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心目中的位置。我们在与人交往时，要想很好地把握分寸，适时地决定进退，既不错失良机，又不陷入尬尴或受辱的境地，恐怕首先要学会读懂各种眼神。
名声
名声是大众对某人品行或才能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当面的恭维和颂扬，而是人们在他的背后所发的议论，并且是发自内心的议论。故要想知道一个人名声的好坏，需私下向那些了解其人并与其无利害关系的人打听。否则，你所了解的那个人的名声，便可能如同装在茅台酒瓶里的假酒或是被涂上粪污的璧玉。因为不了解他的人，只能向你告知他的道听途说，而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则会在评价其人时带着某种动机或爱憎的情绪。
有些人的好名声是于不经意间得来，比如那些靠高尚的品德和种种不图回报的义举善行而赢得大众尊敬的人。有些人的好名声是靠努力奋斗得来，比如那些靠某种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然而，不论哪一类人，他们的好名声都来之不易。某大人物曰：“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些人虽然不畏艰难，一辈子都在做好事，但由于他们仅是平头百姓，既不能借助媒体之势大肆宣传，又不能引起官员表彰的兴趣，他们那高尚的品德便如同蒙尘的珍珠。由于地位的卑微，他们又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善行义举，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难以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于是他们的一生便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要说名声，他们也只是在其狭小的生活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声而已。至于靠事业的成功赢得好名声的人，与地球人口的总数相比，也只占极少数。就拿吃文学饭者而言，国中的诗人多如牛毛，但有几人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敢说他的诗：“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能够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国中的作家车载船拉，但有谁敢断言，他的作品将不会被历史的浪涛淹没？绝大多数的文人，亦如平民百姓，只是在他生活或行业的圈子里有那么一点名声。
好名声可以给人带来丰厚的回报，作家与诗人有好名声，他们的诗文便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一个医生有好名声，求医的患者便会趋之若鹜。一个从政的人有好名声，他便会在仕途上一路顺风。然而好名声毕竟难得，于是一些欲求好名声而不得的人，便挖空心思大做文章。诗文平庸，借助媒体大肆炒作；医术不佳，凭借广告拼命乱吹；政绩平平，靠着弄虚作假上欺下骗。而官场中人最容易依仗权力，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为自己制造种种令大众崇仰的假象：昏庸无能者硬是被吹捧成才华出众，贪污受贿者硬是被装扮成清正廉洁，腐化堕落者硬是被歌颂成德高望重。结果这些人靠种种手段赢得的好名声，就像一层障人眼目的迷雾，人们一旦透过迷雾，看清其真相，便会大失所望或顿生厌憎之心。
为好名声而作伪者，如果不是为了欺世盗名骗取某种私利，说明他还有一丝向善之心。如今有些人已不再把名声当回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种种欲望得到满足，可以去行骗，可以去敲诈，可以去偷盗，可以去抢劫，可以去制造和兜售假货……有些官场中人，只是在上班、开会之时假模假势，做正人君子状，一离开这些场合，便赤裸裸地露出本相，或广受贿赂，或宿妓嫖娼，某官有言：“我廉洁奉公，不能名垂青史；我不近女色，没人封我为‘当代圣人’，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才不管。只要没人敢当我面说三道四，背后人家怎么骂我，随他骂去。皇帝背后还有人骂，何况我这个芝麻小官。我才不管什么名声不名声。名声能卖几角钱一斤？”这段道白，可谓说出了一批人的心声。总之，无视名声的人，必然无羞耻之心，他们为了使自己达到某种目的，不怕担当任何恶名。
第一辑 旁观世态脾气
一个人脾气之好坏，形成的原因颇为复杂。而大致说来，恐怕与父母的遗传、个人的经历，以及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关。一无所恃，并且不知在人生的旅途上栽了多少跤，碰了多少壁的人，遇到不平事大多忍气吞声，于是我们就说他“脾气好”；财大气粗或权大腰硬，在人生的旅途上占尽风头的人，稍遇不快便大发雷霆，于是我们就说他“脾气坏”。当然，经历坎坷，一无所恃的人也可能暴躁刚烈，一遇挑衅和欺侮便不顾后果，奋起还击；一帆风顺，有权有势的人也可能温柔敦厚，每遇冒犯和侮辱，均宽宏大量，一笑了之。然而这似乎只是特例，不具普遍性。
一个人的脾气，往往不能简单地以“好”、“坏”二字论之。一个对他的妻子凶暴如虎的男人，在他的情妇面前，也许是一头驯顺的绵羊；一个对他的丈夫常做“狮子吼”的女人，在她的情夫怀中也许是一只温柔的小猫。暴烈勇猛的项羽在征战中杀人不眨眼，但他在虞姬面前却变成了一个多情温顺的男人；凶残嗜杀的朱元璋一高兴便将臣民的脑袋像春天的韭菜一样乱割，但他在马娘娘面前却变成了一个颇为听话的丈夫。
有些人的脾气具有两面性。那些动辄在下级面前吹胡子瞪眼，大发脾气，骂下级像骂孩子的人，在上级面前却十之有九低声下气，媚态十足，而且可以做到“赠其国骂而不惊，侮其祖宗而不怒”。有的人在打电话时，对下级常常是官腔官调，稍有不快便大吼大叫，训词满口。然而哪怕他正吼叫间，忽然听对方报出了一个令他敬畏的姓名（只需职务比他高出半级以上即可），他的声调便会陡然一变，狮吼虎啸之声于一秒钟之内变得像猫眯一样柔媚，并且一定是满脸堆笑，不仅笑，而且要笑出声，因为即使是那张脸笑得变成一朵九月的菊花，对方也是看不见的。有的人在弱者面前动辄怒发冲冠、目眦欲裂，脾气暴烈如火药；而在强者面前却始终俯首躬身，低眉顺眼，脾气又柔软如绵帛。总之，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之“变色龙”，在中国决不是什么珍稀动物。
环境能培养一个人的脾气。得势的人在一片颂扬声里，在众口称“是”声中，往往会由原先的谦虚温和变得骄横任性，将对人发脾气作为一种显示权威的方式。环境也能改造一个人的脾气。失势的人在众人的冷脸白眼和讥讽嘲骂之下，往往会由原先的狂暴傲慢变得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夹着尾巴做人。而政治制度的开明与否，也会使人的脾气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臣民一不小心，便会因言获罪，甚至株连九族。结果只能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连话都不敢说的人，恐怕是不会发什么脾气的。即使要发脾气，也只是在察明隔墙无耳的情况下偷偷地去发。或者像唐代诗人刘叉所说的那样“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怒而不言，只是在胸中磨一磨刀，估计是不会掉脑袋的。然而在惩治“思想犯”的年代，那愤怒之刀也只能悄悄地磨，若是一不小心磨出了声，结局恐怕不妙。
人发一发脾气，并非都是坏事。“苍鹰独立时，恶鸟不敢飞”，正义之士发一发脾气，邪恶之人就可能会退避三舍；担任要职的人发一发脾气，说不定可以对某种积弊起到拨乱返正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报端才爱刊登“某省长发火了”、“某市长动怒了”的新闻。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人一发起脾气来，血压升高，心跳加速，有损健康，并且很容易失去理智，轻则恶语伤人，重则挥拳动刀。许多暴力行为都是发脾气引起的。待脾气发完，理智恢复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发脾气时的言行感到后悔。若仅仅是言辞过激，还有补救的余地，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家互不往来；即使是在言语上顶撞了权贵，也不过是尝一尝遭报复、穿小鞋之苦；然而若是因一时暴怒致死人命，可就追悔莫及。因此我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与人际关系计，对于那些无关大体的皮毛小事，尽量以“忍”字处之。
应酬
一个人只要不是杜门却扫，与世隔绝，应酬便再所难免。家中有客来，需以烟茶相待，或是烟酒伺候。若是身在公门，更是要迎来送往，不计寒暑。烟茶酒菜虽是待客的必需品，但只要家中不缺银两，办来不难。难就难在造访者除了要享受口腹之乐外，还要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主人便要以得体的举止、有趣的言谈、细致入微的关照来表现好客的热情，方能使客人如沐春风，或曰“宾至如归”。而如何能使来者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才是应酬的真学问。
所谓应酬，多半是一种被动的应付，或是碍于情面，或是出于责任，有时甚至是迫于无奈。知己相聚，可以谈喜好、诉衷肠；故友重逢，可以忆往事、叙旧情；这类人生快事不能称之为应酬。名流光临，可以令蓬荜生辉；高士造访，可以让人聆听卓见；智者登门，可以使人茅塞得开；谐者到来，可以使人一悦身心……然而，这样的来访者毕竟太少。因此，应酬之事，常常是苦比乐多。
有道是“主雅客来勤”，然而那些勤来的客，未必都雅。有的人乐当说教家，他一登堂入室，你就得做洗耳恭听状，让他发表那些老生常谈的训词；有的人是偏执狂，你若对他的论调稍加反驳，便会引起一场舌战，其结局常常是悻悻而别，不欢而散；有的人有演说癖，一落坐便滔滔不绝，不给他人置喙之机，而且没有两三个小时不能尽兴；有的人则是闷葫芦，除了“打坐”之外无话可讲，于是主人只有以“抽烟”、“喝茶”等词来打破枯坐的沉默；有的人是新闻发言人，只是报道面过于狭窄：不是张三升了官，便是李四发了财，不是王某有几个情人，便是赵某最近又包了个二奶……诸如此类的客人虽然不受欢迎，但也只是让主人耗费一些时间，赔上一些烟茶，有的来访者则纯以满足口腹之欲为目的，他们或是提前通知，以给主人充足的时间准备丰盛的宴席；或是在饭时突然袭击，逼着主人手忙脚乱地打无准备之仗。有的人酒不喝到舌硬腿软神志不清不愿停杯；有的人不将席间的对手“撂倒一个，俘虏一个”不能尽兴；有的人速来速去，鼓腹之后立即告辞；有的人酒足饭饱之后仍要拉开安营扎寨的架势与你聊天谈心……接待这样的客人，你除了深受其苦之外，何乐之有？
私人间的应酬，多半只是碍于情面，厌烦之时，还可推辞回避。而公门之间的应酬，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首长莅临、检查团前来检查、验收团前来验收、考察团前来考察，还有那兄弟单位和关系户来访……哪一路“菩萨”都是贵客上宾，稍有怠慢，恐怕都会使“菩萨”动怒，降下祸灾。故接待者无不是抖擞精神，小心伺候：敬美酒，陈佳肴；跳交际，唱卡拉；搞按摩，洗桑拿；东山观景，西山看花……接待者在完成这些常规项目时，还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随声附和，有求必应，见人说人语，见鬼说鬼话。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信中叙述在吴县做县令时忙于应酬的苦状云：“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又云：“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