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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
读书做学问者，恐怕没谁能像乾隆皇帝那样，下一道诏令，即可遍集天下之书于皇家图书馆——四库院，以供御览。因此不仅藏书不丰者要借书读，即使是那些藏书汉牛充栋者，若想深入研究一门学问抑或著书立说，也难免有因书不敷用而四处借书之时。借读他人之书，实为寻常事耳。
自古以来，因少年时代家境贫寒，靠借书读而学得知识，后经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者不乏其人，东汉的王充、东晋的葛洪、北宋的欧阳修等人均属此例。将书借给这些人读的人堪称“功德无量”。然而我想，他们对借来的书一定十分爱惜，而且准时归还，才能不断有书可借。否则恐怕十之有九要遭拒绝。
借书能十分爱惜，且及时归还当然可喜，但有些人久借不还，即使还了，那书也已惨遭蹂躏，遍体鳞伤，直令书的主人徒呼奈何，悔不当初。
借书与借钱不同。借钱者要哭穷，要告急，至少也得事先想好一个使对方愿意解囊的理由，并且多信誓旦旦，声明何时还债。借书者则不然。他们大多并非为借书而来，而是在有所发现之后才开口言借的，在言借之时且多做知己仗义状，像借钱者那种有求于人的谦恭之态，实难一睹。一般说来，可以在你的书房里东看西翻者，不是熟人就是朋友，当客人在你毫无戒备的状态下，突然将一本被他看中的书拿在手里，在你眼前一扬，提出“这本书借我看看”的要求时，你已不能像对待借钱者那样以“没有”二字回绝。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种抉择，那就是“借”与“不借”。若是一本无关紧要的书，你倒也可坦然应允，倘若是一本从千里之外辛苦购得，一旦遗失便难以买到的书，你心头难保不猛然一紧，“不行”二字是难以说出口的，那会伤了和气，但那“行”字恐怕需咬一咬牙才能迸得出。因为随着一声“行”字，那书就可能永远换了主人，怎能不叫你咬紧牙关，痛下决心，准备做出牺牲？
借出的书久不见还，你免不了要向借书人索要，对方或曰尚未看完，或曰转借他人，有的人干脆若无其事地说书已弄丢。借书虽与借钱不同，索书则与讨债相似，你若再三催要，或当对方回答书已弄丢时，你忍不住口出怨言，那就等于得罪了对方，有人也许会向你表示歉意，但多数人则要讥你小气，笑你吝啬，说你为一本微不足道的小书斤斤计较。他们只以书的定价来衡量书的价值，至于那本书对你如何重要，丢失后能否再买得到，是否使你的一套书成了残本，他们却毫不介意。这时，理亏者已不是借书的人，而是变成了付出牺牲的你。
当然，借出的书并非都是一去而不复返，一本“出游”已久的书，有时也会突然重返故里，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不过惊喜常要伴着叹息，因为那书多半要失去本来面目：观其外表，或封面残破，或书角翻卷，或污渍斑驳；开卷察看，缺页者有之，折叠者有之，涂沫者有之。似此“崭新离家破旧回，内容未改面目非”的书，怎不令你睹之心痛，望之叹息？
清人袁枚幼年好学，家贫无书，乡邻张氏藏书甚富，袁枚前往借书而遭拒绝，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在贫而好学的黄生前往借书时，他慷慨借与，并写下《黄生借书说》一文，其中有言：“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幸而遇予乎。”我想，若是黄生对借去的书毫不爱惜，甚至借而不还，不知随园主人是否还能向他敞开书斋的大门？
第三辑 闲侃生活惜书
天下读书人甚众，然而未必人人惜书。有些人论年龄已非少小，但对于书仍象“背起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一样不知爱惜，一书在手，随意折之卷之，或用于枕头，或用于垫臀，或用于遮阳，或用于扇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钱思公有入厕读书之习惯，而有些人则是入厕撕书，由于出门无备，忽遇不测，于四顾茫然，搜求落空之际，只得撕书以解尴尬，或撕其扉页，或撕其自认为不重要的章节，待其出厕时，那书已不复为完璧。由于这些人毫无惜书之意，故经其阅览的书大多面目全非，或书页尽卷，或封面失踪，或书页残缺，甚至有整本书赫然变成“活页”者。一本书虽为唾涕手垢所污而“体肤”仍然完好者，已属幸运矣。
自己的书无论怎样糟蹋作践，其损失只在自己。有些人则视公为私，入阅览室、图书馆必身藏刀剪，一遇己之所需，便毫不犹豫地挖之剪之。若是偶尔忘带工具，则整页撕之，或干脆将整本书刊窃为己有——既入宝山，焉有空回之理！这些以“探宝掘金”为己任者勤奋的结果，使得公用报刊书籍变得不乏“天窗”，多有“残疾”。
读书而不爱惜书者固然很多，但自古以来，惜书者也不乏其人。清人潘永因在《宋稗类钞》中记有司马光如何爱惜书籍的故事。这位大史学家曾对其子云：“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朗日，即净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于其上，以晒其脑（书脊），所以年月虽深，从不损动。”又云：“至于启卷，必先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污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以衬其沿，随覆以次指面，捻而夹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古代装订技术落后，爱惜书的人无论藏书还是读书，都要十分小心。而今，一本书若是不被肆意蹂躏，一般不会像线装书那样线断页散。像古人那样年年将书搬到屋外去晒，已无必要。但惜书的人总是将藏书置于通风干燥处，以防生霉；有的人还在书橱中放入樟脑丸之类，以防虫蛀。惜书者于开卷之时，虽不能像司马光那样铺褥捧版，但总是要注意一下书桌的卫生，有的人还会在书下面垫上一张纸，或是套上牛皮纸封皮，以防书的封面受到磨损。而折卷涂抹，随手乱丢，更非惜书者所为。古人读圣贤书，往往要焚香净手，这么做大概除了以示虔敬之外，恐怕还有使书保持洁净的用意。现代人读书，焚香已无必要（驱蚊倒是一法），但净手仍非多余。人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多要靠手来完成，难免沾染油渍尘垢，因此惜书者为使书不受污染，于读书之前多不厌洗手之烦，鲁迅先生即是一例。
当然，惜书是为了能够长久地读到完好洁净的书，也即为了更好地读书，如果惜书惜到根本不读，只为装点门面的地步，也就失去了惜书的本意，于其爱惜书，还不如去爱惜珍玩宠物或首饰行头。
书房
爱读书的人，大都希望能拥有一间书房。一扇薄门，将纷纷扰扰的世事关在屋外，独踞一片仅属自己的空间，占有一架可以随意翻阅的藏书，俯而读，仰而思，或是仰而思，俯而写，全随己意。躲进书房成一统，家人友人且勿打扰，柴米油盐暂不烦心，心灵在安静中得以舒展，思想在独处中得以驰聘。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那些视书如仇或整日世务缠身的人所体会不到的。
古时所谓书香门第，对于书房的环境与室内的陈设是很讲究的。明代文士吴从先，就为自己设计了这样的书房：“斋欲深，槛欲曲，树欲疏，萝薜欲青垂几席栏杆，窗窦欲净如秋水，榻上欲有烟云气，墨池笔床要时泛花香，读书得此护持，万卷皆生欢喜，阆苑仙洞不足羡矣。”但是，营造一个如此幽雅的环境和高级的书房，颇费一些银两，一般百姓，恐不敢对这样的高级书房存什么奢望。其实，古人的书房再高级，也舒服不到哪里去。乾隆皇帝贵为天子，其书房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然是最高级的，但你若是到故宫看看，就会觉得并不咋样。首先是采光不好，即使是大白天，房内也灰暗如黄昏，夜间又无电灯照明，尽管他阁下可以秉烛，但那红烛金焰之上，是那袅袅不绝的蜡烟，在那严重污染的空气中读书，时日一久，龙体焉能不受损害？我在乡下务农时，点得是无罩的小油灯，这种灯一点燃便黑烟腾腾，夜里要是读上两、三个小时的书，次日早晨不但擤出的鼻泣是黑的，连眼圈都像是纹了眼线，不知乾隆阁下在蜡烟弥漫的书房里读了半夜书或批了半夜的奏章，龙颜是否会有所改观。
时代发展到今天，经济条件稍好的人，都可以拥有一间让乾隆皇帝称羡的书房：室内可以摆沙发，可以装空调，可以安电话，可以架电脑。而那些藏书，也不再是字大行稀的线装本。古人以“入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来形容藏书的宏富，其实那是由于原始的印刷技术所致。现在一书橱书籍的内容，恐怕就可抵得上古时那充栋宇、汗牛马的藏书。说古时“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未免夜郎自大，不知国外有国；用这话来形容现在的“秀才”，才是恰如其分。因为世界各国的种种著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收入房中；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只要敲几下键盘，便可从网络上得知。别说古代的秀才，就是像董仲舒、刘向、朱熹那样的鸿学巨儒，往这样的书房里一坐，也会觉得自己孤陋寡闻，知识单一。
然而，书房虽好，却并非人人都想拥有。有些人生活水平已达小康，甚至跻身于富翁之列，住房宽敞得可以举行家庭舞会，房间多得可以开一个小型旅馆，却并不见有一间书房。他们可以把空余的房间用来养狗养猫养斗鸡，却不愿用来放书。我认识一位老兄，靠承包工程致富，家中辟有麻将室，内设上万元一套的紫擅木桌椅，桌上是2000多元一副的麻瑙麻将。但看遍所有房间，也不见有一架书橱，更谈不上什么书房。当然他并未忘记在客厅里摆上一架豪华的酒柜。而他儿子每天的作业，只有趴在餐厅里的饭桌上完成。在这些人看来，读书不但不能致富，而且费眼耗神，家中设一间书房，实属多余。有的人虽然拥有书房，但却难得亲自读书，某些官僚的办公室或家中的书房藏书甚丰，且多为精装豪华本，但要他写一篇述职报告，比上月球旅行还难，讲话稿若是没有秘书代劳，就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的书房，只是用来装潢门面、借以骄人的“形象工程”。
书房是存放精神食粮的仓库，是汲取知识营养的餐厅，我想，当人们不再把物质的满足当作唯一追求之时，当人们把增长知识、提高文化修养看得比享乐重要之时，书房，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家庭不可忽缺的组成部分。到那时，一些家庭除了摆设酒柜恐怕还要添置书柜，宠物间、麻将室或许就要变成书房啦。
归鸟
杜老退休无事，寄情于花鸟鱼虫，养有鹦鹉四只，两雄两雌，绿羽红喙，小巧玲珑，十分可爱。杜老观其腾挪于鸟笼之中而心悦，闻其鸣啭于晨昏之际而神舒，自然以宠物视之。
一日，杜老欲为鹦鹉清扫笼内秽物，在摘取鸟笼时，不慎使其堕地。那鸟笼铁丝结头处原未焊接牢固，经这一摔，便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