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处在现象学所倡导的“悬置”状态，尽量让事物“自己呈现”，诗歌像阳光下的钢铁一样，光芒闪烁又质地坚硬，和它们相比，《还乡日记》更像清晨的泥土，显得柔软、温柔，有一种湿润的东西在天空的眼眶里打转。我记得余华在回忆影响自己创作的读书旅程时，用了“温暖和百感交集……”之语，这句话，借来描述一个现代城市建筑师的归乡之旅，再合适不过了。
下了320国道，不用急于问候
道路两旁熟悉的苦楝和梧桐
它们一挥手，就坚持70公里不停
再转一道弯，又一个
事故多发地段，有一肚子的
坑洼不平，准备向技术精良的
美国底盘举手提问。……
——（《还乡日记·345公里》）
……大雪纠缠着北风
赶在年前找到了这个偏远的山村
纷乱地奔向这片歉收的土地
大雪在草垛旁听到几只麻雀
在谈论饥饿的话题，又在村支书的
屋顶找到了丰收的信心。大寒
借用大雪覆盖着全村的暖意和寂静
——（《还乡日记·大寒》）
“……留意345公里的尽头，等着一棵/千年银杏，和一群未满百岁的/年轻的亲人们，在北风中挥动着/参差不齐的手臂。他们递过来的/微笑如此明亮、温暖，让我提前/看见了堂屋里那只15瓦的白炽灯”（《345公里》）。“还乡”，一次现代性直线奔跑中的感伤回眸，温暖，沉重，虚空，百感交集。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写作能“见证”那被权力话语遮蔽的乡村中国的苦难命运了。上面节选的诗行可以说是谭克修这个现代建筑师的“乡土诗”，但确没有多少传统的乡土文学特征，我们读到的今日的“乡土”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的变迁、人心的淳朴和浮动。诗歌中的情景与想象不是静态的，作者对于“乡土田园”不是一味的浪漫主义的膜拜与古典主义的感伤，而是将“乡土”放在一个与现实对话或对抗的语境中进行动态的抒写，所以，这样的乡土诗已不是过去的样子，它以叙事性的方式抒写出时光和“乡土”的丧失，被忽视的命运的去留。
六、智性、叙述和隐喻的诗歌
有一个问题：对于这种以智性为特色的、叙述性的诗歌，（我将一些诗人常用的“叙事”改为“叙述”，“叙事”是具有目的性的话语行为，是整体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企图，今天任何的文学行为都可以说是“叙事”，诗人们常用的“叙事”其实指的是与“抒情”相对的一种写作心态，应该是将情感、判断隐藏的戏剧性的“情境叙述”，与“深情”相对的情感的“零度”趋向。）它是在极力排除“抒情性”吗？拒绝隐喻吗？事实上，没有一首诗歌不是在抒情，只不过抒情的方式不同而已，谭克修所做的事情是，他不想让诗歌因为一味地沉溺于个人性的痛苦情感或语法修辞而使诗歌成为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的秘密隧道，他有意让诗歌成为类似于他为这个城市设计的中心广场，能面对有着不同阅读趣味的公众，他要让诗歌具备这种能力。他反对的是狭隘的“抒情性”，不是拒绝抒情，让诗歌成为可笑的“零度”。
谭克修的诗作之所以让人们的阅读充满趣味，原因至少在于：一是它的题材处理，这些题材是这个时代人们所关心，在过去的诗歌中也少见的。二是所谓智性的诗歌，此“智”就来自于“隐喻”。谭克修诗歌中的隐喻是不动声色的，将隐喻的强度降到最低，他是先让人看到事件，然后再让人回味到事件的意味，这中间的过程长短适中，太短，则诗意平白；太长，阅读就太累。
诗歌事实上根本就无法拒绝隐喻。尽管曾经有于坚、“非非主义”大力反隐喻，但隐喻是拒绝不了的，它最大程度上是文化象征的“符号”，是语言被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强暴；最小时是语言本身。语言与隐喻已经血肉相连。于坚在谈到他的作品《罗家生》的创作时仍然感到，他想在这样一首如此“没有诗意”的诗歌中拒绝隐喻，但仍然没有做到。中国的于坚和法国的罗伯·格里耶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如福柯所说“把隐喻想成写作主体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使用隐喻就是将世界占为己有，仿佛隐喻介于写作主体与世界之间，其实隐喻是语言内部的结构。”桑吉内蒂批评罗伯…格里耶说：“拒绝隐喻，例如罗伯…格里耶，我不敢简单地说这是拒绝历史，但至少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历史眼光。”⑥正是从一个建筑师和一个抒情诗人的眼光，谭克修在写作中巧妙地运用了隐喻，才在诗歌中留下了他所看到的“历史”，使诗歌有了“见证”的意义。
隐喻为什么打动人心？按桑吉内蒂的论点，是“隐喻语言——与某种悲剧感知是有关连的。” ⑦隐喻的本质在于生存的悲剧，是悲剧带来了隐喻，悲剧的根源在于人的贫困、人的罪性、人对上帝的背离，从艾略特、里尔克的诗歌，卡夫卡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承认谭克修的诗歌是戏剧性的，甚至是喜剧化的，它造成了愉悦的阅读，但我仍然认为他诗歌中的隐喻来源于时代精神的贫困，一种难以言传的丧失与匮乏，他的诗歌里的趣味有一种从悲剧而来的隐喻的底色。
一部未曾剪辑的电影被倒过来放映：磨洗得
发了白的老年，还在麻将馆里反复搓洗
希望将微薄的退休工资洗出更高的利息
他的热血青年，沉醉在热舞吧里，培养
摇摆的欲念，暧昧的感情。小巷里盲目奔跑的
童年，被一把拖进了网吧的黑咕隆咚
——《某县城规划·11》
“你们是否已熟悉了这个省份？
从地图上看，我国就像一只鸡的
图案。海南是它伸出的一只脚。”
“如果有兴趣，可以从这只脚开始
进入公鸡的腹部，胸部，头部，
背部，最后到达新疆，公鸡的尾部。”
“先生，请系好安全带。”
——否则，将滑入集体的梦境？
——《海南六日游·海口—长沙》
一个县城里的缓慢人生、急速的情欲、被黑暗囚禁的童年，读来叫人浮想连翩，感叹而感动。而组诗《海南六日游》的这个结尾，更是绝妙。“鸡”（妓）对中国南方色情业的暗示，旅游的体验是对一次做爱过程的模仿。在谭克修的诗句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平静的叙述的张力和其背后意义的结实。色情的意味和悲剧的意味都很明显，在诗歌里表现出交织、掩映的状态。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论述诗歌的一段话：
……在场与缺席的辨证意象象征体现在诗歌而不是人那里的时候，传达着一种有节制的新鲜气氛，不论意义的丧失有多么地紧张或令人困惑。⑧
在我们这个悖逆上帝（神）也羞于谈论上帝的语境，我们姑且撇开那“紧张”、“令人困惑”的“意义的丧失”。在谭克修那些在“在场与缺席”之间陈述、辨析的抒写中，确实“传达着一种有节制的新鲜气氛”。很多人在多年之后，再见谭克修，必须在一份类似于某城市建设的规划设计书的文字面前承认，“这是诗歌”，他们惊讶于这“节制的新鲜”。
七、建筑师的当代诗歌规划图
从纯正建筑学和世俗的建筑业过程当中汲取了大量启示和营养的谭克修，这一次的复出，并不是仅仅为了给外强中干的诗坛增添一次新鲜的刺激，他显然要让当代诗歌有一种长久的挺拔。他要在诗歌中张扬一种精神。他的诗学论文《汉语诗人当前面对的五个问题》毋宁说是他对当代诗歌写作的一次建筑学式的规划设计，尽管“无边的写作”是无法预设和规划的，但他愿意努力为诗坛提供一点真诚的建议。这篇诗学论文可能是他主办的《明天》诗刊的诗学主张。《明天》是对远离母语、远在美国的《今天》的接续和呼应。在对当下诗人身份与诗歌的前景、后工业社会中生活方式对写作的影响、日常经验与写作、诗歌中叙事与抒情的关系、现代汉诗的传统与创新等五个重大的问题的辨析中，谭克修显示出了一个诗人在具体的写作和生活中诞生的直接而生动的理论诉求。出于狭窄的个人化抒情、艰深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浅薄的“身体写作”所导致的诗人、诗歌处境的危机意识，谭克修提倡对题材选择的重视（他自身的成功就是一个范例），倡导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点的写作，但又警醒诗人不可陷入“日常经验写作的旋涡”。他同样对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普遍“叙事化”表示担忧。
对我而言，从现代汉诗的诗质健全和汉语诗歌的特性的角度，可贵的还有，谭克修的西方诗歌修养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其精华的自觉意识。在这个民间诗人普遍有反知识情结、认定文化会阻碍写作的时代，谭克修对西方经典诗歌、诗人相当熟悉，让我汗颜的是，他提到他喜欢的诗人中有几个我似乎并没有关注过。他在写作中有着对汉语的语言特质和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识，并有意试验、发展、传承。很显然，这样的诗学主张是谭克修对当代诗歌的规划设计图，一份关于写作经验和诗歌形态的纸上建筑。它有理想化的成分。但谁能否认，马拉美式的诗歌理想仅仅是空想？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这些努力而天才的家伙，不就造就了令人信服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
以组诗《海南六日游》、《某县城规划》、《还乡日记》为代表的谭克修的诗作，是近年来诗歌界难得的佳构，这与谭克修的生活历练和建筑学的经验是分不开的。至少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这样的作品几乎是独当一面、无与伦比的。面对这样一位为我们奉献出如此新鲜、独特的诗歌的诗人，最后我只能转赠一段绝美的言辞以示祝福与呼应：
喃喃低语着、在黑暗中摸索的、归还珍宝的悲怆的同伴们。一种神秘的新奇物在你们骨髓里唱歌。发展你们合法的怪异吧。⑨
2003年6月
注释：
①此文载刘小枫、王岳川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精校本），唐小兵译，北京大学1997年版，165页。
③北村：《玛卓的爱情》，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54—56页。
④海德格尔：《筑居、栖居、思》，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⑤福柯：《知识考古学》引言，《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134页。
⑥福柯：《关于小说的讨论》，《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50页。
⑦福柯：《关于小说的讨论》，《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58页。
⑧哈罗德·布鲁姆：《弗洛伊德的防御概念与诗人意志》，见王逢振编《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⑨福柯：《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前言，《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9页。
老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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