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的行为，便是铸造品格的模型，我们应该从自己作起，改良我们的生活，加强我们对于个人和集体义务的心理态度，以发展我们的优美道德，由此而产生一种效能，俾对于我们全民族的复兴大业有所贡献。倘使我们不能开辟一条得救之路，那么我们就没有承继祖先遗业的资格了。
任何当政的人，即使他作得不会太好，假定他想要避免国人，对于他的无能为力，或者在危急存亡之际，故意忽略了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的福祉，有所责难，他就应该振奋起来，以愉悦和热烈的心情去尽力为之，切勿因善小而不为。
一方面，任何行为一经断定系属违反全民的利益，那么佯作能够履行国家重要任务而接受公职及其服务酬劳的那些人们，即应课以严厉的责任。
另一方面，凡掌握任何职位或由国库支取任何性质的公帑的人们，如果他们有疏忽职守的罪嫌，便也应该设法加以惩罚。
对于一切能力充沛和忠诚自处的人们，予以嘉许，当属最低限度的报酬。
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洗除我们民族记录中，不诚和腐化的古老污迹。摆脱不掉腐化的作风，永远是怯懦者的行径。我们不可忘怀的是，腐化和怯懦两种弊病乃是自从一八九四年起，使我们蒙受羞辱、卑屈以及丧失领土的惟一原因。
现在我们有机会来从我们的历史清除那些可耻的污迹。在前线上贡献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以保障我们安全的那些英勇战士们，现已在洗雪了那些耻辱。
只有那些厚颜无耻的卖国贼，利用他自己的安全，将国家的公帑或者从事抗战所用的基金，直接或间接地括入私囊，才会背弃了那些勇敢的战士们的信赖。
我们所有在后方的人都应严密的监视，是否一切公帑以及一切努力，都确实充分地应用于我们老百姓正在受尽煎熬的、乃至我们的士兵正在生死以赴的义战。
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地做，不仅是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远较一八九四年当时的情形尤为危殆，抑且是因为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勇敢的事迹，载之史乘，永垂不朽。
过去我们所遭受的痛苦，爱德蒙勃克（EdmundBurke）在很久以前撰文时即已表露，他说：“腐化使我们负担了千万以上的债务；我们徒有双手而无所施展，我们的议会亦无由运用其智慧，而且从我们宪法中最可贵的部分，将其中所建立的种种权威与信誉，均一扫而光。”我们中间还有人希望我们过去的残酷教训重演吗？回答一定是“不”。那么更为紧要的事情便是，每一官吏均须将一件重要事项牢记心头，念念不忘：凡是他经手的钱款，或从国库领受的公帑，都是属于国家的，换言之，就是用各种方式取自民间的。
凡接受公职的人决不应忘记，且亦不可忘记他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的薪酬是取自人民的，他的一切行动，都应依照这种认识而进止；而且应该极力做到无可非议的圆满，并应力图间接以至直接为人民有所效力。
在我们意识的深处，必定还怀想着旧日那种腐败的说法，是即官吏乃是人民的主人翁。
由于自由的火焰光芒万丈，我们必须要加以承认的是，人民既然缴纳租税，他们理应得到良好忠诚的政府，而且无论如何，必须赋予他们有权得到的一切事务。
如果人民获得良好而又忠诚的政府，人民必将繁荣。如果人民繁荣，则国家必将富庶。
如果国家富庶，则国家必将升平和强大。如果国家变得富庶、升平和强大，那么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像寓言中的神鸟，从焚烧它的火焰余烬中出现，而且当真地将要实现了那句“我将再起”的预言所象征的命运。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爱国之路
我们这些所谓智识分子，在促醒我们的人民，对于国家抗战和善后工作，倾其全力以赴的这件伟大事功上，如何才能有所贡献呢？
不论我们政府的官员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上，如何有效和忠诚，假使我们的人民依然对于自由的理念，毫无认识，甚而漠然，我们便不能建立一个强大兴盛的中国。
这里是受过教育的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和精力的途径。凡庞大的民众中间，有这种漠然现象的存在，便须予以消耗。凡是可以明白表示意见的地方，便须为了优良，开明和忠诚的政府的利益，而加以指导。
“因人施政”这个格言，含有很多的真理。孙中山先生在他鼓吹训政时期的时候，他就独具慧眼，预见如果我国人民要想学习如何有效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推行原理，那么施以适当的训练，俾使我国人民能够承担起政治和社会的重责，是极为必要的。
沿着这条路线，我们业已有相当的进展，但是我要问，现在威胁着这个世界的各种政治学说和主义，错综复杂万分，我们如何才能从这个使人目眩的迷津终于摆脱出来，俾使我们自己能够将整个注意力，集中于对我们的自治和国家的治理极关重要的那些简单的基本原理之上呢？这是需要从各方面来研究的课题；有些须着眼于我们周遭的世界，有些须着眼于我们本身的经验，还有则须着眼于我们民族的过去历史。
在满清统治期间，凡敢于公开对国家大事表示批判性的政治意见，或者表现一种不适当的新奇态度，那么刽子手的刀影就会不祥地悬在他们的头颅之上。结果行政职掌便专属于所谓“官僚阶级”的特权，而人民的兴趣便仅限于家庭生活的小小范围之内了。
这种对于思想行动所加的蹂躏性的限制，扼杀了舆论，并窒息了爱国主义。这种情形很显然地反映在清代所产生的作品之中，内容既枯燥而又迂腐不堪。除极少数例外，思想的贫乏，探讨政治与社会的因袭循旧，已成为那个时期文人作品的通病。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民不仅无知无识，抑且漠不关心。直到造成此种可悲情形的始作俑者满清腐败政权被推翻为止，一般人民依然对于一切国家大事表示冷淡和不关痛痒。
幸亏革命业已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已享有思想与行动自由这个无价的权利。刽子手的悲惨的刀影已为笔墨与报纸的威力所取代；在有利于我们本国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基础之上，我们已能够开始发展我们的舆论。我们智识分子对于我们国家的复兴，可以在这方面作最大的和永垂不朽的贡献。
由过去若干世纪积累下来的智慧与经验的田园中，所收获的丰富知识，再靠着我们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肥沃加以培养，使我们能够取用不竭，随心所欲地发表心得。
由于这种种一切，凡依然存在且迫使我们保持屈服的缄默的种种羁绊，我们都应予以扬弃，并用我们舒畅的呼吸来大声疾呼，为了促进国民自由，而创造一个开明的舆论。
为使人民的呼声凝结一起，并使其发挥效能起见，须特别注意它的适当的运用，以利用团体政治。任何时候，如果批评是必要的，那么就必须是建设性的批评。发表意见的自由，不论是集体的抑为个人的，必须永远与秩序发生联系；同时必须要表现出自制的精神，而且要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始加以运用。
乔治华盛顿将军说过几句话，对于我们无异为一种警告，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他说：在一个自由共和的政府，你决不能限制群众的言论。每一个人都要把他所想的讲出来，或者更适当地说，他根本就未经思想，是故他往往判断了它们的结果，却未顾及到它们的原因。
这句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我们怀有启迪舆论的具体目标，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一句古老的箴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奉为国家的座右铭，在拉丁方面，我们发现一句更为简赅的格言，可以和它比拟，是即“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UoxPopuli，UoxDei）。
假使我们容许民众的呼声仅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声音，我们不独无所收获，抑且有损。
一方面，私人间的彼此攻讦和破坏性的批评，忌妒乃至仇言，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一经发现，即应加以制止，俾放纵和谩骂不致冒渎自由的真谛——乃至滥用自由之美名。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极力设法形成舆论，以便它的明确表示能够感召人们，在公职方面或私人生活方面，有意识地和基于良心地，发挥他们品格中最优秀的德性，以处理种种事务。
在建立优美的爱国情感，和巩固忠诚、服务以及合作等理念的途径之上，这将是第一个步骤，舍此，则任何国家均无法兴隆或长治久安。同时，为了使中国能够达成“我将再起”这句预言的启示，必须勇敢的下定决心，那么这种舆论的培养亦将能确使这种决心得以具体实现。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抗战的教育中心
开明舆论之所以必要是有两大显著的理由的。其一是使令抗战成为全国人民一律参加的基本国家目标之所必需。其二是肇始国家重建大业之紧急需要与切合时宜。
为了在广大民众中间启发舆论，并将他们的精力导上国家生产的途径，现在亟需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才干和能力。
对于有关问题的解决，有两个主要的途径。其一是由大中学校的学生和一般人民作私人的接触。其二则依仗成年民众的教育制度。也许还可以发现和采用其他许多次要的方法，但这些姑且留待以后再加以探讨。
目前我要把注意力仅限于大中小学校，因为它们对于国家的服务有着无与伦比的机会。这些学府对于下一代易于感受的头脑，最先接近，因此一事实，遂赋予了大学教授及中小学教员以极为庄严的责任。由于他们向学生传授基本教诲和学习的方式，并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将决定我们未来公民的品质之良窳，以及我们国家的地位和性质。
教师们应永远牢记在心，为了国家的利益并创造我民族的前途计，我们必须要向可塑性的青年头脑，灌输适当的知识，使其认识人生爱国的目的。我们要用丰富的服务观念来激励他们；我们要鼓舞他们丈夫气概，让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受教育，主要是用来谋求改善他们同胞的福利。如果这个作得有成效，那么各大学便可很容易地将日见蓬勃的知识界导入正轨，在成熟的毕业生中，并将自动地对于国家的服务，产生一种不厌其多的要求。最小那该是他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以坚决的努力，教导学生按照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性路线去思想和行动，那么在造就有价值的公民方面，必能获致成功，这些公民能将他们之所学以及灌输给他们的一切主义，一一传授给人民。这种有益的精神，是可趁学期中间，向住在校园附近的人民作实地有系统的服务，以获得实际经验，而加以培养。在假期中，则可将此项工作扩展到学生家庭附近的邻居。在他们的青春岁月中，男女青年学生便可如是根据他们私人的接触，从他们对于比较不幸的同胞的实际的服务，而充分体味到其中的乐趣。此外，他们之所以能够体验那种乐趣，是来自一种认识，那就是他们由于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