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到底去没去合肥
屈主任这个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已变得模糊不清，虽然那是1996年发生的事，离现在仅仅相隔四年时间，但我已经无法把真实发生过的事与梦境区分开来，有些事隐藏在记忆深处，当我试图接近它的时候，它会突然从我的笔下倏地一下溜走，让原本模糊的记忆变得更加混浊，就像往一只牛奶杯里加进了大半瓶墨水，黑中糅合着白，白中又糅合着黑。
合肥这座城市在我的记忆里若隐若现，有时闭上眼睛我可以看见那城市黑白分明的徽派建筑，以及公园里像镜面一样清静的湖水，四下里走走看看，到处都很清静，除了我们一行三人，在公园里好像没有碰到其他人。那次在公园散步给我的印象好像是在早晨（也可能是因为公园里太清静了，我把下午当成了早晨），有两男一女悠闲地在湖边走来走去，那两个男人是很熟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老屈。
在我对新单位完全不抱希望的时候，屈主任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跟他到外地去出一趟差，“去搞一份材料”，他在电话里声音嗡嗡地说，“以你的文笔没问题。”听了这句话我心里非常生气，什么叫我的文笔没问题？我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的小说均在全国最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我是一个“一流主义者”，在发表问题上决不凑合，宁可不发也不会上二流刊物），什么叫文笔没问题？我越想越生气，我拿着听筒的那只手直出汗，如果那时我丢掉听筒从那间办公室里跑出去，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
但我发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那人是福生。福生在跟章雪大吵一架之后，又在寻找第二个目标。
好吧，我去。
说完之后，我迅速挂上电话。
福生说：你够神速的呀，都找着新工作了？
那当然。
我瞥了福生一眼，然后趾高气扬地走出去。我知道自从我提出转业，许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表面上挺关心我，暗地里却盼着我找不到工作又没人要，转了一圈之后再乖乖地回到原单位。
屈主任站在一块巨大广告牌前，脖子上围着一条墨绿短羊毛围巾，头发被风吹起一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广告牌上是一只充满张力的大手，从黑的底色里伸出来。我隔着邮局玻璃往马路对面看，正好看见那只手和那个人，一切都充满寓意，我在邮局的一条长椅上背对着玻璃坐了一会儿，我对自己说如果现在想逃走还来得及。福生笑笑地从旁边柜台绕过来，我看着他的脸，愣了一下，这个应该出现在办公室的男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那人用一头被绳子系住的圆珠笔填写一张单子。
那人长得可真像福生。
讨厌的男人怎么长得都像福生？
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我得出去。
屈主任隔着玻璃门看到正从邮局里往外走的我，大老远向我招了招手。
软卧车厢的门紧闭着，没有空气流动，我觉得自己快要闷死了。和屈主任一块的那个叫小李的男人，像个影子似的在门里门外闪进闪出，每当他不在的时候，门就会关得很紧，我和屈主任面对面干坐着，过了一会儿，他坐到我身边来，他说，我给你剥个橘子吃吧，然后他就从旅行包里往外掏橘子，掏出来的橘子上套着两层塑料袋，外面的袋子是橘红色的，里面还包着一层极薄的。屈主任一边剥一边说“干吗包得那么严”，然后他把橘子皮一瓣一瓣地撕开来，把花蕊似的橘子芯捧给我。
我觉得自己像个木偶。
他在递给我橘子的同时，顺便摸了下我的手。
你的手真小啊。
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吃啊，你怎么啦？老是不高兴的样子？带你出来玩，又不是带你出来受罪。
他这句话使我觉得这次旅行的性质好像已经变了，也许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根本没有什么工作，屈主任是借工作的名义出去吃吃喝喝。如果我要把这枚酸果子吞下去，内心就要受委屈；如果我不肯吞下我不愿意吃的东西，那么，我这大半年的心血就将白费，我将回到原单位，与福生、老甘之类庸庸碌碌的人变得一模一样。
我的心被人像橘子似的分成几瓣。
我把它一瓣一瓣吃下去。
这时，有条大毛毛虫似的胳膊，不知从哪儿跑到我肩上来，它环住我，绳索般的越来越紧。车窗外的景物被一层图案复杂的白纱窗帘罩住，我的眼睛很快也被什么东西罩住，然后是一只爬来爬去比老鼠还要灵活的手。
列车好像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小李就在这时影子一样地飘进来。我的眼睛恢复了常态，屈主任也坐到对面去了。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屈主任表情端庄地坐在我对面，打开杯盖一口一口地抿着热茶。
夜里，软卧车厢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盖了一条薄被昏沉沉地睡过去，到了后半夜我被一只伸进被子里的手弄醒了。那只手的动作很轻，我的意识也很清醒，我采取面朝里的姿势，裹紧被筒一动不动。那只手大概以为我没醒，于是，胆子大起来，它把被子掀开一小角，更多地伸进来摸我后背。我对自己说反正已经这样了，忍耐一会儿就过去了。列车在无边的黑暗中向前延伸，我感觉不到身体的移动，我就像一片飘在水面上的叶子，只能选择随波逐流。
车窗外有一束白光照射进来，在车厢里一闪就不见了。在那束光一闪的瞬间，我扭脸看见一张脸（其实我什么也没看清楚，那张脸只是一闪就不见了），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我看到的不是老屈，而是小李。小李的脸和老屈的脸在我后来的梦境里不断交替闪现，至此我可以确定，这是一桩阴谋，我们也许永远到不了合肥，我甚至觉得火车也不是往南开，而是往北开。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二章 断裂（4）
逃跑或者迷路
站台上飘起了像雨一样湿润的小雪，我顺利地从密不透风温暖但却令人窒息的软卧车厢里逃跑出来，看着那黑黢黢的慢慢开走的火车的影子，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漫长的白天我一直在策划逃跑，一旦打定主意从这列火车上逃走，心里反而坦然起来。心想，我白天要做的就是吃饱饭，睡足觉，到了晚上找准机会就开溜。这样想着，我甚至有些得意，我想我将神不知鬼不觉消失在这趟车上，在他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人可能已经回到北京了。
那一整天我看上去很正常，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高兴，该吃吃，该喝喝，屈主任误会了我的意思，大概以为我要死心塌地跟他走了，于是胆子就变得大起来，一会儿拍我的肩，一会儿把手放在我腰上，如果小李出去了，他的动作就还要更放肆些，这儿摸摸，那儿捏捏，我则表现得像个木头人，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你睡着了吗？他问我。
睡着了。
你还挺能睡的。
我讨厌看到他那种暧昧的表情，脸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眼镜片几乎贴到我的脸。我注意到他好像是一个没有胡须的男人，他过于光洁白嫩的下巴上几乎连汗毛都不长，然后我听到他说：
雪凝，你知道你哪儿长得好看吗？
我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我估计他会说眼睛，因为我的眼睛长得很大，或者他会夸我皮肤好，我属于天生白皙的那类女人，全身的皮肤像牛奶一样洁白，但是没有，他既没有赞美我的大眼睛，也没有赞美我的白皮肤，但赞美的是一般中国男人从不直截了当赞美的地方，他说：
你的胸部真丰满。
他在说这话的同时，重重地在我那个地方捏了一把。
车窗外的风景无声地从我眼前掠过，我不知该做何表情才好。愤怒可能会引来更大的灾难，他会以为我在故意撒娇，或者会干脆把手从我领口插进去。这时候，正好有个列车员敲门来送开水，我趁机把门打开，说想换换空气。
你怎么老说闷？
闷就把衣扣解开。
别把自己包得那么严。
……
他的话句句听起来都像话里有话，这更坚定了我想要逃走的决心，我想最晚到夜里我一定要离开这节车厢，一定要离开，一分钟也不能停留。我听到车轮与铁轨发出吭哧吭哧有节奏的声响，我的身体在随着某种摇滚节奏跳动，空中出现了只有迪厅才有的类似幻觉的弧光。所有人都隐在暗处，只有在瞬间才能看得见他们身体的轮廓。在逃跑的前一分钟我紧张得手直抖，从架子上拿我的旅行包的时候，我几乎要放弃了。走过寂静而狭窄的过道，我的腿一阵阵发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反正我一心想逃。当我走到车门口的时候，列车正好停稳，这是一个只停三分钟的小站，站台上很冷清，我从高处飞身一跳，双脚落地那一刹那，我哭了。
断裂
我们单位的老甘忽然不见了。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的说老甘大闹日本大使馆，要求出国去看他老婆，遭到拒绝，所以骂骂咧咧，差点跟人家动了手。另一种传说是老甘他老婆把事办得非常冷酷，托律师一笔钱和一纸休书，干脆利落地把老甘给休了。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填写一份南京新生代作家发起的一份问卷：《断裂》，其中一个关于青菜虫子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觉得那份问卷的大多数问题是相当严肃的，我必须作出严肃回答。
那是1998年的事了，“断裂”具体到我就是离开单位不找工作，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人。
填过“断裂”那份问卷之后，我的转业申请忽然批下来了。我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工资，除了手中那枝笔，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一个最彻底的断裂者，我和过去的我，在一秒钟之内断裂成两半。
我的一个朋友李敬泽说，问卷是“行为艺术”。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三章 盘峰论争及其它（1）
争论至今的一个问题
《阅读导刊》编者按：
1999年4月，在北京平谷县召开了日后必将为中国文学牢牢记住的“盘峰诗会”，从这场诗会开始，爆发了中国诗歌界自朦胧诗论争以来最大、最激烈的一次诗歌论战，这一论战在各大媒体和文学刊物上开展得如火如荼，并一直延续至今，国内活跃的中青年诗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舆论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
……
我在北影厂附近的一座过街天桥底下等A。这也是我和宽宽经常约会的地方，路边有个茶室相当清静，坐在窗边可以看见三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傍晚像鬼影一样的来往行人。我和宽宽坐在茶室的红木椅上，桌上有一些散落的西瓜子，装瓜子的小笸箩很精致。茶室里只有我们两个女人，其它椅子全是空的。我很想念远在外省的诗人A，希望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他。
所有摇滚的、粗糙而又沙哑、沙哑但却嘹亮的歌者的声音我都会误听成他，我听崔健、听臧天朔、甚至听赵传都能听出他的声音。满街都是他的声音，我往前走的时候，他的声音在我后面；我回头时，那声音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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