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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本来生气勃勃，现在突然变得死气沉沉。感情丰富的女人，他想着，松开了她的手。同她的女儿一样。也许还同样容易受到伤害。
他要抱她，把她搂在怀里，修复破裂的东西。他应该中止这种只会使她感到排斥和疏远的谈话。但是他没有。
“说到头，你永远不能通过宣扬一种与人们格格不入的、或者对他们毫无意义的精神，来号召人们拥护你的事业。当然，他不是那样解释的。他自称为唯物主义者。那只是时髦的行话罢了。实际上，他就是希腊人所说那种恶鬼附身的人。恶鬼对他发号施令。那才是他力量的源泉。”
他又想道：现在我必须打住了。然而，枯燥的、致命的言语依旧纷至沓来。他知道他已经同她失去了联系。
“巴维尔身上肯定也有恶鬼，不然的话，巴维尔为什么响应他的召唤？认为巴维尔没有报复心理是好事。对死者有好评是好事。不过对他来说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在日常生活中，他同任何别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有报复心理的。”
她站起来。他自以为知道她要说什么话，而且出于颜面考虑，已经准备好为自己辩解。他以为他听到的将是：你自称是巴维尔的父亲，但是我不相信你爱他。可是他估计错了。
“我对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接受你告诉我的话，”她说，“但是单凭我听到的话，我很难区别你和涅恰耶夫两人中间谁更希望巴维尔属于复仇党。我和巴维尔毫无关系，我当然不是他的母亲，但是为了他和他的名声，我应该提出异议。你同涅恰耶夫争斗，不应该把他也卷进去。”
“涅恰耶夫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人们一贯的误解。他是另一种人。”
“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不管他是什么，我都不要听了！我不希望争斗和憎恨给带进我的家！马特廖娜现在已经够激动的了；我不希望她受进一步的影响。”
“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他固执地接着说。“你们给他贴上标签的时候，忽略了他的独特之处。他并不是以思想的名义采取行动。他觉得身体里有什么蠢蠢欲动时，才采取行动。他是感觉论者。是感觉的极端主义者。他在生活里要把感觉能力发挥到极致，要把肉体认识发挥到极致。因此他才说出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这类话———如果他不在乎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他停了下来。他又一次自以为知道她要说什么；或者即使没有说出口，他也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那么你呢？难道你就很在乎吗？
“你认为他为什么选择斧子作为武器？”他说。“假如你想想斧子，假如你想想它的含义———”他找不到适当的词，便绝望地举起手。斧子，人民复仇的工具，老百姓的武器，粗糙，沉重，无法对付，挥动时使足全身力气，拿出一生积聚的怨恨，劈下去时带着邪恶的欣喜。
第十部分制弹塔（2）
两人沉默了片刻。
“有些人的感觉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形成的，”他终于平和地说。“谢尔盖·涅恰耶夫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比如说，不能同女人发生正常关系的男人。不知道那是不是造成他种种怨恨的原因。也许未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感觉不再通过老的方式形成。老的方式要耗尽了。我指的是爱。爱将要耗尽了。于是必须寻找别的方式。”
她说话了。“够啦。我不想再谈了。九点多了。你要走的话———”
他站起来，鞠了一躬，走了。
十点钟，他如约来到喷水池。一阵阵劲风夹带着雨点，激起运河里的黑水。空荡荡的堤岸上，灯柱给刮得丁当直响。屋顶和阳沟传来汩汩的水声。
他在一幢房屋的门口避雨，心情越来越烦躁。如果我着了凉，这就是直接的诱因。他很容易感冒。巴维尔从小也是这样。巴维尔住在她这里时有没有得过感冒？是她亲自看护他，还是由马特廖娜照料？他想象马特廖娜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柠檬茶，惟恐泼洒出来，小心翼翼地进房间的情景；他想象巴维尔黑发的脑袋靠在白布套的枕头上微笑的模样。“谢谢你，小妹妹，”他似乎听到了巴维尔粗哑的男孩的嗓音。极其平常的男孩的生活！反正附近没有人，他低下头，像一头病牛似的呻吟起来。
这时候，她站到他面前，好奇地打量着他———不是马特廖娜，而是芬兰姑娘。“您不舒服吗，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
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既然没有不舒服，就跟我走吧，”她说。
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她带他沿着运河，朝细木工码头和老制弹塔走去。因为风大，她提高了嗓门，友好地同他攀谈起来。“您要知道，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说，“您今天下午谈论人民的那番话是不会为您加分的。以您的经历来说，您让我们感到失望。不管怎么说，您为了信仰去过西伯利亚。我们因此尊敬您。甚至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尊敬您。您现在可不能松劲啊。”
“甚至巴维尔？”
“不错，甚至巴维尔。你们那一代人吃过苦，现在巴维尔也作出了牺牲。您没有理由不骄傲地昂起头。”
她似乎有一面小跑一面聊天的本领。他却胁腹作痛，气喘吁吁。“慢一点，”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呢？”他终于说。“你怎么啦？”
“我怎么啦？”
“你自己怎么啦？你将来能昂起头吗？”
她在一盏疯狂地摇晃的街灯下停下来。光和影在她脸上交叉晃动。以前他把她看作一个拿伪装闹着玩的孩子，没有把她当一回事，现在看来是错了。尽管她的身材不成样子，他现在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冷静的女人的品质。
“我在这里呆不了多久，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说。“谢尔盖·根纳德维奇也一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巴维尔的遭遇随时都可能落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因此别开玩笑了。如果您拿我们来开玩笑，要记住您也是在开巴维尔的玩笑。”
今天他第二次产生了要揍她的冲动。她显然也感觉到了他的愤怒：事实上，她仰起头，看他敢不敢打她。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他怎么啦？他是不是变成了那种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老头？或者更糟糕的是：如今绝了后，他非但老，而且脾气也坏得像愤怒的孤鬼游魂。
早在彼得堡建城之初，细木工码头上就有了那座制弹塔，但废弃已久。尽管有一块禁止闲人入内的告示牌，附近胆子较大的男孩把它当成了游乐场所，他们通过安装在墙上的螺旋形防护铁圈爬上离地一百英尺高的熔炉室，甚至爬到更高的砖砌烟囱。
钉有许多圆头钉的大门是上闩锁住的，但是后面的小门早就被肆意破坏的人踢开了。一个男人在小门的阴影里等候他们。他含混地向芬兰姑娘打个招呼，她便跟他进去。
空气里有一股子粪便和发霉的气味。暗地里传出一连串低声骂人的脏话。等候他们的那个男人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提灯。几乎就在他们脚下，有三个人挤在一起躺在一个麻袋布垫子上。他扭过头，望着别处。
提灯的是涅恰耶夫，他穿着掷弹兵军官的黑色长大衣，脸色苍白得不自然。难道他忘了洗去化妆粉？
“我爬高要昏眩，还是在下面等吧，”芬兰姑娘说。“由他带领您去那里。”
塔的内墙有盘旋而上的梯级。涅恰耶夫把提灯举得高高的，开始攀登。在封闭的空间里，他们的脚步响声很大。
“他们是从这里把您的继子带上去的，”涅恰耶夫说。“也许事先已经把他灌醉了，容易行事。”
巴维尔。这里。
他们一步一步往上爬。他们下面的水池已经被黑暗吞没。他一天一天地追溯到巴维尔死去的那天，数到二十就记不清了，重新再数，数到二十又记不清了。是不是那么多天以前，巴维尔也爬过这些同样的梯级？他为什么数不清了呢？梯级数，天数———它们之间仿佛有点联系。每登一级楼梯就从巴维尔的数目中减去一天。同时进行顺数和倒数———这一来他是不是就糊涂了呢？
他们登上楼梯顶，到了外面一个宽阔的钢板平台。他的向导把提灯挥了一圈，说道：“走这边。”他瞥见了锈迹斑斑的机器。
他们在塔外一个有齐腰高的围栏的平台上，高高地俯瞰着码头。一边的墙上安有滑车和铁链提升装置。
他们开始感到风的推力。他脱掉帽子，抓紧扶手，尽量不往下看。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只是一个隐喻———意识丧失、不在现场、心不在焉的另一种说法。没有什么新鲜的。癫痫病人全都知道：接近边缘，朝下面张望，灵魂的震颤，思索像钟声一样疯狂地在脑袋里不断回响：时间将有终结，希望不再存在。
他把扶手抓得更紧，摇摇头想驱散眩晕。隐喻！多么荒谬！有的是死亡，只是死亡。死亡就是死亡。不是任何东西的隐喻。我根本不应该同意来这里。我今后不会再看到这种幽灵似的景象了：在雨中闪光的圣彼得堡的屋顶，码头前沿地带的一排小灯。
他咬紧牙不断对自己重复说：我不应该来。但是那些“不”字像伊万诺夫的情况那样开始崩溃了。我不应该在这里，所以我应该在这里。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什么都看到了。这是什么毛病，是什么推理的毛病？
第十部分制弹塔（3）
他的向导把提灯留在塔楼里面。他强烈地感到身边这个年轻人的存在，毫无疑问，属于那种精悍的、不知疲倦的力量型。那个年轻人随时都可以抱住他的腰，把他起来，从高空抛下去。但这个平台上的他是谁呢，摔下去的他又是谁呢？
他慢慢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比较年轻的人。“如果巴维尔被带到这里来杀掉，确是事实的话，”他说，“那我可以原谅你带我来这里。如果这是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把他推下去的人正是你自己，那我警告你，你是不会得到宽恕的。”
他们两人相距不到十二英寸。浮云遮掩了月亮，风夹带着雨点一阵阵抽打着他们，然而他深信涅恰耶夫不会在他面前退缩。他的对手很可能把各种把戏从头到底都玩遍了：无论他说什么话都不能使他感到意外。再不然，他就是魔鬼，能把诅咒像雨点似的从身上抖落。
涅恰耶夫开口了。“您说出这种话来真应该害羞。巴维尔·伊萨耶夫是我们的同志。他没有家人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他的家人。您去了国外，把他留在国内。您同他失去了联系，你们几乎成了陌生人。如今您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对他惟一真正的亲人横加指责。”他把斗篷在脖子周围拉紧一些。“您知道您让我想起谁吗？您叫我想起一个提着旅行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远房亲戚，到葬礼上来要求分得从未谋面的人的遗产。您是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隔了四五代的远亲，不是他的父亲，甚至不是他的继父。”
这句话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