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患癌症之前说这句话的，这是父亲对年事已高，去日无多的慨叹。当时我还安慰他：“凤阳离南京很近，我随时都可以来看你，见面的机会多得很。”但这只是安慰而已，现在，我就是一年来看他四、五次，父子以后见面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了！
我在火车上，想着与父亲离别时的情景，仍止不住流泪。当我发现有人好奇地注视着我时，我便走到两节车厢的结合部，看着车窗外缓缓向后转动的原野，以安定我的情绪。回到家里，我即给父母打电话，向他们报告平安。电话是母亲接的。她低声告诉我：“你走后，你爸就哭了。又说以后跟你见一面少一面了。”我放下电话，倒在床上久久地发呆。原来父亲也在伤感，而伤感的原因，不是由于自己的病，而是由于父子的离别之情！
“我们是见一面少一面了”，我切身感受到父亲此语的哀伤，是在与回了上海的前妻分手之后。
1996年夏天，在上海读书的女儿来凤阳与我团聚，返回时，我送她到距县18里地的临淮关乘火车。临淮关是个县级小站，乘客不多，送行的人更少。我把女儿送上火车，站在月台上等候列车开动。女儿上车后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看了看我，便神情凄然地低下了头。我见女儿欲哭，心中更是酸楚。坐在女儿旁边的一位熟人笑着说：“哟，女儿还舍不得爸爸呢。”这一说，女儿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一时百感交集，我懂得女儿此刻的心情，她是为自己和母亲生活在繁华的都市，而她的已经45岁的父亲却孤身一人留在县城而伤感啊！为使自己不至当众落泪，我把脸转向列车的前方，直到列车开动时，才转过脸来，向女儿挥了挥手。我一直目送列车消失在前转弯处，才离开月台。
出了车站，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时间泪如泉涌。由于我出站较迟，车站门前的客车已全部开走，我只得步行很长一段路，到大街上去乘回凤阳的客车。我一面走，一面不住地用手帕擦泪，完全顾不得行人投来的疑惑的目光。
回到家中，我推开卧室的门，见女儿已将房间打扫干净，收拾的井然有条。我不禁失声大哭。女儿以前从不做家务，现在懂事了，她这么做，是想为我节省一点收拾房间的时间啊。女儿虽然才15岁，但是父女相隔千里，现在女儿还可以在寒暑假时与我相聚，以后若是参加工作，恐怕一年难得见上一面。如此算来，父女间相见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的了。
此后，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家庭尚未离散时的种种生活情景，浮现女儿小时天真活泼的模样。一连数日，离别的愁绪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
跑年
每逢过年，我便要辗转旅途，与亲人相聚，迄今已有二十多年。故对我来说，将过年称为“跑年”，似乎更确切一些。
早年离家参加工作时，单位距家仅几十里地，往返方便，尚不能称之为“跑”。后来父母迁往南京，而我又与一个上海籍的女人结为夫妇，才真正尝到跑年的滋味。那时还未“开放搞活”，物资不流通，市场供应短缺，故每逢春节将临，上海的前岳母大人便来信命我们大举采购花生米、大豆或是鸡、鱼、牛羊肉等物。我父母在南京郊县，农副产品不缺，不需我们代为采购。但回家过年，总不能两手空空，于是我便捎上十瓶八瓶“明光大曲”及香烟等物聊表心意（记得那酒1元4角一瓶，需凭票购买）。从我家乡凤阳去南京、上海，需先乘汽车，然后再转火车；下了火车之后，又需转乘汽车。对于那些大包小裹，我和前妻只有在上下车时肩扛手提，自任脚夫。我最怕的是乘火车时进出站，特别是当进站之后，为了抢时间而在那长长的月台负重小跑时，总要累得我气喘嘘嘘，汗湿衣衫。好在那时还没掀起打工热潮，流动人口不多，汽车火车都不象现在这样拥挤。但人虽不是很挤，火车上的行李架上及座位下面却挤满了各色鼓胀的大包，好像满车厢都是搞长途贩运的人。那各色大包内的物品，与我们的包内相似。因为当时与我们同道的跑年一族，多为在外地安家的上海下放知青，其包中物当然是“英雄所购略同”。我和前妻的跑年计划，通常是两人一同乘火车，至南京分手，她带着女儿直奔上海，我在父母处过上三天年，再携些父母赠送亲家的土特产，前往上海弄见岳父母大人。只因物资不流通，前妻回上海时，总要肩负为多人捎物的重任。于是一到上海，我便要陪她这位兼职采购员，靠一双脚板把南京路、淮海路以及其他什么路丈量一遍。待到返程时，我们便再一次充当脚夫，携着那些大包小裹上车下车。
而今，我虽仍要逢年必跑，并且是从北京跑到南京，但已不需象当年那样辛苦。现在市场繁荣，物资流通，此地能买到的东西，彼地也能买到，跑年已不需再苦力地干活。旅途中也不必为多带钞票而担心。当年前妻为人捎物，带钱颇多，为防被窃，她在棉毛裤上逢一布袋，将钱塞入袋中，再将袋口用线钉死。而现则无需如此谨慎，只要在兜里揣上一张什么卡或可以异地取款的存折就可解决问题。
当年我曾为跑年之苦而叹息，因为那时我还年轻，父母也未入老境，尚不能悟出跑年的深意。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过年的要意不在于吃与玩，而在于和亲人团聚。父亲晚年常叹与我们“见一面少一面”，老人家1996年已与儿女永别。母亲现已年过七旬，南北二京，相距遥远，来京三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当想起父亲“见一面少一面”的话，我便心中凄然。母亲有忧，我不能为其分担少许；母亲患病，我未曾在她床前侍奉半日。春节来临，我不管有什么要紧的事都得丢在一边，回家与母亲团聚！我想，这并非我一己之感受，对所有身处异乡远离父母的人来说，春节都像是一道命令——一道“如无特殊原因，务必于除夕之前赶到父母身边”的无声的命令。这道命令在春节将临时，悄然下达于每一个异乡客的心中，促他们早早定下回家的行期。这道命令，使他们不畏跑年之苦，不畏路途遥远。这道命令，使全国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于春节期间发挥到极限。置身于跑年者汇成的洪流之中，你会感到，亲情就像一根挣不断的红线，成千上万的跑年者都是被这根红线牵强有力地引着，才不约而同地跨越那将亲人阻隔于两地的空间，哪怕是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能使这根红线的牵引力稍减。
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我虽然还未动身跑年，但我的心已早早跑到了南京，跑到了母亲身边。
第二辑 品味人生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来北京这几年，最牵挂我的人是我的母亲。来京头两年，我租住的几处住房均无电话，母亲和我的联系方式只能以通信为主。信大部分都是由母亲先写来。母亲字写得很漂亮，虽然年已七旬，但笔迹仍然像以前那样洒落有力，且思路十分清晰，信中极少涂改之处。尽管我已多次搬家，这些信我一直保存。近日翻阅母亲的来信，那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母爱和对我的牵挂之情，令我一时百感交集。
母亲牵挂我的身体健康，在信中不止一次地嘱咐我：不要超负荷工作，要注意休息，睡眠不足，身体免疫力就会降低，容易生病，一人在外地，生了病无人照顾，可就苦了；北方天气寒冷，平时要注意保暖，出门要多穿衣服，不知你带的衣服是否能够卸寒。母亲说，自我来京后，她每晚看电视时都要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我懂得母亲的心，她是因为我才关注起北京的天气。“儿在外，母总有不放心之处，但南京与北京相距遥远，我不能去帮你，我只有嘱咐了，你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这段话曾使我黯然落泪。母亲牵挂我的写作和收入，在信中不止一次地询问我的写作和发稿情况，收入如何。她知道北京房租很贵，生活开销很大，来信说：“我在报纸上没有看到过你的稿子，心里很着急，是否需要我寄点钱去？如果缺少什么生活用品，希望来信告知，总之你在北京光靠写作为生，我很不放心。”母亲只看《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而我却是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文章，她当然难以看到我的稿子。我回信做了解释之后，她才稍感安慰。母亲牵挂我的人身安全，嘱我：“不要轻信他人，以免吃亏上当，你长期呆在家中，埋头读书写作，与社会接触太少，人又太直，实在让我放心不下”……
我从某杂志社辞职后，一时未能租到合适的住房，待租到房子搬了家，又忙于写作，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才给母亲写信，母亲在回信中写道：“今天收到你的来信，方知你已辞职自己写作，总算知道了你的下落，这两个月我一直惦记着你，要写信，没有地址，要打电话，又无电话号码。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猜想，你到底到哪儿去了？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是生病或心情不好？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但也无法寻找，只好等待，今天总算等到了你的来信。看了你的信，我才算放下心来。”并嘱我以后要每月给她写一封信或打个电话，告知我在京情况，以免挂念。我看了母亲的信，心中十分后悔，无论如何，我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的时间总是有的，但我竟让母亲为我担心这么长的时间。
我来京后买的被子，没盖几天，棉絮已多处绽裂，无法御寒。但由于盘缠有限，又舍不得再买新的，于是便写信向母亲求援。她很快便为我寄来一床九斤重的棉被，后来又为我先后寄来两床厚薄不同的被子，以让我在不同的季节里换着盖。我看着那捆得紧紧，外面包着一层塑料布，又包上一层棉布的被子，想象着母亲吃力地打着包裹的情形，一时十分伤感。母亲总想尽其所能给三千里之外的儿子以帮助，她担心我生病不能及时去医院就诊，先后寄来不少药品，并寄来一盒西洋参让我滋补身体。我来京4年，虽无大病，但感冒发烧，头痛腹泄的小恙还是有过，有了这些药品，我省去了不少上医院的时间，并且很少为医生那大而无当的处方浪费金钱。
我来北京时，已四十有六。但我觉得自己在母亲心目中仍是一个孩子。母亲在信中或电话里所表达的牵挂与担忧，令我感到在异乡所无法感到的温暖，同时也令我惭愧和心酸。惭愧的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已不应该让母亲为我如此操心；心酸的是，自父亲于1996年去世后，母亲一直单独生活，且患有胆结石等病，很需要儿女的关心，而我则远在异乡，不能在生活上对她有丝毫的照顾。母亲说得对，“儿行千里母担忧”，但我这个远行千里的儿子，又有多少时候担忧过远在家乡的白发苍苍的母亲？
别把自己当人物
一位闯京城数年，在某一方面己小有成就的朋友，听说我背井离乡，来京闯荡，特拨冗前来看望，以示关怀。同乡故友，相逢于异地，自然倍感亲切。朋友将他在京发展的经历略做介绍，并将可以垂范之处详细叙述一番之后，赠言曰：“你记住我一句话：别把自己当人看。”
朋友赠言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