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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过早地止步不前的人相比，有些人则是生命不息，攀登不止，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战胜贫困与厄运，以过人的智慧与精力排除每一个前进中的障碍。任何艰难与困苦都动摇不了他们向上的信心，任何挫折与失败都阻挡不了他们攀登的脚步。他们的生命之火并不因生理上的衰老而减弱，至死都在熊熊燃烧，在一往无前的攀登过程中，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有的人终于登上的塔的最高层，有的人即使未能登上塔顶，也如萨特所言，达到了“自身的最高存在境界”。
第三辑 闲侃生活论肥瘦
生为女人，谁不希望自己三围适中，曲线柔美，有如出土于希腊米洛岛、号称美神的维纳斯（当然不能断臂）？生为男人，谁不希望自己高大挺拔，体魄雄健，有如出自米开朗基罗刀下的名雕大卫？然而，人之体形与先天遗传密切相关，说白了是“爹妈给的”。爹妈的赐予，往往不能尽如己意，如过高过矮或过肥过瘦，都会有损美观。有些缺点虽然无法弥补，但肥与瘦却有改变的可能。于是许多人怀着对美的执著追求，尽最大的努力以弥补某一方面的缺憾，肥者欲瘦，瘦者欲肥，增肥减肥，确也增减出一些肥瘦适中的美男倩女，但也闹出了不少悲剧喜剧。
肥与瘦同高与矮一样，与体形的美观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究竟肥美还是瘦美，往往与时尚风气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对于人体的审美标准偏重于肥。在拉斐尔与提香的笔下，无论是圣母还是凡女，都是丰腴肥满，宽胸硕乳；连达·芬奇笔下的最具魅力的女性蒙娜丽莎，按照今天的标准也该进减肥中心。而当今西方，人们则欣赏“骨感”，崇尚瘦削美，撇开男人不论，女人面部因瘦削而显出“棱角”，体形的曲线因瘦削而很少起伏，已被视为一种独特的风韵，从影星到时装模特，大多如此，像中国一些影星那种如同面捏泥塑的胖脸蛋儿，似属罕见。
中国对于人体的审美标准也非数千年一贯制，《后汉书·马廖传》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几千年前的楚人曾经以瘦为美。李商隐《梦泽》一诗极写了楚灵王好细腰所酿成的悲剧：“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阁下的偏好，“细腰”成为风靡楚国的惟一审美标准，于是满城年轻女子纷纷节食减肥，为了能在楚王面前一展娇柔的舞姿而不惜葬送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好细腰”的遗风，至汉代尚存，“楚肩细腰掌中轻”的赵飞燕能够把个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并登上皇后的宝座，即是有力的明证。至于这位绝代佳人瘦到何等程度，史无详细记载，不过根据她可以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起舞一说，可以推测她的体重不会超过50公斤。到了唐代，楚灵王与汉成帝的审美标准已经过时，体态丰肥而且已婚的杨玉环，硬是被唐明皇横刀夺爱，从他儿子手中抢过来，堂而皇之地占为己有，而杨女士一旦入宫，便令“六宫粉黛无颜色”，并且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感情垄断，足见“肥”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李隆基独宠杨玉环，也许只是斯人的别好，我们若是再看一看唐代画圣吴道子笔下的人物、敦煌千佛洞中的壁画与洛阳龙门石窟的巨型雕刻，就会发现，无论男女，均是阔面圆腮，丰硕肥壮。可见“以肥为美”乃是唐代的时尚。
当今中国人虽不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欣赏“骨感”，崇尚瘦削美，但丰肥硕壮，阔面圆腮，已显然不被人们视为美的样板。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的体力劳动大大减轻；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一些不注意节制饮食的人营养过剩，致使肥胖成为不少人的心患。于是在许多男女为肥胖发愁的同时，五花八门的减肥术也应运而生：或靠打针吃药减肥，或靠超负荷运动消肥，或靠手术取脂除肥，或靠辟谷绝食或延长睡眠抑肥，用于减肥的饮料与饮食方面的配方，花样也在不断翻新……而国外那种在肥胖患者胃中置入气球以使其胃容量减小，以及在胃部加箍以使胃功能减弱等减肥新招尚有待引进。五花八门的减肥术，有的的确能像宣传的那样，可以收到显著效果，但有的只能奏效于一时，消瘦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变得更加肥胖，也即所谓“反弹”。有的减肥术不仅难以见效，而且会给减肥者带来痛苦，或弄得虚弱无力，或弄得头晕耳鸣，或弄得周身浮肿，或弄得食欲不振……结果使有志于减肥者彻底失去信心。真正合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无痛、无损、无副作用”减肥三原则的减肥术，目前看来，恐怕为数不多。
既然今天“肥”已不被人们当作美的标准，那么减肥必然要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只要肥而不笨，瘦而不弱，一言以蔽之，只要身体健康，我们就不必整日为减肥增肥而劳心费神。我们若是为减肥而忍受太多的痛苦，甚至以损害健康为代价，实属不智之举，而其结果也将与我们求美的愿望相违勃。肥与瘦，各有其特色，只要不走向极端，未必不美，“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苏轼的观念至今仍未过时。
灯
灯是太阳的替代物。当那盏普照大地的自然之灯消逝在西方的地平线下之后，人们便点燃了人工之灯，以继续白日的工作，或开始去做种种适于夜晚去做的事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的名句对灯的功用作了极好的诠释。人们难以设想，如果没有灯，天黑之后的一段时光将怎样打发。
古时的灯构造简单，它靠的是焚烧浸在油中的灯芯发出光明。灯的代用品是烛。李世民有咏烛诗云：“九龙翻焰动，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代月明。”这位大唐开国皇帝将蜡烛比作“九龙”，并说可以拿着它代替月亮的光明，真有几分“一烛在手，别无所求”的味道。由此可见，今人所摒弃的蜡烛，在古代是颇为高级的照明之物。
灯虽是家居必备，但未必人人都能用它来“焚膏油以继晷”，一个穷得象汉代的范冉那样“甑中生尘，釜中生鱼”的人，哪里还有油可焚？这些点不起灯的人，只有在红日西沉之后，中止白天的一切活动，向梦中寻找他们希求得到的欢乐。不过也有一些人“穷且益坚，勿坠青云之志”，尽管穷得无灯可点，仍能发奋苦学。“映月读书”、“映雪读书”、“凿壁偷光”等等贫而好学的典故，至今仍被世人传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在乡下务农，那时大多数农民家的灯，是一个盛有煤油的小玻璃瓶，瓶中有一穿在铁皮细筒中的棉花捻成的灯芯。由于这种灯光线微弱，人们多将其悬于壁上，以求灯高亮远。结果它在为主人提供有限的光明时，又以突突的油烟在墙上留下一大片实实在在的黑暗。即使是这种灯，多数农民也舍不得长点。为了节省煤油，他们吃罢晚饭便吹灯上床。天气稍暖，他们便在屋外黑坐闲聊，以排遣睡前的一段时光。在这种灯下读书，一不小心便会燎焦了额前的头发，次日早晨起床后，鼻涕和痰液中都带有黑烟，一双眼睛也仿佛涂上了眼线。我不知道长期在这种灯下读书的人，肺部是否会象鼻腔一样被灯烟熏黑。后来，随着电灯的日渐普及，这种颇原始的灯与那些曾各领风骚多少年的罩子灯、桅灯、汽油灯才被淘汰。
灯既然可以使人一天的工作时间得以延长，那么，一个长年日以继夜工作的人，生命也就等于得到了增长。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数十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生中的发明达一千一百多项。因此，在七十九岁生日那天，他自豪地对人说：“我已是一百三十五岁的人了。”巴尔扎克习惯于午夜起床，挑灯写作，常常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二十年里写下了九十多部、多达千万字的不朽之作。福楼拜常年通宵伏案，由于他书桌上的灯彻夜不熄，他的窗户被在塞纳河上夜航的轮船当作可靠的“航标”。他那付出大量心血、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成为法国近代小说、散文的典范。
我与灯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平均每天有四、五个小时是在灯下度过的。由于职业的原故，在众多咏灯的诗中，我最喜欢元人谢宗可的《书灯》：“咿唔声里漏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 一生照耀付文章……”但我又想，大概谢宗可是文人，才对灯作这样的描写。其实灯若有灵，它看到的岂止是简册，照耀的岂止是文章？——同白天一样，万家灯火之下，依然是一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
枕
居家度日，不可以无床，而有床则不可以无枕。孔子睡觉“曲肱而枕之”，仍然乐在其中，那毕竟是圣人的感觉，我等凡夫俗子弯臂作枕，小憩可也，时间一长，恐怕不会感到舒服。故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睡觉时不仅希望有一张舒适的床，而且希望有一个舒适的枕头，以常享“黑甜”之乐。
枕是可以入诗的，清人朱之蕃《决明甘菊枕》云：“警枕重劳石枕寒，无如药里最相安。剖来珠蚌光堪掬，采积金英秀可餐。”以珍珠甘菊作为枕芯，当然很好，不过这样的枕头似乎过于高级，非寻常百姓可以享用。现在普通人睡觉用的枕头，大多以蒲绒、泡沫塑料作为枕芯。早些时候，连这种材料也是金贵之物。二十多年前，我在乡下务农时，农民们大多以麦秸作为枕芯。麦秸枕初做好时有模有样，也颇柔软，待用过一段时间，枕内麦秸被辗转反侧的头颅碾碎，则变得又薄又硬，如要使其高度适中，需在枕下垫上一两件破衣旧裤。那时农民们生活贫困，家用往往已经破旧不堪仍无力更新。一个使用多年，布烂而麦秸见的枕头是很寒伧的。不过枕皮若不是粗布，而是绣有花卉的细布甚至绸缎的话，倒是一句歇后语的直观的诠释。
古人床上之枕是何形状，以哪些材料做成？只有借助史料与影视剧的镜头方可得知。据史籍载，古时之枕，状如箱箧，外方中空，可以贮物。《越绝书·外传枕中》云：“以丹书帛，置于枕中，以为邦宝。”《汉书·刘向传》云：“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可见古时的枕头常被文人兼作藏书的工具。而古有“枕中书”一词，其意即指珍本秘籍。这种箱箧式的枕头既然可以藏书，当然也可以藏刀剑、藏金银，藏凡能藏得下的心爱之物。不过从影视剧上看，这种多功能的枕头，造型并不科学，一是高度大约在半尺以上，二是枕边成直角，缺乏应有的坡度，枕惯现代之枕的人如果枕上一夜，第二天恐怕要去医院治疗脖颈。此外，古人还有以石料，甚至以玉石作枕者。我想无论是以普通的石料还是以玉石作枕，人枕上去都不会感到舒服，今人枕着将那种冰冷挺硬的枕头，恐怕即使是善睡者也会失眠。用玉石雕刻成的枕头，自然是既美且贵，但那只能在玉器商手中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若是作睡眠用，我倒是宁舍美玉而取草包。
在古代，以何种材料做枕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