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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时之后，此帖被删除。
数月之后，我在中央研究院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继辞职离开。
我在想，如果托普还是如往日一般的如日中天，我是不是有胆量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尤其是当我不在成都的时候。
托普在处理“风险金事件”中的强硬和粗暴手法，让敏感的技术人员对托普大失所望，然而，时隔仅一年，托普再次挫伤了技术人员的心。
2001年3月，被宋如华视为数字化管理重要手段的ERP项目一期启动。该项目由托普上海研究院和炎黄在线同时开发，经内部评比后，再决定哪个产品上线使用。双方在三个月时间里进行封闭式开发，五一节假期都不能休息。在时限结束时，上海研究院小组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厚达200多页的开发文档，而炎黄在线小组仅提供了一份几十页的文档。
在集团公开试用的两周时间里，双方开始了公开的水平较量，结果炎黄在线所开发的系统多次被上海研究院人员摧毁，甚至该系统的权限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一个底层的员工可以直接任命整个集团的董事长和各级管理人员，可以删除修改任何一级的组织机构……
就是炎黄在线这样的一个系统，结果竟被集团宣布采用。
一个知情人员透露：这个结果是开始之前就已确定了，因为炎黄在线是上市公司，这样做可以提升炎黄在线的股价。但是，该系统一直到最后也没有用起来。股价重于技术实力，这样的政策导向使上海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心灰意冷，几个技术高手陆续离开了托普。
在“风险金事件”中，宋如华不但打破了自己对技术人员“不能骂”的承诺，还直接授意要求公安部门介入调查，而上海研究院技术人员的“咄咄逼人”，更加重了宋如华的疑虑，直接做出了出乎技术精英们“意外”的决定。托普越走越远，此后一批批技术人员相继离去，留下的人员也不再有以往的工作热情，有的甚至采取消极怠工来保护自己……
《托普检讨》 无事可做的“软件工程师”们《托普检讨》 背后的“绝活”
●《托普典章》背后的“绝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道理浅显，执行起来的奥秘却非常多。在管理制度缺乏有效落实、个人权威被逐渐剥蚀的情况下，要玩转一个资产近百亿、员工近万名的“大”企业，确实是件苦差事。宋如华自己就承认：“有一些机密和窍门没有写进《托普典章》。”以下三道就是很有托普特色的“风景线”，它反映出了托普内部管理残忍而又真实的一面。
之一：内部秘密的“特务”制度。
一位员工在被秘密发展成为“组织”成员后，兴奋不已，跑到部门老总那里炫耀，“以后部门有什么情况和问题，你要及时跟我讲！”明白其中奥妙的上司严厉地反问：“你知道你要向谁汇报情况吗？”小喽一脸茫然，被训斥道：“他妈的！你的上线就是我！”
托普的“情报机构”秘密成立于1995年底，宗旨是组建一支“队伍精干、配备精良、独立运作”的安全保卫和内部监控队伍，为“托普经济帝国”保驾护航。1996年内部叛乱风波中，该机构名震托普，组织成员对离职员工监控、追踪和恐吓，甚至有人遭受暴力袭击，“叛乱活动”的带头人也被以偷窃私人财产的嫌疑投入监狱。因战果辉煌，该机构一度让人噤若寒蝉，组织成员则被内部知情员工称之为“KGB”；1999年，在西部软件园因托普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宋如华本人也赤膊上阵，双方大打出手。事后，托普又设法抓了3名农民关在西软进行审讯，那一天夜里，农民的惨叫声一直漂浮在西软上空。
随着托普内部信息系统建立和新员工的增加，托普内部的监控活动也更加隐蔽。
2000年后，一些集团高管也身受其苦，一位技术出身的总裁在和媒体记者联系时，上班时间竟偷偷跑到网吧收发外部邮件；一位行政高管放着内部办公宽带网不用，而经常使用电话线拨号上网；一位公司高层回忆说：“那不是黑色恐怖，也不是红色恐怖，而是灰色恐怖。你能感觉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控，但是不知道监控来自哪里”……
言者胆颤，闻者心惊。曾参与跟踪盯梢任务的托普员工私下愤怒地说：“这简直不是人做的事情！”2002年后，托普的“麻烦”层出不穷，内部安全人员于是和某些社会力量勾结，采取殴打、恐吓、威胁等手段解决本可用正常途径解决的纠纷。
一位员工被托普被除名后，提出要按劳动法索赔工资，并组织同一批被除名的人员发起维权活动，受到严厉警告后，不敢再提此事，甚至看到托普的人都绕路而行；某报编辑，因在其负责的版面刊发了涉及托普的负面报道，被电话恐吓；一位承包托普土建工程的经理，因多次索要被长期拖欠的工程款，言语之中有过激之处，被人到其家中进行“严厉警告”；宋如华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声称：“以前托普什么都不怕！现在更不用怕了！”
之二：“干”、“喝”声中的托普“酒文化”。
如同本能体现着人类原始记忆一样，喝酒，作为创业初期的交流感情、沟通信息的方式之一，也被作为托普企业文化之一写入《托普典章》。1997年版的《托普典章》说，“托普人举行重大活动和员工生日聚餐时，所有员工可自由饮酒。在开杯痛饮之际，在‘干’、‘喝’声中营造一种平等、团结、融洽、无拘无束的交谈的气氛，使托普人切身感受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激发员工满腔热情地投身托普事业。”
在托普高层的身先士卒下，托普内部人豪饮又好饮，每次大小聚会一定要喝酒，而且一定要喝得烂醉。在企业庆典、大型活动的聚餐上，酒气熏天，满眼醉汉，大有“天下皆醉不得独醒”的气氛。酒量大小成为衡量是否是人才的标准之一。一位负责金融的高级副总裁曾因酒精中毒，被送往医院连续输液三天，才缓过气来。一位从华为引进的高级人才为了适应托普的“酒文化”，因饮酒过度引发急性胰腺炎，险些丧命；喝酒也成了表达对“托普经济帝国”忠心的手段。无论什么酒，向托普领导敬酒时，一定要满杯，且先干为敬。
由于该风气不符合高科技企业形象，该项内容在以后版本的《托普典章》中“消失”。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这些很有中国特色的沟通渠道外，宋如华也颇费苦心地设计了其他渠道。
1995年底，他在办公区设立总裁信箱，接受员工的各种批评和建议，因信箱被放置在人来人往的前台大厅，敢说话的员工不需要投信，不敢说话的员工又觉得容易被发现，后来，为显示工作成效，一位总裁办负责人就带头写了一封不疼不痒的建议信投到了信箱；1997年，托普内部计算机办公系统建成后，BBS成为反映员工心声的开放空间。但是，托普秘密的监控组织使人心有余悸，“风险金事件”后，托普决策层再也听不见任何基层员工的呼声了……
之三：“抹干吃净”的合作扩张。
说到重组，在托普短短十来年的历史中先后有过不少的资本和产业重组。
就当时来说，资本重组无疑是非常是成功的，不管是“川长征”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还是“金狮股份”暗渡陈仓的诡异。不过说到产业重组，托普几乎每“组”皆墨，重组后的公司业务江河日下，市场份额日渐衰微，最后黯然出局，有的连公司本身也不复存在。
所有这些悲凉的故事中，常州博成通信有限公司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托普能够顺利登陆常州，并成功重组“金狮股份”，将其借尸还魂为“炎黄在线”招摇过市，除了托普自身在资本市场的长袖善舞外，也是和与博成公司的重组分不开。说到博成公司就得先说说它的创始人、董事长包伯成。
包和宋都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不过包就读于电工学院，也比宋晚入学三四年，后来宋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包还在读书，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宋也算包的老师，包也是一直称宋为“老师”。包颇有才气，读书期间就在《星星诗刊》等刊物发表了大量作品，而他这种诗人的浪漫气质最终也将博成葬送在了托普炫目光环下的温柔陷阱里……
在与托普重组前，博成主营调制解调器等通信器材的研制、开发和销售，当时在业界也小有名气，江湖时有“西迈普、东博成”的说法。在以传统工业占主体的常州，博成算是比较突出的高科技企业，所以在1998年前后博成获得了相当多的荣誉。不过，因公司规模小，生产能力有限，产品总是供不应求，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公司非常希望能借助外部力量进一步做大做强。
这时候，托普出现了。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再加上几乎是同时辞职下海打拼的经历，一下子让两人走得非常非常近。宋如华的想法自然比憨厚的包要多得多。没有费太多口舌，包就把博成全部整体打包送与了宋，成为托普旗下的一个通信产品事业部，包任该事业部总经理，其余各级人员和市场皆未做调整。失去博成控制权的包据说连收购的价格以及补偿的问题都没有提出，他的理解也许这只是换了一个公司名称而已。当然，悉数笑纳博成所有资源的宋如华很快与常州市政府以及常州各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并很快在常州新区取得了一块优惠的土地建成了“常州托普软件园”，最后获得了辉煌战果。
而博成却从此走向了末路。宋如华先是以业务重组为名将博成业务骨干分散编入托普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公司和机构，包伯成本人也被频繁地调往成都、上海、北京，起初还担任着通信产品事业部的总经理，后来就随着宋如华不断的“提拔”，不知道换到什么部门去任更高级别的“闲职”了。宋如华枉自尊大的性格决定了“托普经济帝国”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跟他有一样影响力的人物，不断调动包的职位，实质就是将包调出常州，因为包在常州呆一天，常州就不能算他宋如华的天下。宋如华自然也不会真正在博成原来的主打产品上过多投资，最终博成行走江湖并得以成名的通信产品被市场无情淘汰。
据说，实在“闲”得无奈的包曾多次向宋如华请求回常州去，但宋一直不与理会。2002年春天过后，正值托普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准备“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在一个料峭的早晨，包黯然离开了托普。包离开托普时曾去找过宋，希望能好好谈一谈，但是连宋如华的面都没能见到，就被保安“轰”走了，那一刻对包来说，真不知是何等的凄凉……
资本的游戏充满了残酷性，其余那些和托普重组过的公司，结局也相差无几。
1998年，为了充实托普软件的主营业务，托普收购了主推证券行业软件的深圳宇信公司，然而完成重组后的托普软件却几乎再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