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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现墨索里尼的自负的权威的最大舞台仍然是法西斯党，所以毫不奇怪，墨索里尼仍然在牢牢地控制着它，并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他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了法里纳奇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由奥古斯托·图拉蒂在1926年3月30日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法里纳奇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当时和在那之后，他不停地在墨索里尼面前对批评他的继任者图拉蒂以及其他主要的法西斯头目，如巴尔博、费德佐尼、博塔伊甚至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策划针对他的阴谋，并且用无赖的伎俩来对付他的法西斯美德。对于法里纳奇的指责，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大发雷霆：“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然也包括你，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多重大胜利并走到今天，是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像个黑人一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继续无情地说：“党内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你这种精神上的无纪律性的态度、你这种想成为党的惟一完美的救世主的企图和你这种毫无根据地、不断乱加指责而引起的。”墨索里尼抱怨他的太多的朋友说了过多的话，说法里纳奇应当立即与费德佐尼和巴尔博和解，并接受图拉蒂担任的总书记职位。“穿上伪教皇的衣服昂首阔步地到处乱转并等待召唤是毫无道理的。”
图拉蒂一直与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位法西斯党的新总书记对党员进行又一轮的肃清时，他更喜欢社会上那些更加保守的政权的支持者。在演讲中，他多次对那些酗酒、跳查尔斯顿舞及其他跳黑人舞蹈的人加以责骂。他在历史上的建树也是保守的。他和法西斯党都是战壕精神的体现，都看重秩序和纪律。他担忧地补充说，《劳动法》强调了“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完全对立。他还建议说，即使一时还不是那么危急，但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应当“微笑与拳头并重”，继续前进以统一国家、民族和种族。还应当发展一种能够把体育运动和战争的积极遗产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法西斯教育现在将铸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但是，图拉蒂最大的任务还是加强法西斯党的纪律性，并让党员们接受由墨索里尼一个人来领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不应当变得自高自大，他们应当承认他们自己也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当法西斯的地方首领与国家官员之间发生小争端的时候，他们必须优先考虑领导而不是党员。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而严厉地对法里纳奇说过嘛，“要么谁也不要说话，要么是我一个人说话，因为我知道怎样比别的任何人都讲得更好。”图拉蒂明白，是墨索里尼自己挑选他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总书记的。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是确保墨索里尼被接纳为“高于党的独裁者”。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5）
米兰的马里奥·詹保利成为他惩戒全党时抓的一个典型。米兰是意大利的金融首都，詹保利领导着极端的法西斯势力，编辑着一份名为《1919》的月刊（这份刊物是他早期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个象征）。虽然这份刊物也极力地强调墨索里尼是“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但它同时也竟敢补充说“法西斯党员也是他所需要的”。1926年的时候，詹保利就已经很不招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喜欢了，担心他会和法里纳奇结成联盟来重新发挥这位前任总书记的影响力。在之后的一年里，这位米兰的法西斯首领被网罗了一大堆罪名，说他在性生活和经济上都腐化堕落，与3个女人同居。1926年，他匆匆地与其中的一个结了婚，目的是让他们的儿子成为合法的婚生子。当时，当地的工业家们在他的压力下被迫送给他100万里拉。他还在演讲中有意表现出很有修养的样子，以此来讨好老的法西斯小分队的成员（虽然他缺乏正式的资格——他最初只是一名邮递员）。他还嗜赌如命，并且还从一个卖淫团伙中获取赌资。他还企图建立自己的贴身卫队，即使他的支持者和墨索里尼的兄弟的支持者在米兰发生公开分裂他也毫不在乎。他与米兰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人员阶层的关系比较疏远，事实上，他与当地整个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罪名都被摆在了墨索里尼的案头，结果可想而知。詹保利被开除出民族法西斯党，而他的刊物《1919》也被查封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和图拉蒂在米兰取得了胜利，他们还安排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人——阿基列·斯塔拉切来接替詹保利。但詹保利这位战败的米兰的法西斯首领并没有从此完全从法西斯的记录中消失，他还维持着与墨索里尼的通信联系，向他诉说自己的正直受到了伤害，并恳求墨索里尼重新给予他庇护。例如，1938年，詹保利相信是犹太人的阴谋诡计终止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幸福生活。1940年，他为在战争中发动进攻而进行动员的努力让他重新获得了法西斯党的党票。但是警察仍然监视着他的行动，记录下了他奢侈放纵的生活方式和对关系人无情的盘剥。在有幸保存下来的一封詹保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请求领袖恢复他在米兰的法西斯党的领导职务，还保证说他将会迅速从目前低落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同时也表明了他对领袖的崇拜。
墨索里尼收到的最为不屈不挠的批评信件可能来自法里纳奇，他一直都不接受提拔图拉蒂作为党的总书记，对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对领袖的虔诚和恭敬也不怎么喜欢。他一直在就墨索里尼的调整和转变进行无休止的发难，例如，他常常提起墨索里尼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带着法西斯主义者的聪明才智，他写到，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红衣主教曾到克雷莫纳访问，并向工人们宣扬宗教和贞节，但主教应当知道，在法里纳奇的城市里，要说一个人与性关系没有什么沾染，那他简直就像“阿拉伯的凤凰一样珍稀”。法里纳奇还有意挖苦地问道：“能不能不把那些可敬的高级教士派往国外去传教？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世界上一共有13亿人，其中只有3亿人是天主教教徒。为什么不把其余的10亿人也带到上帝那里或者说天堂里去呢？”然而，法里纳奇的火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民族法西斯党内那些他可以察觉到的敌人身上。这些人错误地把法里纳奇描述为墨索里尼的一个敌人，于是不停地策划各种针对法里纳奇和他的朋友以及同党的阴谋，并把他变成了一个“法西斯无政府主义者”。但即使这样，组成他的小圈子的仍是“有着纯粹的法西斯性情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应当接受“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是一个永远都不惧怕向领袖说真话的人。”
在法里纳奇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个人之间永远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法西斯党可以就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发表有吸引力的声明，也可以颁布法律让意大利人盲目地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服务，但是他清楚，任何人想要控制他的社会，都必须永远对他现在的朋友和敌人保持警惕。同时，尽管墨索里尼经常遭到法里纳奇的烦扰，但他一直都没有和他决裂。法里纳奇这位来自克雷莫纳的法西斯诸侯对墨索里尼自己的极端和“残忍”的历史知道得太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无法忽视和否认的。
在理解纳粹德国的统治方式时，“制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可以为自身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许多重要的证据，或者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直接来自独裁者的指示。通过观察图拉蒂、法里内奇、詹保利和斯塔拉切之间的斗争，也可以发现发生在意大利的达尔文式的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相互之间不停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并不只是这4个主要法西斯头目，而他们也并不是在得到墨索里尼的指示之后才这么做的。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在社会的精英中（很有可能其他的阶层也是如此），这种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警察的秘密档案中，关于那些正在起家的政治人物的报告更是强调了谁是他们的支持者，谁又是他们的反对者。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洞察这种无休止的结盟的变换，以及把握在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中出现的各个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任何独裁统治的矛盾，独裁者声称他所知道的和他实际真正知道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决策过程的秘密或者不透明性，靠感召力进行统治的本身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强化了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许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们会补充说，在所谓的民主和繁荣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同样存在。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非只限于墨索里尼的思想。在墨索里尼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很少错过讨好教会当局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意大利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试图让民众国民化的领导人，都很自然地注意到教皇在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存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本来应当希望能够将其彻底根除的。当然，在意大利复兴时期，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自由党建立的国家也是在夺取了教皇的领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包括被称为神圣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反过来，教皇庇护九世也在《谬说要录》（1864年）中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批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对于任何一个想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意大利政治家来说，如何解决“罗马问题”都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奥兰多和尼蒂都曾试图与教会和解，但都遭到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阻挠。伊曼纽尔三世天生多疑的个性让他一生都对宗教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随着法西斯起家并掌握政权，墨索里尼很快就把自己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掩盖了起来，并且竭尽全力在民族法西斯党内抑制反教权主义的表达。法西斯政权早期的公共运动之一是对共济会组织进行压制，因为从1789年起，该组织就被教会认为是它的一个无法和解的敌人。法西斯战胜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这让教会阶层更有理由为正在意大利发展的新的体系而鼓掌喝彩了。同样，那些更为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也可以鼓吹说，墨索里尼应当“公开地认可宗教的价值”，并且在“国家的戏剧表演”中给神职人员一个位置。他们还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天主教会天生的同盟，而天主教起源于罗马也并非出于偶然。
1926年5月，教会和法西斯政权之间已经开始认真的对话了。墨索里尼授权罗科去和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罗马教皇的国务秘书——会面并谈判，并且声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就像精神和物质的分离一样荒谬。8月份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帕切利也加入了这场谈判。此人是一个律师，是后来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