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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团长对大家说：
“我们红军来到黎平，得到姐妹们的很大帮助，现在把这些从地主土豪那里没收来的东西分给你们，作为一点酬劳，东西太少，望大家原谅！等革命胜利了，大家再一同过更好的日子。”
话音刚落，侗族妇女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接着，红军女战士开始把东西分给大家，许多妇女第一次分到这么多东西，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金团长拿着一份东西，走到杨岩妹跟前，握住她的手说：
“妹子，这几天为红军舂米，你操的心最多，家也顾不上了。我代表红军谢谢你了！”
杨岩妹忘了接东西，她看着金团长，情不自禁地说：
“金团长，你真能干，红军真好！”
苗岭热血红军给的棉衣觉得是那样的暖和（1）
尽管山风很冷，但他穿着红军给的棉衣觉得是那样的暖和
1935年4月，红军在西进云南途中，来到贵州板乐一带的布依族地区。
布依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长期以来居住在贵州南部的惠水、长顺、独山等县和南、北盘江、红水河沿岸以及贵州西南部的镇宁县一带。
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部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成员，自身也有一部分融合于外族。
“布依”这一名称是大多数布依人的自称。但布依族历史上常被称为“夷”、“苗”、“仲苗”、“仲家”、“仲蛮”等。有的地区的布依人亦自称为“夷家”或“仲家”。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1953年经过本民族的内部协商，“布依”才成为布依人的共同族名。
历代布依族人民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国侵略势力也陆续深入到布依族地区。他们借传教为名，大量收买土地，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并与反动统治阶级相互勾结，干涉布依族人民的内部事务，以“办学校、建医院”为幌子，对布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成了压在布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头上的又一座大山。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布依族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加深。军阀割据，盗匪横行，社会秩序异常混乱。
从1912年到1921年的10年中，贵州政权掌握在云南军阀的手里。布依族地区的地方政权分别为各地土豪所把持，形成了很多小块的封建割据。如在王母（望谟）地方有几个当权的地主，号称“四大金刚”，拥有大批武装，并能制造武器，在其统治区内称王称霸。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与广大农民之间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同时，与大军阀或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在民族杂居地带，地主阶级还惯用制造民族隔阂的手法，借以巩固对人民的统治。他们常常利用民族情绪，制造纠纷，使本民族的农民成为自己谋私利的斗争工具。
1922年，贵州军阀袁祖铭带领军队由四川回到贵州，逼走云南军阀，自任贵州省长。但是，1923年，云南军阀又赶走了袁祖铭，重新夺取了贵州政权。直至1925年贵州各地掀起反滇军运动，云南军阀才被迫返滇。从此，贵州大小军阀又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一直延续到1935年蒋介石反动势力直接统治贵州时才结束。
军阀混战给布依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滇、黔各系军阀经过或驻扎在布依族地区时，经常向当地居民预征、预借，甚至挨家挨户抢劫钱粮，任意鞭笞农民。临走时，又要向地方索取“送行费”，并大肆拉夫。
红军到达布依族地区后，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使布依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
这一天，板乐布依族村民中流传着红军把王仲芳吓跑了的消息。
王仲芳是由国民党二十五军扶持起来的反动势力，盘踞在贵州镇宁县一带，长期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勒索和敲诈，无恶不作。红军到达板乐时，王仲芳命令部属陈宗德带人埋伏在江纳寨子背后的树林里，企图守住隘口，阻挡红军前进。一天下午，红军来到寨子前面的河边，陈宗德命令手下向红军射击。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还击。一位红军战士向陈宗德喊道：
“我们是红军，是毛泽东苏维埃的队伍，你们不要开枪了。红军不打布依族人，如果你们要枪，可以来人交涉。”
这时，有人向陈宗德报告：
“不好了，后面也来红军了，漫山遍野的有好几万人呀！”
陈宗德一听，顿时吓呆了，忙喊道：
“别开枪了！别开枪了！”
他看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只好硬着头皮向红军走去。
红军见他们过来了，态度很友好，还递烟给他们抽，使陈宗德感到非常惭愧。一位红军干部对他说：
“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是来帮助少数民族反对王家烈、反对国民党的。”
陈宗德边听边点头，嘴里连声回答：
“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了，是，是。”
红军干部接着说：
“我们尊重、保护少数民族，不管是苗家、侗家，还是彝家，还要帮助他们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如果你们王司令官响应我们的主张，需要枪的话，请他来会会我们，可以给他枪。”
陈宗德看到红军态度这么友好，又可以给枪，马上回去向王仲芳报告。王仲芳自知平时欺压良民，作威作福，不敢来见红军，当即收拾金银细软，带着一家老小，躲了起来。
红军把王仲芳吓跑了，寨子里的人有的高兴，有的害怕。穷人罗金荣早晨起来打了几条鱼，收拾好了，正在锅里煮，忽听寨子里的人说：
“王仲芳被吓跑了，红军也马上要进寨子啦！”
他心想；能吓跑王仲芳的军队肯定更厉害，便丢下汤瓢，头也不回地从后门往山上跑了。他在树林里躲了一天，到天黑，见寨子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估计红军可能走了，才慢慢下山回家。路上他想，那锅鱼肯定没了，真倒霉。走进家门一看，灶台上煮鱼的锅被抬了起来。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没鱼吃了。”
可是，当他揭开锅盖时，愣了，一锅鱼一条没少。正在惊喜，忽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两名军人。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想买点豆子当粮食吃。”
罗金荣见红军对老百姓这么客气，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连忙说：
“有豆子，有豆子，我给你们拿。”
说着，便进屋从箩筐里掏了满满一升黄豆递给红军。一位红军战士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给他。罗金荣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付钱，不好意思地说：
“这东西自家产的，送给你们吃吧，不要钱。”
苗岭热血红军给的棉衣觉得是那样的暖和（2）
红军战士对他说：
“老乡，红军有纪律，买东西要付钱。你不收钱，这豆子我们也不好要。”
罗金荣见红军战士说得诚恳，禁不住流下热泪，激动地说：
“红军真是好军队，豆子说啥我也不要钱，我还要请你们吃鱼。”
说完，转身去端那锅鱼，等他把鱼端来，两名红军战士已不见了，一枚闪亮的银元放在了桌子上。
寨子里还有一位穷人叫韦国贤，当红军进寨的时候，他没有躲。他想：我们劳苦农民，平日与人无仇无冤，红军来了也不会为难我们。红军进寨子后，他见红军一个个为人热情，非常尊重布依族的习惯；需要什么东西，都给钱，而且公买公卖，不让人吃亏，不禁暗暗叫好。于是，就主动帮助红军挑水、煮饭、买菜，和战士们成了好朋友。红军临走时，送了他几十枚铜元和两件棉衣。韦国贤接过棉衣，激动地说：
“我打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没穿过棉衣。你们一下子送给我两件，我这一辈子都过得去了。”
红军走了，韦国贤送了一程又一程。站在山冈上，尽管山风很冷，但他穿着红军给的棉衣觉得是那样的暖和。
寨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贵州镇宁、紫云一带，1928年至1929年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常闹纠纷，同时，客家与土家之间的争斗也很激烈；在少数民族内部，各寨的地主豪强之间，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地为一点小事而聚众械斗。反动政府不仅不化解矛盾，还经常挑拨离间，抑彼扶此，制造事端，以便加强控制，从中牟利。
在镇宁县六马区弄冉有位布依族人叫陆瑞光，他长得五大三粗，胸脯和肩上的肌肉高高隆起，肤色黑黝黝油光光的。他在战乱中，搞了百十支枪，搜罗了一帮子人，自霸一方，小有名气。国民党二十五军看他有点势力，就将他“招安”，把他的人编为一个团，派他做团长，让他到紫云县去“清乡”。陆瑞光做梦也没想到“招安”、“清乡”是为了削弱他的力量，结果是团长没当几天，人和枪全部赔光了。最后还落得个“莫须有”的罪名，成了反动政府通缉的罪犯，只好逃回家来。
1935年3月的一个晚上，陆瑞光家里一片混乱，上上下下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连夜上山。原来，他们听说近两天红军就要到达镇宁。陆瑞光心里很害怕，他没见过红军，又怕国民党二十五军假扮红军来抓他。趁着夜色，他带着人上了山。
红军到达镇宁弄冉后，陆瑞光派心腹去打探动静，没过多久，他的心腹回来说：“红军来了不少人，但大部队没进寨子，都驻扎在寨子外边的田坝上，只有个别人进寨问问路或借用东西。他们说话和蔼，不抢不拿，跟国民党二十五军大不一样。”
陆瑞光很吃惊，忙问：
“我家里有人住吗？”
“有，住的是红军的官，他们说要见见你。”
“要见我？”
陆瑞光听说红军要见他，心里很矛盾。他既怕这是个圈套，又怕人家说自己胆小。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这时，他的副官张麻子说：
“团长，我带着十多个弟兄先去探探虚实，怎么样？”
陆瑞光说：
“咱们一起去，但我不露身份，看看红军啥模样。”
第二天，陆瑞光乔装打扮一番，混在张副官带着的10个人里，一同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进门，红军战士便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屋里。这时，一位姓郭的红军政委走出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坐下，然后说：
“我们红军尊重少数民族，不论是汉族、苗族，还是布依族，都主张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王家烈欺压少数民族，反对派捐派款。我们路过此地，只是短暂停留，不会损害你们的一点利益，不会动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