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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以何种材料做枕头，不仅可以体现人的贫富贵贱； 而且可以表达某种情绪。古人居父母丧；“居庐食粥，席薪枕块”（荀子《礼论》），以表示失去亲人的哀痛。所谓“席薪枕块”，即是以柴草作铺，以土块作枕。古人这样做，可以体现出一种孝道，而今人如果以这种方式寄托哀思，未免不合时宜，贻邻人笑。
无论古今，人们总是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舒适一些，一些达官显贵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也有一些人能够抛却安逸，砥砺奋发，这种精神有时可以从以何物作枕上体现出来。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公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能够成为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修成继《汉书》以后的“史家绝作”《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除了他有超凡的智慧之外，恐怕与他以枕警枕减少睡眠，刻苦读书著述有关。如果他枕着那种以珍珠、甘菊做的高级枕头，天天日出三竿方起，恐怕难以有此辉煌的成就。
第三辑 闲侃生活女红今昔
女红，曾是中国女性不可不学的技艺。但是现在除了以女红为生的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学习刺绣、缝纫、织衣、做鞋。哪怕曾经工于此道的女人，也远离针线，技艺荒疏已久了。
在过去，寻常百姓家的女子，多在待字闺中时便开始习练女红。一个姑娘若是工于女红，在谈婚论嫁时便多了几分诱人之处。因为那一手过人的针线活，不但可以使她的灵秀之气得以表现，而且可以为婚后的生活增光添彩。就过日子而言，还可以节省不少开支。而一个不谙女红的姑娘，若不是出自大家名门，有养尊处优的生活经历，是很可能被人讥为愚笨的。
在女红未被机械取代之前，刺绣、纺织、缝纫，是家庭生活不可忽缺的手工劳动，其产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艺术欣赏价值。“日暮堂前花蕊娇，手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将绣好的花卉挂在后园里，竟能将柳条上的黄莺引下来，可见其刺绣的技艺是何等高超，其产品又有多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从事这项劳动的女性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古代诗人对此多有描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绿窗之下，红妆未改的花木兰独坐于织布机前投梭纺织的画面是很美的；“一片绿罗如锦貂，洞房西室女工劳。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这又是一副多么动人的刺绣图！“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华发苍颜的老母亲于灯下缝衣的镜头是感人的，而母亲缝衣时的心情更令即将离家的游子凄然神伤……
机械化一旦取代了手工，女红也就势微了。城里和乡下的女人们之所以还要在工作、劳动之余，忙于编编织织缝缝补补，大多只是为了节省一点开支。当年我在乡下务农时，生产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每有空闲，手里便要拈起针线活计来做，不过大多只是补补衣服、纳纳鞋底。至于绣枕套或织毛衣，则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只有即将出嫁的姑娘或大队干部家的闺女才有资格染指此类技艺。那时农民中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毛线。绣有花草图案的枕套，对多数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来自城市的知青当中，倒是不乏工于女红的姑娘，特别是一些上海女知青，仿佛曾经受过专门的训练，绣枕套，可以绣出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织毛衣，可以织出各种各样的美丽图案；她们还会织帽子、织围巾、织手套，织种种需要织的东西，她们的智慧通过灵巧的双手，通过几根普普通通的竹针得到充分的表现。有的人还精通裁缝手艺，做出的衣服，不仅十分合身，而且样式新颖，结果引起了当地裁缝的嫉妒。她们的到来，使乡村掀起了一场学习女红的运动，许多农家女跟她们学编织、学刺绣、学裁缝。她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在向教育她们的人传授女红的技艺。
现在，女人虽然尚未从家务中解脱出来，但做女红的辛苦已可免除。如果说她们偶尔还要拿拿针线，也只是给衣服钉钉钮扣、补补破绽。一个姑娘不善女红，既不会被男友识为缺点，也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因为一切靠手工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花钱解决。这使女人有了较多的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但女红时代的结束，又不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遗憾，对于情人而言，一件心上人用双手千针万线织成的毛衣，肯定比花钱从商店里买来的羊毛衫珍贵，因为那手工织成的毛衣上倾注着爱人的情；对于子女而言，一双母亲戴着老花镜精心缝制的布鞋，也肯定要比花钱从商店里买来的皮鞋值得珍惜，因为那手工缝制的布鞋上满含着母亲的爱。
点菜
我们于家中待客，是充分掌握主动权的。无论是不速之客，还是提前约请的嘉宾，我们尽可以按照关系的亲疏，酌情待之。那陈于桌上的佳肴，自然是丰俭由我。然而我们若是在饭店请客，情况便会有所不同。
到饭店用餐，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点菜，我之所以将点菜称作问题，是因为这一程序已使请客者的主动权打了折扣。仍像居家请客那样搞“填鸭式”，似乎对客人有欠尊重。于是，让客人为自己的口味作主——点一两道爱吃的菜，便成了一种应有的礼貌。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主客的关系如果是挚友或情人，点菜当然是一种乐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尽量选择爱吃的菜肴。若是公款消费，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次大饱口福的机会。但主客的关系尚算不上亲密无间，且不是公款白吃，点菜时就得把握一定的分寸。作为主人，仍像在家中那样专断独行，不征求客人的意见，任意安排桌上的酒菜，不免失礼；而作为客人，也切不可将主人的客气与礼貌当作挥霍的特许。此时，请客者需得雍容大度，即使客人点了名贵大菜，也要眉不蹙而色不改；而客人在点菜之前，首先得拈量一下主人的腰包，衡量一下双方的交情。如果主人见客人点了大菜而容改色变，客人认为不用自己掏腰包便可随意乱来，双方则很容易陷入尴尬的境地。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时，一位叫赵敏的女同窗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嚷着要她请客，该女士也欣然应允。酒席间，大家乱点大菜解馋，该女士涵养极好，自始至终未露半点不快。然而她的微笑，等于给我们壮胆，使我们点起菜来更加气派。结果帐单上的数字大大超过她所带的钱数。没奈何，饭店只有将我们扣作人质，让她回学校取钱清帐。我猜想，她在付帐时，心里大概要有一种遭人洗劫的感觉。
点菜颇似一次临时性的会议，但这“关于主客双方就自己的胃口各抒已见”的会议，不易开长。因为我们“开会”时，服务小姐正恭立一旁，有的甚至捧簿持笔做记录状。这些小姐虽然大多经过上岗培训，不致流露不耐烦的情绪，但主客双方将一本菜单推来推去，久议不决，我们自己也会觉得难为情。因此，我们不仅要“开”短“会”，而且要当场做出抉择。
由于点菜时从容不得，有时便难免出错，或是点了双方都不爱吃的菜，或是点了价高量少甚至质次的菜；有时甚至看错了价格，直喊便宜，待一看帐单，才暗吃一惊。一次，我到空军报社拜访杂文家杨庆春先生，咱俩既是同道，又是同乡，在京城见面，自然话多。畅谈至午，由庆春请客，到餐厅小酌。点菜时，他要我点，我叫他点。当他翻开菜单浏览之际，我也引颈扫视，想点两道廉价的菜，使他少掏腰包。我见菜单上有一道菜名为“牛蛙”，价格6元，觉得菜新价廉，即请服务小姐记之。菜点好之后，我问庆春牛蛙与青蛙有何区别，并说我以前在西安读书时吃过烧田鸡，需10多元一盘。他说：“那是便宜的。”我说：“这牛蛙才6元一盘，不是更便宜么？”他说：“怎么6元，是60。”我心头一紧，立即去找开单的服务小姐，要她将牛蛙一菜撤了。庆春尾追其后，说：“没什么，即点了，就尝尝嘛。”我连喊：“不行不行，太贵太贵。”所幸服务小姐素质较高，她既未向我翻白眼，也未说什么“吃不起不要点”的讥讽语，听我一说，即含笑点头，去通知厨师撤菜。片刻后，小姐至桌前告知：“亏你说得早，牛蛙差点给宰了。”我见60元得以挽回，心头一松。但又想，那牛蛙要是被厨师宰了，庆春先生可就被我“宰”啦。于是暗嘱自己：以后点菜，可要小心！
食粥
粥非山珍海味，人人得而食之。不过有些人食粥是为了充饥活命，有些人食粥则是为了开胃养生。而同为碗中粥，其营养成份，往往判若天壤。
在人们的印象中，食粥常常与“吃苦”一词相关联。范仲淹早年在应天府求学时，生活艰苦，时遇缺粮，不得不忍饥读书，将应该中午吃的粥留到下午才吃。曹雪芹困居黄叶村，写作《石头记》时，则是“举家食粥酒常赊”。范、曹二公“啖粥苦读”、“食粥写红楼”的故事所以能够作为美谈流传至今，恐均与“吃苦”二字有关。
一般平民百姓，遇上饥荒之年，多靠食粥度日，甚至有连粥也吃不上的时候。现在，我对1960年前后那段“举家食粥”，乃至家家食粥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大米粥乃是粥中的上品，其次是山芋粥、山芋干粥、玉米面粥、小米粥、再其次则是以乱七八糟的野菜和以糟糠煮成的粥。人们食粥食到后来，甚至只能喝那碗中难捞几粒米，只能称之为汤的粥。这种粥除了具有镜子的功用之外，充饥的效果仅胜于开水。在那种除了粥别无所食的年头，吃上一顿大米饭乃是多数人的愿望，或者说是梦想。
而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食粥不再被视为吃苦，大米粥、绿豆粥为多数人的家常便饭，人们早晨在吞食烧饼油条时来上一碗粥，会觉得口润舌舒；中午吃了满肚子荤腥，晚上来上一碗粥会觉得神清胃爽。一些人数日不食粥，便会生出一种缺憾，即使是出门在外，也得设法得到补偿。以前度饥荒时才吃的玉米面粥、小米粥、山芋粥，如今已变成开胃的佳品。西安人爱吃玉米面粥，玉米面磨得很粗，煮时放入少量红枣。这种粥既香且甜，有一种精米细面所不具的粗砺感，吃起来别具风味。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时，大学食堂里经常供应红枣玉米面粥，男女学生分坐在一排排十多米长的餐桌旁，几乎人手一碗，女同学食相文雅，尚能细喝慢咽；男同学多是猛吃猛喝，唿唿有声，不掩食粥之乐。北京街头的小吃摊上，小米粥颇受欢迎，只要排挡中有卖小米粥的摊点，人们不论是吃包子馒头，还是吃馅饼油条，“来碗粥”似乎必不可少。在我的家乡，许多人把山芋粥当作粥中佳品，特别是在孩子的眼里，山芋粥要比任何营养液都香。
某报曾刊出《作家与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