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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34节 中国会不会建立红灯区
徐兆寿：维多利亚时期实际是一个清教徒主导的时期，妓院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而恰恰在那时，性病却开始嘲笑起英国和整个欧洲了。在那时，欧美的性病患者一直大幅度地上升，人们患性病最多的是淋病和梅毒。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又是如何处理的？
刘达临：性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进行了各种讨论和研究，原来是从哥伦布输入欧洲的。卫生部门试图通过妓女来控制它，但由于私娼、暗娼太多，难以彻底进行。在欧洲大陆，妓女被强制注册登记，卫生部门还有线索可查，而英美两国因为没有“登记名义”上的妓女，就无从查起。
英国政府在1864年、1866年及1869年分别颁布了《传染病法案》，强迫海军单位内或军事要塞15英里工作的妇女定期接受生殖检察，结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终于在1883年废止。
徐兆寿：这段历史实际上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越是要禁止卖淫，越是私娼流行，性病蔓延的可能性就越大。
刘达临：这是个很矛盾、很复杂的事情。娼妓是禁止不了的，如果不明着把它管起来，那么暗娼就很猖獗，性病的防预就无从谈起，无法下手。这是很麻烦的。
徐：现在国外卖淫业的情况如何？
刘：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卖淫业非常兴盛，之后采取了禁止和限制，妓院的数量大大减少，但在色情文化和“性革命”的冲击下，妓女的数量并没有减少，阻街女郎和应召女郎大量增加，预约妓院应运而生，路边卖淫代替了妓院，当局对此束手无策，多次缉捕都不能解决问题。
巴黎的私娼和警察的数目相等，意大利因为其旅游业的发达，卖淫业非常兴盛，来自南斯拉夫、希腊等地的他国女子占妓女的半数以上，在众多的交通标志中竟有“注意妓女”的字样，可见卖淫业泛滥之一斑。在西班牙和希腊，私娼也多得惊人。
在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的马赛、德国的汉堡等地，都有公开得到营业执照的妓女户，其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有名的“性都”。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地仍认可卖淫业。俄罗斯的妓女被称为“黑蝴蝶”，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莫斯科的街头，警方一再驱逐或拘留她们，但是她们总是一次次地卷土重来。
至于在亚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地地区，包括韩国、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台湾、香港等，卖淫业几乎都是公开进行的。1946年日本政府开设红灯区，政府号召“日本妇女要为振兴国家做贡献”。从那时起，日本的经济就和红灯区一起“发展”起来了。而泰国几乎就是“色情王国”的代名词。越南当局的官员曾经说过，要牺牲一代至两代的妇女，换取国家的富强。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香港对有组织的妓院是严格禁止的，但并不禁止个体卖淫户。台湾目前还有领得营业执照的公娼，但停止发放营业执照。据一些台湾学者估算，目前台湾的卖淫妇女约有100万人，这对全岛只有2100万人口的台湾来说，真是天文数字了。
在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宗教规定，卖淫是要处以笞刑的大罪，所以这些国家都禁止卖淫，但是实际上仍有许多私娼和妓院存在。
徐：对于20世纪来说，卖淫业是空前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拟。这是为什么？
刘：最主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一切都可以出卖，包括良心、道德、权力，也包括肉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一些人有“思淫欲”，需要有更好的性发泄场所，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性发泄场所的需要；印刷术的改进，照相术、电影、电视、网络的发明，使色情品的泛滥有了良好的技术条件，而色情品和妓院又相互促进；两次世界大战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一些女子不得不靠肉体以养家活口，大批军人在海外长期作战，把嫖宿看成是绝好的享受机会；60年代的“性革命”荡涤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性保守观念，进一步为卖淫业扫清了道路。1949年，在国际废娼会议的协约上签字的国家有100个，欧洲除了荷兰之外，几乎都是废娼国。1960年又召开了关于商业卖春的国际会议，提出禁止卖淫、废娼、规则三阶段，希望各个国家法制化，批准禁止卖淫法。但是这一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干打雷，不下雨”。
徐兆寿：1989年4月22日，香港有家报纸报道：“刘达临教授主张卖淫合法化”，您认为它歪曲了您的意思。您认为，您实际上要说的是，卖淫是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原因，近年来大陆卖淫活动死灰复燃，大有蔓延之势，有的学者认为，与其让其蔓延，使性病难以控制，不如把妓女管起来，严格控制，定期检查身体。您认为这在理论上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不可能行得通，中国是不可能允许“红灯区”存在。事隔十三年了，今天您回过头来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达临：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回答，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不好回答它。使娼妓合法化，的确能预防性病的传染，但是它会动摇民心，会动摇道德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就只好使暗娼流行，那么性病的防预就很难。这个问题是至今人类难以处理的，从全世界来看都没做好，美国不同州也有不同的制度。这是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第三部分第35节 同性恋是性变态吗
柏拉图在《飨宴篇》里借伊罗之口讲了同性恋的由来。他说，人类可分为“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即男与男一体，女与女一体，男与女一体，各有四手四脚，十分强悍，想征服造物主宙斯。宙斯大怒，把他们各割为二，并叫阿波罗扭转他们的头向被割的部分——前腹方面，使他们永久不忘那罪恶。阿波罗是医术神，治愈了那割断面，缝合皮肤作成囊一般，那便是腹，打的结便是脐。这样，一个人就分成两个半身，一个半身有一种向另一个半身合而为一的迫切愿望。所以，本来是“二重男性”而被分割成两个半身的男子，形成了男同性恋；同理，原来是从“二重女性”分割开来的女性，形成了女同性恋。
徐：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同性恋是现代人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它产生的年代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不过，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广泛关注也就是最近几年，据我所知，人们对它还是听的多、知道的少。究竟什么是同性恋？
刘：一般地讲，同性恋是指指向同一性别的人的性活动，其对应词是异性恋。可是这个定义远不是清晰的，因为看一个人的性行为和性活动是较为简单的，可是它没有涉及行为的各种动机，如果将行为和动机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事情就会复杂得多。世界同性恋问题权威哈斯教授1979年给同性恋定义为：“同性个体间肉体亲昵的性行为，一种双方情愿，但却被视为违反习俗的性行为。”而其他一些专家如玛莫尔、格林等人，则把同性恋的范围扩展为“对同性成员的强有力的性爱吸引”，也就是说，只有同性之间的爱慕之情而没有行为表现也算是同性恋了。
徐：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试图用数量来说明同性恋的比率，想以此来为社会提供如何正确看待同性恋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但发现这是很难的，您也曾经一度研究过这一问题，它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同性恋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弗洛伊德和金西等都曾做过一些分类，但在具体调查时却遇到三方面的困难。第一，人在一生之中经常改变他的性行为，这就很难根据他在某个时期内的性行为就把他认定为同性恋者。例如，有个男人过去确实有过同性性行为，但是现在和异性结婚了；或是和异性结婚已经20年，现在却和同性一些生活了，这算不算同性恋者？一个人在监狱中有过同性性行为，出狱后改变了，他算不算同性恋者？
第二，从性欲望的角度来看，从个人如何认定自己的身份的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一种尺度能恰当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者。例如，只要对一个同性的人产生了同性恋者就是同性恋了，还是必须把他的性行为也联系起来才算？如果一个女人在看别的女人时出现了性唤起，但是她又只和男子性交，那么她算不算一个女同性恋者？如果她仍自认为异性恋者，对不对？
第三，同性恋者不容易调查到。
所以金西强调，并不存在一个判断同性恋的单一尺度，不可能把人类划分成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
徐兆寿：尽管柏拉图想从“本原”上来解释同性恋者，来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辩护，但所有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只要迈首于自然界就发现，动物甚至有些植物基本上都是两性。很显然，柏拉图只是一种玄想，但这种玄想却有另一层意义存在，即男性和男性之间会有爱情存在，女性和女性之间也会有爱情存在。据考证，在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的200年间，希腊盛行恋童风，并把它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苏格拉底说，这是为了培养少男道德上的完美。“少年啊，你的脸颊／多么光润，／我怜爱你，／即使被死亡的噩运所困”这是那时的希腊诗人欧尼斯《悲歌》中的诗句。所说，柏拉图、苏格拉底、阿基毕阿底斯都是男色者，而亚里士多德曾经蓄养过一个名叫巴顿的少男。可见，那时的同性恋以师生恋为最多。对这种风气持反对态度的主要是基督教。教会认为，同性恋是反自然的，而反自然就是反上帝，所以被视为邪恶。对同性恋的道德判断由此定了位。这是西方同性恋的历史，那么，中国过去有同性恋吗？社会是如何看待的？
刘达临：据记载，在周朝就有同性恋者了。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还要早。《杂说》云：“娈童始于黄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崇尚男风的记载。“龙阳之好”的故事便是一例，《战国策•；魏策》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时，突然放声大哭。魏王问他为什么，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我高兴极了，可是当我钓到第二条鱼时，却将第一条鱼放之于海了，于是我想到了自己，你想想看，现在我受宠于你，位极人臣，人们都怕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那么多，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于你，有朝一日我也会像第一条鱼一样被你弃之于海的，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伤心呢？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于是颁布一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