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爱玲是在以其城市“底层人”的遭遇去揣测农村人的遭遇，不由得入木三分。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大概是汪先生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其行文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师生为之吃惊。汪先生上课时大加赞赏，说爱玲的《霸王别姬》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好好珍惜，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霸王别姬》有一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味道。其中的虞姬是一个有现代觉醒女性意识的人。虽然虞姬对项羽而言，“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终于死寂了。”然而，虞姬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不管项王是否成功，她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属品”。
她想象着：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文集》第1卷，P。8…P。9。
但是，虞姬最终却做了一件自己决定做的事，虽然她为此负出了生命的代价。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文集》第1卷，P。12。
是的，这一句话是项王所不懂的。也许，在传统的中国京剧舞台上，我们会更多的把虞姬的死看作是有些“殉情”的悲壮色彩。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虞姬的死更多的是为了体现“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理性色彩。这是一个清醒、自尊的女性形象。而这种独立、自主的女性性格也正是爱玲一生所追求的。
可是张爱玲不因了汪先生的鼓励而有所奋勉。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了”！有一次张爱玲欠交了一期作文，汪先生催她，她说“我——”，汪先生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爱玲笑了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原来就是这《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她还要把一篇充作两期作文。在汪先生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圣校就产生了浓厚的文艺空气。国文不再被学生们轻视。那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开始蓬勃起来，汪先生还率领学生在卡尔登参观了几次中旅的公演，并在校内组织了剧团，举行了数度盛大的公演。《国光》杂志还是继续出版，爱玲的投稿很少，虽然汪先生常加鼓励，爱玲都是以“我忘啦”了之。可是，有一件事却显示了爱玲的幽默才能。有一回，汪先生收到两首不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眼，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先生知道投稿者是张爱玲，诗讽刺的是两位男老师。足可见爱玲性格中的那种反叛精神。汪先生认为圣校校规严肃，空气沉闷，用少许风趣来调剂一下，至少是无害的，于是毅然地准许刊登出来。第一首诗嘲讽的对象是姜适君先生。姜先生一向为人随和，认为小诗谑而不虐，无伤大雅，因此一笑置之。第二首诗也许写得稍许刻薄了一些，这位先生不大以为然，他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校长便请汪先生和编者谢振同学前去问话，并且定夺了三个办法：其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向该先生书面道歉；其二，《国光》停办；其三，张爱玲不准毕业。汪先生为息事宁人起见，采取了第一个办法。该先生也自知太认真，有伤和气，遂以“算啦，算啦”了事。在当时的圣玛丽亚女校，钢琴与唱歌，是作为重要的功课来学的。
然而，爱玲进了圣玛丽亚女校后，却慢慢对钢琴和音乐失去了兴趣。圣校的教琴先生经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上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她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越打就越是偷懒，爱玲逐渐对钢琴失去兴趣，应当练琴的时候，也就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教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而且，她搽的粉不是涂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松松的包着一层白粉，有时候她还主动跟爱玲打招呼：“你早！”但是，爱玲还是觉得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房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钢琴课对她来说，不再如童年时那样充满温馨浪漫的色彩，而是成了一种“酷刑”，一种“炼狱”。
爱玲却一直保持着对绘画的兴趣。这也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刚上中学的时候，她的一张漫画被《大美晚报》发表了，得到5元钱的稿费，这也是她得到的第一笔稿酬。她马上用它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怪她没有把这张钞票留着作个纪念。她写的《论卡通画之前途》一文，颇有见地，也许那时候，爱玲还在梦想着当一位卡通设计师呢！在那些个上课的日子里，爱玲总是坐在教室角落的位置里。她总是心不在焉地随手画着画。有时候，是上课老师的素描，有时候是她见到过的另一些人和事。她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打发上课的时光。那时候，教室里挂着一张《蒙娜·丽莎》的画，爱玲上课有时走神，就瞅着这幅画发呆。先生曾经告诉她们：“注意那女人脸上的奇异的微笑。”那的确是使人疑惑不解的美丽恍惚的笑，你是一刻也留它不住的，即使在人们努力注意之际也滑了开去。使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爱玲并不相信先生对“蒙娜·丽莎”微笑的解释。而且自己想象着：“也许她想起她的小孩今天早晨说的那句聪明的话——真是什么都懂得呢——到八月里才满四岁——就这样笑了起来，但又矜持着，因为画师在替她画像，贵妇人的笑是不作兴露牙齿的。”在张爱玲的想象里，这位佛罗伦萨贵妇人是一位温柔可亲的母亲。她的想象倒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
爱玲上中学后，就很少回家。只是偶尔，她会去姑姑那里，有一个凉爽的夏夜，在小阳台上，姑姑把爱玲父亲又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她。爱玲的心猛得抽紧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看过了那么多关于“后母”的小说，爱玲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命运竟会应在自己身上。爱玲无力而茫然地靠在阳台的栏杆上，下面是繁华大上海的夜，霓虹灯璀璨如白昼。爱玲心里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她恨不得那个女人就在眼前，她一定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不管她是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在1934年进了张家。后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没有一点儿的闺秀气，倒有着人们想象中一般后母所共有的阴险狠毒。据说，孙宝琦在北洋政府里“官声”不好。他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都染上了“阿芙蓉癖”。她继母还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婚后，继母的床头就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
父亲再婚之后，爱玲一家就搬回到麦根路别墅去了。爱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本来就是张家的产业。爱玲很少回家，见到后母，也就打声招呼，偶尔也会说一两句家常话。爱玲是痛恨这种冷漠的母女关系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心与心之间的鸿沟是很难填平的。是的，她不喜欢呆在那个家里。在那一砖一瓦之间，有着这个曾经荣光、显赫的家族太多的回忆，就像那重重叠叠复印的老照片。整个的空气也是模模糊糊的，让人无端地产生一种虚无感。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着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再隔一年，圣校假座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3）
二
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母亲回国来了。中年的母亲风韵犹存，美人迟暮，又经了多年欧风美雨的熏陶，更显出一种动人的风致。那一次，母亲还带了美国男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40多岁，长得英俊潇洒。母亲回国是为了爱玲出国留学的事。她曾托人约爱玲的父亲谈判该事，张廷重却避而不见。
在年轻的爱玲心中，中学毕业是一件开心的事。不愉快的备受压抑的中学时代终于结束了。她感觉到自己的羽毛渐渐丰满了。是的，她要飞了，她要飞离这个弥漫着沉腐气息的家。她要飞赴她那阳光灿烂的前程。爱玲觉得她的整个少年时代就像是处于一种“蛹”的状态，马上，她就会翩然成蝶，可以挣脱一切羁绊，自由地飞了。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个家的死气沉沉，父亲的喜怒无常，后母的残暴凶狠已使她无法忍受。她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这种环境所同化，就像她的弟弟那样麻木和不争气。
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子。爱玲大大地一震，用饭碗挡住了脸，眼泪直往下淌。当时后母莫名其妙地看了爱玲一眼，没好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爱玲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她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她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那是弟弟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