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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是个性急之人，当乐工齐树堤埋头数月，折腾半年有余，仍没能完成时，文帝甚感遗憾和恼火。太常卿牛弘上书禀奏要求重新修订，并说，齐树堤是操艺之能而非创乐之才，意思是，那齐树堤仅是个乐工，不识曲谱，但要是有曲谱他能够精湛地演奏出来，但要他创作，非其专长。文帝依奏，并让牛弘牵头，和国子监祭酒辛彦之、国子监博士何妥等人讨论修定。
可是牛弘今天上奏，还没有完稿，这能不让文帝生气吗？他作色怒道：“朕深知修定乐律之难，就像写一篇无题的文章，不知从何开头，不知从何下笔。因此，朕一再给你们时间，拨给你们钱物，工欲美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文章的难做那可能是主题不确定，但这修定乐律是定的，就是在乐府中歌吟我大隋的文治武功。这有何难？朕粗通音律，要是再定不下来，朕亲自修改，你们只须领俸禄就可以了。”
这是最大的讽刺，几位朝官自然感到面上无光，讪讪地侍立在殿下，头也不敢抬起。老臣牛弘心中有些不服，这乐律修定之难，迟迟定不下的原因，你杨坚也是知道的。何况三番五次的禀奏时，你总是挑剔得很，这也不能用那也不入音，怪只怪我今天多嘴，如实讲了一些实情，这并不表明做臣子的不努力、不用心。
牛弘出班奏道：“臣等自领命以来，夙夜忧思，皇上请想，由于南北长期分裂，各自的音乐发展道路大相异趣。皇上又要兼百家之长，可是，如今长安的乐府东凑西挪也找不出几件像样的乐器。陈、梁旧乐，多涉胡戎之伎，南北音乐，不仅风格迥异，而且乐律也大相径庭。因此，综合起来说，南北音乐，放在一起重新确定音律确实不易，所谓的两种风格就如同两条道上的奔驰的马车，似乎掺和不到一起。所以才积年终议不定。”
杨坚一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责问道：“朕受天命已有七年之久，而你们的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还给朕说出这么一大堆理由，什么南北迥异，其实完全可以各尽其妙地融汇在一起，今天的大隋，各种乐器都有，就连羌族、鲜卑族、党项族，等等少数夷戎之帮的乐器也应有尽有，可朕听起来，不也有朕的中原之声吗？”杨坚越说越气，“来人，将牛弘、何妥收监，就按藐视圣上定罪。”
班首高颎连忙上前：“皇上暂息龙颜之怒，依臣看，牛弘等人确实为修乐尽了力，为什么还定不下来呢？主要还是南北分裂，南方的音乐从整体风格来说还不如北声，魏晋名士对传统儒学的猛烈冲击，无人感应的音乐理论开始崩溃，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犹如一声风雷，看来音乐的盛行不日即将到来，如今的乐理不全，乐器破损，不合音律的颇多，不如暂且放一放，假牛弘等人以时日，待聚积了天下所有能弹奏出五阶或七阶的黄钟大吕等来演绎推理，或是下诏遍访能制乐高手参与其事，皇上意下如何？”
杨坚暗想，也就只好如此了。随和颜道：“就依高爱卿的意思。太常卿！”杨坚侧目说道，“朕确实心急呀，何妥呢，你们都要尽心尽力，为平陈将士送行的乐律能近日拿出来吗？想朕万千兵马浩浩荡荡直下江南，如没有高扬的乐律以壮其色，以壮其威，那岂不是如同满桌好菜缺了名酒，金盔金甲内饰以粗麻制服！”
身为西域胡人之后的何妥有些坐立不安，虽说他是北方人，但自幼长在南朝，“侯景之乱”时举家迁徙北周，多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幼时被称为神童，时为一代宿儒，对音乐有些独到见解，他说：“大隋朝可以不用鼙鼓，但鼓乐必不可少，臣已经有一乐谱，主律是威风锣鼓，奏以黄钟大吕。声势磅礴，铿锵声震云端，大雁为之驻足，河鱼为之跃水，确能激发斗志，为正声之道。”
文帝听后，大加赞赏：“儒家的音乐经典《乐记·乐论篇》早就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杨坚面色愈和，“那就请高爱卿下朝后，代朕一听，如能扬朕士气，壮朕军威。当采用之。”
高颎点头，心领神会地说：“臣以为，有了送行的乐律，军威势必大振，平江南，易如反掌。”
文帝杨坚说道：“众爱卿，平陈是朕的多年心愿，为了平陈，朕日夜操劳，多方调度，所有事情大多在机密的状态下进行，去年初，朕想颁诏，公示天下，使天下百姓知道朕的伐陈决心，有的人依北兵不习水战为由，劝朕稍安勿躁，又有的人以为粮草、兵力不齐为由劝朕斟酌。如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杨坚随手拿起几个奏折，“今天，各方奏报已经表明，所有准备已经结束了。”
“报！”殿前卫侍李圆通满脸赤红，“报，出使南陈的内史侍郎薛道衡回朝复命。”
文帝龙颜大悦，他知道，薛道衡此去不仅能印证一下满朝文武的猜测，更能联络业已降隋的官员，有许多机密，就是连高颎、李德林、苏威这样的高官也不知晓。“传，快传薛爱卿进殿！”杨坚急道。
弹丸之地后梁，成了文帝伐陈的绝好借口。
第三部分第35节 萧詧担任梁王
早在南朝梁武帝末年，国内发生了“侯景之乱”，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５４８年）十月二十四日，侯景打到首都建康城下，不消两日，京城内讧四起。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就开始与众兄弟子侄展开争夺皇位的倾轧。他首先勾结西魏将萧纶杀死，然后又派兵将在巫峡称帝的弟弟萧纪杀死。
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即帝位，这就是梁元帝。血腥的亲情仇杀换来了一个充满血腥味的皇帝宝座，坐上去又感到是那么脆弱，各地反抗的叛乱不时传出。宗室内，萧绎的两个侄子萧誉、萧詧兄弟首先在襄阳哗变，借助西魏的强大势力和萧绎抗衡。襄阳在江陵正北四百里，是江陵北面的门户。襄阳一失，萧绎所在的江陵便自然地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暴露在西魏的军事威胁之下。
萧绎派柳仲礼率军进攻襄阳，萧詧急忙向西魏求救。西魏派杨坚父亲杨忠率兵急进，前往救援。第二年，能征惯战的杨忠便生擒胡仲礼，平定汉东，使萧詧转危为安。当时，西魏打算让萧詧继萧梁帝位，萧詧推说没有玉玺命，于是西魏便让萧詧担任梁王。
又过几年，到西魏恭帝元年（公元５５４年）九月，宇文泰命令大柱国大将军于谨率军讨伐江陵，命萧詧率兵配合，先占据江津，堵住江南援军的必由之路，然后集中全力攻城，仅十日，江陵便破，萧绎被杀，几十万江陵人口被掠入关中开垦荒田，宇文泰又将襄阳从萧詧手中据为自己的封地，使萧詧进住江陵，立其为梁主，年号大定，这就是后梁。后梁一开始就是西魏的附庸，后梁的皇帝从一开始就是西魏人手中的傀儡。萧詧虽有皇帝之名，但实际上给西魏上疏要称臣，并奉西魏为正统。萧詧开始任命官员都要向西魏请示，说：“封爵任命之事，颇费思量，不知从依何制。”西魏宇文泰感到实在过意不去，便回命说：“任命之事，当依旧制。”还说，“你也是一国之君，有权定制，不要把两国关系，理解为父子关系。”这样，萧詧在册封戎章等级之时，才敢兼用柱国等梁朝旧制的名称。但宇文泰却在江陵设置了江陵防主，直接听命西魏，美其名曰助防，实际上就是监控，这一点，萧詧心里怎么能不明白呢？
当傀儡皇帝的滋味自然不好受，关键是无法面对自己的臣子。当江陵初平之时，萧察的大将君德毅就对他说：
“如今西魏人贪婪凶狠，他们平定萧绎不是出于为民伐罪，所以一定会野心暴露，必定要大肆其残忍之情，杀戮诸夷，俘囚士庶，以为军功。这些被杀被俘之人的亲属家眷，全在江东，对他们掠至异地的父母兄弟姐妹必然痛心疾首，刻骨不忘。殿下本心是要扫清宇宙，延续萧梁，然而面对悠悠众人，不可能挨门挨户去解释。而这些人遭受生灵涂炭，都会说是殿下造成的。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您为国呢？”
可见在江陵人民眼中，萧詧是给他们带去巨大灾难的祸首。虽说萧詧当了后梁皇帝，见襄阳已失，疆土狭小，时常怏怏不乐。北周武帝保定二月（公元５６２年）二月，当了八年傀儡皇帝的萧詧在忧愤中死去。
周武帝命其太子萧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保，为后梁明帝。
这段历史，对于北周辅政、取周建隋的文帝杨坚来说，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杨坚对萧岿是厚爱有加。多次在朝中称赞萧岿机敏有辩才、文采出众、善于抚御，能得其下之欢心等等，实际上，从内心里来讲，杨坚从未把萧岿视为一国之君，这一点和在西魏、北周时并无二致，那就是仍视萧岿为傀儡。
杨坚辅政之初，后梁与北周的附庸关系在继续着。不久，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各自起兵反对杨坚。当时后梁中有一些大臣请求出兵与尉迟迥等人联合，以示对周朝的忠心。
但萧岿的丞相柳庄劝道：“陛下，这不像那好战的人说的那样，联合三方以示忠于北周，更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您别忘了，我们弱小的后梁，要想求得生存，必须和北周搞好关系，而北周辅政杨坚权倾朝野，取而代之，建立新朝有何不可呢？建立了新朝后，如要翻出这一笔账来，后梁必不可保，何况南陈宣帝一直对我后梁虎视眈眈，那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若要和杨坚对抗，只能加速后梁覆亡，上上之策是出兵帮助杨坚巩固政权，中策是始终都不要出兵，但务必给杨坚通信，未能出兵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南陈亡我之心不死，不能分身。”
萧岿依从其计，这才在隋朝建立时取得了主动权。尤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文帝杨坚在为晋王杨广招妃时，竟选中了自己的女儿，两家结为亲家，这是何等的幸事？萧岿并不知道，杨坚之所以要在荆州地区为杨广选妃的深刻用意。请卜者遍观许多美貌的女子，皆言不吉，后见到萧岿女，卜者竟称大吉，杨坚对此坚信不疑，既满足了自己深层愿望，又符合术数之言，于是便策封萧氏为王妃。独孤皇后对杨坚说：“我们已和萧岿结为亲家，以后再不要对萧岿提防猜忌了！”杨坚便很快撤掉江陵总管这一重要的军事机构。通过此举，杨坚便在后梁的百姓中取得了民心。实质上，后梁主仍然不过是由他摆布的棋子。但面子上，后梁的地位提高了。
萧岿入隋拜贺杨坚登基，杨坚赐其五百两黄金，二千两银子，一万匹布帛，一千匹战马，并下诏准许萧岿位在王公之上，那就是意味着萧岿仍可以当他的明帝。
在隋朝，萧岿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萧岿衣服穿得光亮艳丽，退进皆八马宝裘，一副天子尊相，连隋朝的百官对他的华表仪姿也倾慕不已，回归江陵之时，杨坚亲自为他饯行，一再嘱说：你此去要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