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一种认识，那就是他们由于学校的教育而获得一些好处，现在他们用一种实际的方式来报答人民，因为那些学校都是用公帑创办和经营的。
这种实地参加对人民的服务，由南京革命子弟学校的学生证明为实际可行。中学生们课余之后，贡献他们下午的时间，在他们自己所创办的学校中，去教导农民的子女。他们牺牲他们的周末在附近的村庄中，去作个人的帮忙——教导卫生知识，爱国思想，优良的农作方法，以及他们在课室中所学习的其他学科。举办诊所以便利农民；安排有益的节目，让他们娱乐。现在这些男学生们大多数都在努力工作着，以帮助战争的胜利。许多人在战场上活跃地协助士兵作战，另外一些人则在前线的后方作着实际的工作。当时那些男学生们所作的，现在在学的学生们也能够作。
爱国工作的范围极大，所在皆是——在村民中间，乃至在难民中间。每一城市，都在呼吁协助，以共同引导人民向赢取伟大胜利的途径上迈进，并启迪人民在他们协力重建和改进我们国家的事功上，具备必要的知识与判断力。
大学的教职员们决不可忘怀的是，他们的机关乃是工具或器皿，期望由他们那里，直接给人民涌现出最后的希望。否则便没有理由耗费公帑来维持它们，为了抗战的目的，是多么迫切地需要那笔款啊！凡与这些教育机关有关的人士，在国难当前的今天，如果还想保存他们以作为个人生计的工具，那也是非常可耻的。
日本人为了辩解他们的轰炸大学校系属正当之举，便硬说我们大中学校乃是抵抗的中心。那种议论现已证明所有教育机关，在实践此一任务上，确属正当。他们应该是抵抗的中心；尤其在事实上，它们应该空虚无人，因为学生都离开学校，在战线上为他们的国家作战去了。别的国家的大学亦是如此。例如，我知道英国大学，当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时，因所有学生均适于服役，学校便因而空无一人。那些英勇的学生关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应在何方，或者他们对国家应尽何种义务，都毫无疑问。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书本，拿起来福枪，前往作战，以尽他们的义务，他们多数人都为国捐躯了。虽然，由于目前我们的军队充分庞大，我们无须从学校征兵，我国的学生，应该用其他方式向国家恪尽义务。
我们大学图书馆已被日本人所摧毁，请问牛津大学何以拼力来补充我们大学图书馆中许多有价值的书呢？那并不是为了大学本身，而绝对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唤醒我们人民的智慧，和改进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也应该作为我们大学的特殊目标。
在危难时期较之升平时期，作为启迪、教育和服务的中心的大学，尤应具有它们确切的职责。它们负有一种道义责任，即应将一切努力指向一个目标——胜利的争取，和国家的重建。假使他们能按照本分所应做的而建成那个目标——这正是全国注视和期望他们去做的——那么他们就颇足自豪，因为他们的受着欺凌的国家求生存和求进步的决心，已为它们所实现，它们的贡献是太大了。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七大痼疾观察
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家的历史，应该从我们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时的简单生活起，到过去五千年间所演进的复杂文化止，对于它的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决定性因素，具有一种周密的看法。可是，为求对于当前觅致一种切合实际的评价，俾早日促成我们的胜利，以便我们在国家重建的健全基础之上，由现在的战争得以崭露头角，我们必须对于那些阻碍着我们向目标前进的痼疾，加以致密的研究。这样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横梗着我们去路的那些废物，便可一一加以铲除。
这次战争业已很明显地显示出我们许多的缺点。现在这正是我们矫正它们的合乎逻辑和合乎心理的时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每当战争的阴影迫近的时候，均发现有在政治上立即发动改组和革新的必要；负责的官员们也立即起而采取行动，以估计在战争方面，力量不足的种种可能后果，并准备必要的肃清措施，以应付一切紧急情势。现在战争已降临中国，我们应该同样办理，我们在行动上必须敏捷和过度，而在言论上则不妨迟缓和吝啬，俾免招来外人对我们有松懈和漠不关心的指责。
我在前面提到，由于自私自利者的愚昧，使我们的国家经济生活停滞不前，暮气沉沉。就我看来，自私自利乃是几种痼疾中最坏的一种，这几种痼疾为简单起见，可归纳为“七大痼疾”。它们是：（一）自私自利，（二）面子，（三）朋党，（四）失败主义（没有法子），（五）不求正确（差不多），（六）缺乏律己性，（七）规避责任。很久以前，它们结合起来延缓了我们崭露为一等世界列强的机会，而如今在此一战争中，它们又来延宕我们的胜利。尤其是更为真实的，有些人甚至冒着继续使人民贫困的危险，利用他们的地位，在爱国主义的庞大外衣之下隐饰他们的罪恶，以便自肥。发国难财乃是自私自利的另一种形式，或称揩油，这是全世界各地一切战争都具有的特性。然而，此一事实并不能使它的罪恶程度为之减少，我们应该猛烈地加以责斥。
在中国的重建大业中，我们必须记住，任何事业，不论大小，它的成功端赖参与其事的人能否放弃个人利益的思想或偏见，和能否从共同利益的客观立场来看全体。除非我们甘愿遵守这样的一种政策，否则每一个人都想任意而为，那么必将拖向各种不同的方向。结果将是活动虽然可能很多，却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是趋向于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极不适当的互为牵制状态，那不仅要分散一切有关者的精力，而且对于国家的进步亦将为一永远有害的障碍。
与自私自利有密切关系的是“面子”。这是一种祸根，我们大多数人从摇篮以至于坟墓都受它的影响，在我们社会、公务、政治以及在种种生活方面，由于“面子”问题，曾经产生了许多无能和病因，远非人所能想像或乐于承认，举例说明：许多怀具谬见的人，除非他丢“面子”，在遭遇到一个问题，甚至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的时候，他不肯“降尊纡贵”地去就商于他的属员，虽然后者可能是一个专家，而且能够轻易地将那个问题解决。上司为顾全他的地位，并因而保存他的面子，尽管他对此毫无所悉，他时常要作最重大和最愚蠢的决策，在属员方面，他可能充分认清那种错误的后果，可是习惯上什么也不讲，必如此以保存他的上司的“面子”，乃至他自己职业。但国家却因此蒙受损失。甚至当后来的发展在其他各方面暴露了那些决策的愚昧，可是不论部内或部外，仍然没有人敢于呼吁对那个错误加以注意，惟恐万一批评不慎，会使令那位负责的人丢“面子”。相反地，一种制造借口的阴谋和掩饰的方法自然而然地开始实施，以便顾全那位上司的面子。矫正那个错误的调查受到种种阻碍和挫折，因而对于国家的损害愈来愈为厉害，愈来愈为深邃。
除了由于这种无耻的行径而引起国家亿万元的损失，除了无谓地浪费了珍贵的时间，并结果牺牲了国家的声誉、财富及利益之外，历史业已证明，这种过分致力于保存“面子”，俨然奉为金科玉律，在其他方面更有极其可怕的影响，例如，它使令青年的热烈爱国情绪为之沮丧，它摧毁了他们的理想，消沉了他们的士气，并使他们变成毫无灵性的机械人，仅能像机械般执行他们的任务；它将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有利的监督之下，可能在各方面对于我国民生活的重振，有其建设性的贡献——变为破坏性的愤恨、冷酷和不平。其结果遂造成暮气；而且那不仅是造成不满心理的温床，通常叛乱更由此种现状取得它的动力和主要的支持。
任何时会，散播这种不和谐的种子已属不幸，尤其在国家正从事生死斗争的当前，让这些种子萌芽，更蕴蓄着严重的危险，因为它们使令整个社会的精神颓丧，损害战斗的精神，而且对于失望的个人的性格及其前途均属有害。
在分析全国显然普遍暮气沉沉的原因方面，我们很快就会看出，“面子”问题对于我们的迟缓的进步，乃是最为有害的因素之一。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在许多方面，从许多国家延聘来外国技术专家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可是“面子”问题却阻碍了我们对这些专家的经验和学识加以充分和明智的利用。在这方面，曾容忍了一种热狂的保存面子的制度，这种制度假使不予扑灭，甚至今日仍将有损于我们政府的目标，使令专家为之沮丧而趋于懈怠，剥夺国家的财富与力量，并无可补偿地延缓了工业的扩展，经验曾痛心地告诉我们，若干所谓负责的政府官员以及学生，直到今天依然认为，接受或觅取专家的建议，牵涉到“面子”的问题，更坏的是，他们使令情形愈来愈糟，即他们浪费时间，不厌其烦地致力于侮蔑专家所提供的建议的价值，并设法证明他们自己所具备的学识和能力，远较专家为优越。我知道我何以要讲这些话。
蒋委员长曾经不得不屡次三番地责备那些无知之徒，并向他的学生们强调，遵循技术专家的建议的重要性，俾可将那些为了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采购的现代化设备加以充分利用。
我个人曾经有许多次也颇感羞耻，并为我的国家而大感悲愤，可是特别是在我听见外国技术专家叹惜地说：“好，我之所以领受薪酬似乎是专门为了来听听，这些人对于这件工作，是怎样和为什么比我知道得还多”的时候，尤其难过。具有这种心理形式的人，他们或许不觉地就损害了我国的名誉和进步，而且他们既无谙于理性的启示，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迫及眉睫的祸害的阴影，那么他们应该质问他们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形，他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这里有一个他们自己能够提供的答案，和他们自己能够采取的行动。如果他们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去做某些事，那么就应该让专家来替他们做。但是我要问：我们应该为了某些人的面子而让一个国家损失吗？我听见在我们的国境内到处响应着“不！”的答案。
在如今千变万化，重大的时代中，这样一个答案对于明智的人，是一个很够分量的警告。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战争，在抗战的旗帜之下，不仅做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它振撼了受着折磨的爱国人民，充分认识了我国若干问题的性质，而且我们必须了解，那些问题中，有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它的治疗，似乎决不能逃开受难者的敏锐眼光。对于“揩油”和“面子”所引起的败坏后果，我们似乎不能给予更多的容忍，因为除去伴随着它们的那些不道德的劣迹之下，我们更显然地认为它们是进步的主要障碍。现在它们已被归入正确的分类。它们不再被认为是地位与权力的正当犒赏，而被认为是显明的国家威胁。最近数年间，我们在各方面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摆脱这些以及其他可以矫正的痼疾，我们的国家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