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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跨入哈佛大学校园前的那一周，希特勒的军队直切波兰的心脏地带。英法两国于9月3日向希特勒宣战，那时候我们正好登记入学。我们是全哈佛第一个知道我们可能会卷入战争的班级。战争的逼近影响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是我们神经的每一个反应。我和自己很多朋友一起，都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参加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营。在哈佛，后备军官训练营的地位相当高，参加训练营的骨干一旦授衔，就能得到最好的位置，比如在驱逐舰或巡洋舰上供职。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驱逐舰或是巡洋舰上的真实生活会是怎样的。我们甚至没有亲眼见过一艘驱逐舰或是巡洋舰，但是一想到我们会负责指挥一艘具有巨大杀伤力而又令人着迷的舰艇时，我们就浑身充满干劲了。
因此我还没能完全享受无所事事的自由，我就必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营所开设的课程，学习参加追悼会的技巧，或是和美国大兵一样，学习如何应对在欧洲战场的泥沼中蹒跚跋涉的技巧。
战争的威胁使得人们容易自悲自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来看待人生，对战争也看得并不那么严重了。自从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基恩遭受牢狱之灾后，我有两年的时间滴酒未沾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和朋友去里兹大饭店的酒吧里打扑克，喝啤酒，参加社交聚会，还有许多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活动得去那家酒吧，我的生活习惯也就完全改变了。
有天深夜，在波士顿里兹大饭店的大堂里，我莫名其妙想把防火水龙头从玻璃密闭防火箱中拿出来，并放水来洗洗手。我的这套把戏只耍到一半，就让一名波士顿警察给逮住了。当时，我刚把水龙头给拿出来准备打开，他就把我单膝按倒在地。就这样，我又进了一次监狱。那晚，我的狱友是个喝得醉醺醺的瑞典人，他牙都掉光了，还跟我絮絮叨叨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我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这个法官明显跟我的老爹有点交情。他看了一眼我弄得脏兮兮的礼服，说道：“天啦，你老爸肯定会对你失望透顶的。”
我有一次去查尔斯河畔正对着哈佛体育场的一个地方约会。赴完约，我驾驶着我父母的全新普利茅斯四门轿车回家。我开车开到一半就睡着了，结果与另外一辆车迎头相撞。幸运的是，两辆车当时开得都不快，可能是因为另一辆车的司机也和我一样喝高了吧。他是个面包师，当时正要去上班。我们俩都没受多大的伤，尽管我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直往外喷血，左膝盖也擦破了一块皮。
我还有别的麻烦。参加完一年一度的高朋满座俱乐部举办的舞会后，我穿着化妆服就往家赶。我那天打扮得像是要跳草裙舞的舞者，我头上带着黑色的假发，夏威夷衫里塞了假乳房，下面穿了条草裙。至少我刚下车时，还穿着那条草裙，结果草裙挂到了车窗把手上。结果，当两个警察向我走来时，我身上就只剩下内衣了。
我这明显不是想恶作剧。要不是当时有在圣•；文森特医院工作的好心修女过来帮我说情的话，我那回麻烦可就真的惹大了。当警察把我带到医院让修女们帮我缝好裙子时，有个小女孩也正好在那儿。她正气得眼泪簌簌的，说什么都不让一个见习医生看她的手指。她的戒圈太紧了，勒在手指上怎么也取不下来。她一看见我就吓得把对医生的恐惧都忘了。总而言之，最后这个小女孩因为我弄得紧张兮兮，吓得一言不发，乖乖地让医生帮她取下了戒指。修女们因为感激，事后帮我说好话打圆场，佐证说在帮我缝纫时，“看不出我有喝过酒的样子”，这可帮了我不小的忙。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哈佛生涯（2）
除了喝酒时外，我有时还会锻炼自己的心智。但这种机会并不多。我经常会觉得威廉•；扬德尔•；爱略特和佛雷斯基•；麦里曼冗长的课程不知所云。我怀念自己和圣马克学校里最为优秀的老师间的私人友情，每一段和老师间的紧密联系都让我受益良多。比如伟大的约翰•；菲利老师让古希腊文学在我们的眼前鲜活起来。特德•；斯宾塞老师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和我们一起讨论《哈姆雷特》。山姆•；比尔老师还特意提到了我和亚当•；亚蒙林斯基之间的争论，同时给了我和他俩人以深深的启迪。当时我是在保守主义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种想法，是个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而亚当•；亚蒙林斯基则是在自由主义的家庭氛围长大，也不假思索地继承了那种想法，是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我和亚当此后不久却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我刚进哈佛时，别说脑子里对政治没有什么独立主见了，其实对什么我自己都没有独立的见解。我来自坚定的共和党家庭，从来都没有投票支持过民主党。我的父亲曾为波士顿财政委员会工作过，理论上来说应该算是中间派了。但实际上，这个波士顿名流云集的组织就是想要根除办公室里那个著名的民主党人詹姆斯•；迈克尔•；柯利，避免他贪污。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带我到波士顿民众集会上去听柯利的讲话。我还记得老爹跟我说了些话，大意是说，“听听这个舌绽莲花的家伙吧，死的都能给他说成是活的。”
1940年，由于机缘凑巧，我在费城参加了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妹妹康妮交了个名叫艾柯利•；B•；考克斯四世的男朋友，人们都叫他“巴兹”。在大会召开期间，艾柯利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呆在梅因莱恩。艾柯利有个姐姐贝蒂，她的男友为温德尔•；威尔基的竞选工作。她朋友的工作就是让走道里挤满了人，为华尔街的那些大资本家得偿所愿而呐喊奔走。我最后也就跟着人群，在走道里高声欢呼：“我们想要威尔基！”其实我想要的只是好好放松一下而已。这就是我对有关政治操纵的初步认识，写在这儿以资参考。当时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也只是一晃而过，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当时读报纸，但只是想了解波士顿红袜队的战绩。我对体育赛事的浓厚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不管是观看比赛还是亲身参赛，我都兴致勃勃。大一那年秋天，我曾经外出参加橄榄球比赛。我那次参赛的主要目的是想让父亲高兴，尽管我当时体重还不到150斤，而且我的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第一周的时候，教练看着我说：“小鬼，要参加比赛的话，你的块头本身就不够大，你速度要是不够快那可不行。”甚至是在高手云集的哈佛校内进行比赛的话，他的话一点都没错。因此，我的橄榄球生涯还没开始就已宣告结束。我开始改打壁球，伟大的杰克•；巴纳比担任我的教练。他之前在比华利附近的艾塞克斯县俱乐部教我打过点网球。我喜欢打壁球，可能是我爆发力不错，在三四米内的移动速度很快，这一点使得我极具优势吧。要是让我快速跑上10米远的话，我就不行了。
我一直期待能上场打棒球。当1940年的春天，当大一新生对前往南部参加巡回赛的时候，我还是先发出场的一垒手。这次巡回赛中，我们的表现糟糕透顶，因此当时任教练的多尔夫•；山姆博斯基建议，哈佛队在战争期间不要再参加春季巡回赛的其他比赛了。我们首场比赛就被安纳波利斯海军队给打得落花流水，理由很简单，我们前一天晚上的都泡在巴尔的摩著名的脱衣舞酒吧里了。我们离开的时候，当时还播放了哈佛大学的校歌《美哉哈佛》，脱衣舞娘随着音乐的节拍冲我们骚首弄姿，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尊贵程度”。在那十天里，我们没什么事做得顺心。我不记得我们赢过一场比赛。
比如说吧，我们以23比2的比分惨败于斯丹顿军事学院队。一只球飞到了中场，我们的队长，人送绰号“狗”的哈里正在那里镇守。“狗”昨晚喝高了，现在还没清醒呢，眼冒金星，感觉有三个球向他飞来。哈里看起来是肯定接到球的，结果他判断失误，本该弯腰救球的，他却阴差阳错地把球给踢了出去。当他试着再次捡球时，他另一只脚又误把球给踢了出去。我们的投球手乔•；费兰气得大叫：“捡球啊，狗。球又不会咬你。”观众都狂笑不止，其中还有我们在前夜冶游中认识的一群狐朋狗友。每当我自己生活陷入窘境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在战争中牺牲的“狗”哈里，也会想起乔•；费兰的勉励。
当我们回到剑桥市的时候，我的棒球生涯也麻烦连连。有一个叫摩特•；沃特斯雷恩的投手投出一个球，这个球直奔我脑袋，吓得我魂飞魄散，当即趴倒在地。当我挣扎着从地上抬起头来的时候，听到裁判员说这个球竟然算是好球。当轮到我投球的时候，我转念一想，改发曲线球，结果也因此出局，坐到了板凳上。咳，曲线球，我当时训练的时候，还心不在焉，不太乐意听取山姆博斯基教练的指导呢。在有一局里，我上场击球，教练让我“不要着急，注意观察对方投头两个球的规律”。但是当对方投出一个球速很慢的球时，我觉得那个球大得像个足球，肯定能击中，就把教练的话扔到爪哇国去了，挥棒将球击到右野，球开得倒是挺远，但我还是很快就被封杀出场。我已经忘了自己当时的借口是什么了。我在对耶鲁的比赛中，在某一局的下半局以替补身份出战了，对方的投手是红袜队的传奇投手“烟雾”乔•；伍德的儿子，我三次击球不中出局。还是曲线球惹的祸。
除了棒球之外，我还试图在《红色哈佛》报找份差事。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时，更多记起的是位于普莱门托大街上的那栋肮脏的编辑部大楼，里面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脏乱不堪，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空气中满是墨水的味道。相较而言，当时发生的事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倒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在圣马克中学的朋友布莱尔•；克拉克是《红色哈佛》报的主编。那个春天，他跟我说，现在看起来，是我和保罗•；希莱之间在共同竞争在报社工作的这个职位，而不管是谁拿到了这个职位，三年之内一定会升到管理层（最后，希莱拿到了这个职位，并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后来他成了一家国际连锁饭店的首席财务官）。
在我大一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缺课太多而被迫试读，这逼得我只能放弃了所有的课外活动。我完全就没有注意过任何关于学习的事儿，我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某些时候的社会经验。我从父亲那里学了点赌博。我常和波特、塔克曼在威格尔斯沃思大厅玩一种叫黑杰克的纸牌游戏。我忘了赌注是多少，但是我记得，他们的赌注我其实真掏不起，但是我赢了几百美元。实际上除了比尔•；哈斯克里以外，每个人都小有斩获，而比尔那个可怜虫也付不起赌帐。我们都开始多多少少为他感到难过，每个人都认为要是我们输了钱就应该付账，付不起的话就该放弃，退出赌局。
最后，我的朋友波特、塔克曼和迪克•；卡特勒认为，我们这些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