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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惟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前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份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词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惟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2）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计，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惟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惟“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惟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藉。继复诫之曰：“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分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近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