，写了一首新诗和一封信给张爱玲，评她的人与文，两人惺惺相惜，故颇道中爱玲的心事。
爱玲的回信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一个女子的心，看她选的恋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隔着近一个世纪的距离，我们来看她的这个恋人：他不过是一个深藏着自卑情结的乡村才子，不过是一个已有过两次婚姻的已婚男子，不过是一个已年届38岁、喜欢追声逐色的中年男人，更不过是一个为侵略者服务的变节者，一个热心于政治勾当的投机分子。可正是这样一个人，成为张爱玲千万年之前、千万人之中等待着的那一个。他不是体面的正道中人，可他又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才子类型：道德与才情分离的才子类型，这种类型素有他们独到的风情。爱玲对于人生尘世是理智、机警、聪明、玲珑不过的，可所有这些都战胜不了一颗渴望与另一颗心深深际会的女儿心。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人心与人性。而况这是封锁中的相逢，太仓促的生命太浮游的情感太急迫的威胁，他走在怎样的路上，已不那么重要；两个人是不是走在同样的路上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颗心总是热的，两颗心总是近的。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二、闺阁中执手（1）
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往往就变得不寻常起来，恋爱就是这样让人直见真性情。另一方面，再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起来，她的开心与烦恼也都往往与寻常女子毫无区别。自从胡兰成与张爱玲有了那一封信一首诗一句话的言语往来之后，心扉豁然开朗，关系日近，他每隔一天便去看她，俩人在房中坐谈共好的文艺。胡兰成如此去看了她三四回之后，有一天爱玲忽然很烦恼，很凄凉，表现出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并且在他走了之后，给他送去一张纸条，叫他以后不要再去看她。胡兰成是何等灵敏之人，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女子除非真正爱上了一个男子，否则她是断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的。自信绝不会因为去看望她而冲犯了她，他料中这仅仅是恋爱中必须越过的一级常见的台阶而已，于是，胡兰成在她送纸条的当天又去看她，情状果不出他所料，一个多有主见的女孩忽然这样前后矛盾，待兰成去了之后，她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地接待他。过了这一槛，两人以后便天天见面，对方的心都变成透明的，再也不必凭借任何托辞来遮遮掩掩了。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供职，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美丽园妻室的家，总先去看爱玲，一进门仿佛丈夫回家对妻子自然地说：“我回来了。”
只要在上海，胡兰成便晨出夜归地去看爱玲，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也都不想了，只是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审美观，乃至整个为人处事的方式，爱玲都与胡兰成截然不同，这样两个完全迥异的人碰在一起，倒格外新鲜诧异。张是冷淡、自私、不喜关注外界，恰与胡兰成的多情、热闹、雄心壮志两峰对峙。可在双峰对峙之间又有热流暗涌：两人的交谈欢悦，轮回轮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独特女人恋爱，新鲜诧异中流动的是欢愉的气息。张爱玲情窦全开，她是率直天真的，率直天真地坦露她人格中真实的矛盾性：她将小女孩成长中幼稚的玩物和思想中令大人害怕的老人样的成熟全搬到了胡兰成面前。在他看来，幼稚与老道，琐屑与庄重，物质与精神，一切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到了她身上都和谐地融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好处。
胡兰成提起他在《天地》上第一次看到的张爱玲的那张相片，第二天她便特意取出，给他背后题上了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她的爱之告白，她接纳了胡兰成的爱。从尘埃里开出的花是爱玲全盘托付的心。每每当胡兰成暂离上海去南京供职，爱玲便充满了离愁别绪，一个不易动感情的人一旦动起感情来简直如飞蛾扑火般热情。她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独特的女子自有她的不寻常处，爱玲不是一般女子没有收梢的缠绵悱恻，她自有她的辛辣新奇。爱玲有种种使胡兰成不习惯的思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他觉得她是自私的，可又觉得她的自私不是一般的小气，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也受不得，仿佛小时候宁可看着张干的柿子在抽屉里白白烂了也不肯去告诉她，出于奇异的自尊心，拳拳地要保护自己。可她又是顺从的，虽然她的才华不在他之下，爱玲一直信奉爱一个男人的前提是必须崇拜他，所以对爱玲而言，胡兰成无疑什么都是好的，即便不是好的，这不好终究也是属于她的，所以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比如兰成和爱玲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渴望表现一个名士不绝万缕的才思，可在语言感觉这么敏捷准确的爱玲面前，又觉得说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却始终调不到正音，丝竹之音往往变成金石之声。看着他改了又悔，悔了又改的懊恼烦乱样，爱玲俏皮地说他仿佛山西梆子似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了，说着这样贬损的话，心里是刺激的快乐。其实只要是他在对她说话，不管说的是什么，都是“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生活的态度上，爱玲往往以她大破坏的气魄，冲击着兰成几十年阅历积淀下的囿于定型，他震惊诧异，细思量，往往觉得正是他潜意识想破而不敢破的所在。
对于父母，对于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童年，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应该心存感激，尤其是像胡兰成这样用乡野柴扉中的乳汁哺育大的农村孩子，可在爱玲看来却没有这样的应当，她不认为童年与学生时代有父母赐予的幸福。童年时代浑沌悠长的日子，少女时代不安而不快的心境，永远地沉淀成生命的缺憾，不可弥补。所有这些回忆的背后、前面或当中，有父母多少理不清的纠葛？她不在意父母，一个人住在外面，惟一的弟弟偶而来看她，她也一概无情。中国人在人伦道德中已习惯的规则被她破坏掉，这种破坏的勇气也感染了兰成，冥冥中也为他自己游离于民众的行径找到支撑的理由与力量。爱玲出身名门，末世千金小姐铅华落定的回归给了她真正平等的眼光，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她分析评论判断世事，既不姑息君子，也不姑息小人，在一般人看来，好人与君子即使作成了悲剧，总有可以被原宥的理由。可爱玲认为，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她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厉。这种能平视王侯的真正平等，对于虽有鸿鹄之志却又想保持名士派头的胡兰成而言，无疑大开眼界，大为受益。
爱玲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另有一些可爱处，是单纯的女子令男子亲近心动的地方，仿佛世间任何一最平凡的女子在恋人面前爱娇的表现。她喝浓茶，吃油腻烂熟之物，她不常买东西，可总不亏待自己的嘴巴。在饭菜上头绝不悭吝，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