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当然不是。那时我坐牢刚刚出来，你不了解我们坐牢那麽多年出来以後，对女人的欲望是超乎常人的，那是可以谅解的。
杨澜：现在十八年过去了，你们为甚麽还不能把这件事忘掉？她写书披露很多你这些细节，你再花很多时间在电视节目里去攻她，你不觉得这有点残忍？毕竟你们还有点比较美好的东西……
李敖：没有错。可是有的人不要维持这个均衡的时候，那就要破坏这个均衡。有一点我必须要申明的，她所谈的部分，尤其是我所谈的部分，不是男女之间的私事，不止於这些，而是涉及世道人心。
杨澜：你最不能原谅是不是还是因为她……
李敖：作伪证。在国民党要斗臭我的时候，她是我太太的身分，她作伪证。
杨澜：你当时很伤心？
李敖：我不会有这种负面感情，我唯一一种负面感情就是仇恨，那种悲哀、沮丧、忧愁、痛苦，我都没有的……我都是正面的，就是打击、反攻、消灭。只有正面感情，没有负面的，我没有时间去搞负面的感情。
杨澜：接下来的日子你最大的愿望是甚麽？
李敖：我希望能把中文重新定位，这个定位方式就像英文一样。你记不记得，当年英国开国会的时候，国会议员讲的是法文，不是英文，因为那时候英文还没有定型，可是後来，约翰逊出来，他花了八年时间编了字典後，把整个英文确定了。所以我希望能把整个好的中文句子，从此作一确定。
杨澜：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李敖……
李敖：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去看哲学家狄亚杰尼斯，狄亚杰尼斯在一个木桶子里面做日光浴，他对皇帝讲了一句话：「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皇帝辞别以後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皇帝，我希望我是狄亚杰尼斯。」既捧了自己，又捧了这个哲学家。我最後一句话告诉你，如果有来生，如果我不是李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
本文转载自亚洲周刊第34期 （文/曹景行）
1999年8月29日
《北京法源寺》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
□ 记者（下文简称记）：最近，由于您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推荐，参选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您成为媒体和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因为这个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情结。
我特意了解了一下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问题，程序上每年要在2月1日前向瑞典文学院提交推荐名单，候选者一般少则几十，多则一百多名。然后由这个学院的18名院士先筛选出15名。到五月底选出5名，10月初投票评选出一名获奖者，将近一年的评选过程都是严格保密的。要照这样说，你现在刚刚进入程序最初的阶段，对吧？
■ 李敖（下文简称李）：没错，我已获得了提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程序，我不是太了解。
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北京法源寺’的英文翻译本。
□ 记：我还了解到，四种人有资格推荐候选人，一是往届获奖者，二是各国的院士，三是各大学中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四是各国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我看近来的报导，您称东吴大学的一些教授是推荐人，那么是不是说‘北京法源寺’的被推荐是属于第三种情况呢？
■ 李：被提名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推荐我，可能是因为有人觉得看不过去，愿意帮我。你知道，我虽然写了很多本书，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肯定，在台湾文建会出版的900多页的作家名录中，703个作家里面没我，我在703名之外。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给台湾文学界一个反省与讽刺的机会。
这次推荐我的也只是一些个人……
□ 记：哦，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接受团体的推荐，只接受个人的推荐。您对能否得奖有没有什么预期？或者说会不会得奖对您而言重要吗？
■ 李：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人了。
诺贝尔文学奖100年来只有四个亚洲人获奖，印度1人，以色列1人，日本2人。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时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
□ 记：似乎按照您特立独行的个性来讲，挤进评奖活动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好像不是您的风格似的。
■ 李：不是我要挤进来，是我最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诺贝尔文学奖有它的标准，强调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不只看文学性的方面，也不只看一两本书，而且还要看你有没有全面的著作。1925年萧伯纳并没有写出什么，但他却在那一年获了奖。
我不但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而且超出了它的标准。‘北京法源寺’是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我的著作超过1500万字，我坐过6年2个月的牢，被软禁14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
其实，中国作家早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老舍就很有资格。
□ 记：为准备这次采访，我特意看了些资料，比如瑞典文学院一位院士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就讲它的评选不是单纯看一部作品，好像还含有对候选人整体的评价。比如托尔斯泰，这个有着不朽创作的大师，却因为他的‘文化的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做的‘与高雅生活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而一再落选。
最近，人们在谈论‘北京法源寺’最终能否获奖时，有人提到您在作品集中附自己的裸照、出‘写真集’等等，会影响评奖。对此，您怎么看？
■ 李：我的写作不是为了评奖，我也不会因为评奖改变自己。（待续）（2000/4/11）
我从未到过法源寺
□ 记：在我阅读‘北京法源寺’之前，看到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说这部小说包含了400个观点，还以为是为表示‘多’而夸张地说的虚数，读了之后才知道真的有这么多，大到忠奸、生死、家国、死君还是死事等大命题，小到几句话所表达的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吃素’，这么加起来也许400还不止。这部小说‘说理’重于其他的文学技巧，人物往往一出场就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谈某一主题。
内地读者要买到这部小说，就得等待3月中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单行本了。不过我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已经在网路上读到它。读后我担心它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怎么让西方人懂。刚才您也提到牛津大学出了英文译本，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除了古诗文等字词上的障碍外，更大的阻隔恐怕是文化背景。比如文中旁征博引大量的中国历史典故、佛学观等等，即使悉数译出，并且加了大量的注释，可如果读者缺乏中国文化背景，恐怕还是读不懂或者干脆没兴趣。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 李：对，你说的很对，的确会有这个问题。
过去因为语言问题，西方人总是无法深入中国文学，现在‘北京法源寺’已经翻译成英文本，如果他们还不懂得欣赏，问题就不在我们这方面，而在他们那方面。
西方语文学界总有一天要了解中国，中国占有全世界1/4的人口，西方无法漠视东方的存在。
□ 记：前天，我特意去了北京法源寺，正赶上晚课时光，寺内缭绕诵经声，很有宗教气氛。
我知道您自己实际上从未去过法源寺，那怎么会在构思这么一部并非宗教题材的小说时想到了法源寺？小说写一群积极的入世者——谋求救国救民的戊戌志士们，为什么却以寺庙这么一个本该很清净、很出世的地方为线索，还都让他们和这个寺庙有很深的渊源，甚至宿命般的关系？
■ 李：小说需要有一个空间上的实境，而选择法源寺，我是因它在唐太宗时代的名字‘悯忠寺’，原是中国最早的忠烈祠来考虑的。
而且真正的佛教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华严经’‘回向品’就主张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
我的一位朋友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就自己买下了大量的‘北京法源寺’散发给教友，他说我这本书深通佛法的理论。
文学变窄了之后，重要的是文字的力量
□ 记：比起您代表性的其他文字，这部小说没有怨气、怒气，平静地思考问题，您不是写一部历史小说，而是藉历史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让人想不通的是，把很多问题看得这么透、想得这么明白的人怎么又常常那么激烈，甚至偏执？
■ 李：我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人，但是我也能很平静地思考、写文章，这只是写作上层次不同的问题。
□ 记：小说中所写的几个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包括着墨不多的蔡锷、林则徐，假如从中选择，您会选择做谁？
■ 李：我会选梁启超。谭嗣同是以身殉道的烈士，最后被杀头，是失败者。而梁启超是战士，危难时逃走保身，以后再回来推翻清朝。
□ 记：为什么不选康有为？感觉上您的笔下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最深厚。
■ 李：康有为实际上是写我自己。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但走得太快了，大家跟不上，就认为他落伍了。其实他的见解无人能及。康有为的想法和我自己的想法很像，实际上受古代文化影响的人都会像他。
□ 记：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看，‘北京法源寺’和人们通常对小说的要求很不一样，强烈表达思想远超过其他文学性要素。在后记里您也表示‘相信小说的前途只有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而‘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我会选择做梁启超
康有为实际上是写我自己
■ 李：是。这部小说很像20世纪初俄国小说的风格。
小说就是要表达思想，体现文字的力量。展现情节、说故事，电影、电视比文字更适合。实际上电影电视出现以后，文字可以表现的领域变窄了，那么很窄的部分怎么发挥？就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文字的力量。你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用文字怎么表达？
□ 记：以后还有写这类小说的计画吗？
■ 李：还要写一部男女关系的小说，会谈到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我也不全是阳刚风格的小说。（待续）（2000/4/12）
我骂人的技巧是：情欲信，词欲巧
□ 记：说起您的文字风格，最突出的恐怕还得数‘骂’了？您自己表示过：‘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骨子里是菩萨低眉’。我不明白，干嘛非得采用‘骂’的方法呢？同样的道理，温和地说就不行吗？
■ 李：只是各人风格不同。
胡适到死都很温和，而孔子也有以杖叩胫的激烈举动。
我的文章在情绪化的语言之后还有东西，有思想，有丰富的资料。就是挑出‘辣椒’之后，剩下的是‘肉’，不光只有辣椒。
□ 记：您自己怕不怕被别人骂？挨骂时内心感觉怎样？
■ 李：我常常被骂，经常有人写一本书一本书地骂我。
批评家不被立铜像，批评家永远只是二流的人，创作才是一流的，光靠批评是不够的。
□ 记：您曾说过‘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又说‘狂气、流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