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的纪律性是最强的。”第二年的6月，他又带着典型的军事家的口气宣布：“我已经正式地发动了一场粮食战役，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总参谋部来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在那之后，他也经常敦促要把意大利“农村化”。正如他在耶稣升天节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化会导致精神和生理上的贫乏，只有农业才能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帝国。
事实上，意大利农村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地区差异适应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到了1921年6月的时候，卡拉布里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还在预言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很多年”，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与一个大众政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22年10月28日之后，最早的法西斯分子和后来加入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争端也在农村地区不断地酝酿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卡坦查诺，一位头脑清醒的官员注意到，那些在城市起家的法西斯都是旧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现在只是披上了一件黑衬衫而已。他的评论得到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类学家的支持。1928年，这位人类学家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了一项实地调研工作，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意大利政坛中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团主义、工团主义——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当地的精英们倒是常常谈到这些政治名词，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派别”能够赢得优势，因为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是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不管是谁问起，当地的农民总会非常小心地回答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外圣人”。在1929年的选举投票中，他们也一致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投票的场面还很庄严，镇里的乐队杂乱地演奏着《青春曲》和《皇家进行曲》，人们踩着乐曲的节奏到投票点去投票。但是，不管是领袖、国王还是教皇，实际上对那里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当地地主的势力的大小。他们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漠视或者玩世不恭，甚至相信像神一样的加里波第只会给他们带来霍乱或者征召他们入伍。不管法西斯政权在这些南部乡村里是否还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它的确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社会革命，或者甚至连想像的可能也没有。
南部的法西斯领导人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纯粹，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许多习惯和态度，与斯塔拉切的理论相比，他们对于博基尼的实际行事方式更为熟悉。例如，1924年9月，阿切尔博就给墨索里尼写信抱怨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罗马，总会有一些针对他的隐蔽的阴谋随之而来。他的一个在阿布鲁齐的远房堂兄弟也因为他而失去了党内的工作，他有些坦率地问墨索里尼，这些人至于这么过分吗？他还懊悔地说：“我的敌人以及在政府中的对手们取得了这么彻底的胜利，我没法儿再回阿布鲁齐了。”墨索里尼会干预这件事吗？如果他不干预，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我，阿布鲁齐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
墨索里尼还是适时地为阿切尔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也因此能够继续担任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经常向墨索里尼提出一些“建议”，并声称“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战士，时刻准备为您赴汤蹈火”（他的意思是要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当地的权力不被动摇，并且还要适当慷慨地为他提供支持）。同样，1924年，米凯莱·比安基也求墨索里尼帮助他辟除那些说他玩弄女人的恶毒谣言，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党内匿名的竞争对手故意散布的。不过他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用暗示来讹诈墨索里尼说，如果不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马泰奥蒂危机就会有最糟糕的结果。“请您记着，领袖，我过去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并且一直是绝对无私的，尤其是在您起家掌权的过程中那些最忧愁和最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墨索里尼能不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吗？比安基的请求又一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他也被作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虽然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在他日渐增厚的秘密档案中记了他一笔：比安基的党羽声称，他曾鼓励自己出身贵族的卡拉布里亚情妇在当地分发报酬不错的职位以收取贿赂。反过来，阿切尔博、比安基和其他来自南部的法西斯分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也用他们对待墨索里尼的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4）
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因此需要一种优于它的更加高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才能克服它。法西斯自夸说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却注意到莫里仍在保护旧的地主阶级的势力，而西西里也很容易地就再次回到了黑手党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城镇里，法西斯的机构只在公共节假日才敢开门。在那10年里，墨索里尼也效仿了他的自由党前任的做法，把西西里排除在他的正常政策之外。1923年和1924年，他接连两次到西西里访问，但在那之后直到1937年才又一次踏上这个岛，发表的讲话也是空洞无物，说要把这个岛屿变成一个农业天堂。实际上，他的政策的目的远不是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安抚，而是打算向当地的居民们慢慢地灌输现代化和国民化的革命热情。没有能够主动地动员西西里岛上的居民让法西斯政权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直到1943年夏天的时候才表现了出来：西西里人对待抵达这里的美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并且还认为他们比意大利统治者更加富有。于是，西西里人义无反顾地丢弃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是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岛上又有了发展，并且还拥有了群众基础）。
意大利人中另外一个群体——妇女的命运也在这些年里被确定了。自从1920年3月第一个法西斯妇女组织在蒙扎成立后，法西斯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最初，妇女在“战斗的法西斯蒂”这一组织内拥有了投票权。1923年5月，墨索里尼在办公室里宣布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妇女拥有投票权，并且建议以行政选举作为开端。他甚至考虑让妇女在国家安全志愿军中任职。
然而不久之后，法西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态度就开始模棱两可了。墨索里尼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家长统治的重要支持者。妇女在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因为地方上的选举被废止了。作为新的镇压举措的一部分，1926年，在整个意大利，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全被任命的市长所取代了。法西斯政权的确在妇女的福利事业上有所发展，如在1925年成立了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然而，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是以实现法西斯的目标为前提的。在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声称人口的增长是法西斯妇女运动的核心：“有必要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意大利民族的命运，有必要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而这就要从母亲和儿童事务抓起。”墨索里尼还警告说，目前意大利人只有4000万，怎么能够与“9000万”德国人和“2亿”斯拉夫人相抗衡呢？如果意大利想在世界上显示出它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在1950年时让它的人口增加至“6000万”。只有人口繁荣了，“帝国”才能长存和繁荣。作为一个促进人口增长的举措，1926年12月19日，墨索里尼还新增加了一个“单身税”。5年之后，成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也被定为非法。正如图拉蒂所说的那样：“家庭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基本单元，它是惟一可能的卫士和防护战壕，能够让我们抵御周围环境中各种非道德的、不道德的和有腐蚀性力量的侵蚀。”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一个妇女除非必须出去游行，否则，她还是会被限制在厨房和卧室里。
几年之后，墨索里尼的厌女症加深了。他对一个年轻的崇拜者说，“爱情”是转瞬即逝的，因此明智的人不会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女人与牧师的习惯一样，你给她一根手指头，她就会抓住你的整只胳膊。坚强的男人必须能够避免受到她们的影响，因为“女人的角色肯定是负面的。她们只会分析问题，而不会综合问题。”墨索里尼很讲究修辞地问一个来访者：“试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一个妇女建筑家吗？”萨尔法蒂对他的影响正在日渐衰退，而墨索里尼也很少表现出想要寻求一个聪明的女人来陪伴他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还原成为一个受到其他男人赞赏的男人。
同时，不管对是男孩还是对女孩，法西斯政权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控制也比以前更加积极而严厉了。1925年12月，法西斯政权开始在学校内强迫使用“罗马式”的敬礼。1926年10月，法西斯教育部长彼得罗·费代莱正式宣布将进军罗马纪念日定为全国欢庆日。1928年，法西斯的法律又把学校的教科书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尽管负责监管的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39年才真正组成）。在半官方的刊物《等级制度》上，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坎塔卢波发表文章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确是法西斯分子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当时，维护墨索里尼的至高无尚的权威仍然是最关紧的。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是，1928年1月，教育部副部长埃米利奥·博德雷罗——又一个有着民族主义者背景的法西斯分子——向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阿谀奉承的政治思想汇报。墨索里尼的反应也非常干脆，称他的汇报“非常有趣，并且对极了。你还可以补充一些内容，我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文化，它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系统化的。准确地说，文化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让我为文化服务。它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是我的臂膀，而不是装饰品。”对于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墨索里尼的这番话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