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大学生占20。8％，城乡居民占78。8％，性罪错分子占13。2％。
5年后，也就是1995年，有人对大学的性观念做过一个调查，赞同试婚的占34％，反对者占27％，39％的人对此处于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状态。
徐兆寿：现在大学生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婚前性行为”、“试婚”、“同居”，什么是婚前性行为？什么又是“试婚”和“同居”？
刘达临：婚前性行为主要是指在结婚前发生的时间很短的性行为，不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双方也不是为了爱情，如现在流行的“一夜情”就属于这种行为。它主要是一种性满足，没有稳定性，很短暂。
西方社会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婚前性行为现象了，20世纪中期，金西教授对美国的青少年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10岁到青春期所有的男孩中，有22％的人曾试图性交。婚前性交的总发生率因阶层而异，大学文化的约67％，高中文化的占84％，而高中以下文化的竟占到98％，在下层社会的某些群体中，15岁以上的男孩中竟连一个都没有在婚前发生过性交。而在女子中，50％有过婚前性行为。
到了20年代后期，这一现象又有了发展。1979年美国15－19岁的青少年中有70％以上的发生过婚前性行为；1980年澳大利亚15－16岁的青少年发生性交的男子占58％，女子占47％；1984年日本的16－20岁的男子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占15％，女子占6％。
1990年，耿文秀教授在对中国大学生的一次调查中发现，22。9％的男生和11。7％的女生发生过婚前性行为。前不久，有研究者曾对500名女大学生进行了为期4年的关于从处女到非处女转变的心理研究，发现女大学生体验过性活动的比例随年级递增。比例分别为：大一7％；大二13％；大三20％；大学四年级，约有1／4的女性经历过性生活体验。现在，婚前性行为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观念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了，仅从大学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试婚是以婚姻为目的性行为，试婚者除了未婚青年外，更多的则是一些离异的中青年。这一个群体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时的婚姻是在双方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完成的，于是带来很多遗症，整天吵吵闹闹，矛盾不断，结果婚姻变成了一座可怕的坟墓。在品尝了婚姻的痛苦后，不愿也不敢轻意地再走进“围城”，但继续成家的愿望还很强，于是只好实行试婚，双方先定协议，分清彼此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彼此没有法律关系，好聚好散。在1990年前后，每年有1000多对男女青年组成试婚家庭，在深圳，每年至少有500多名青年组成试婚家庭。
而同居更多的是指为爱情而长时间地住在一起，并发生性行为。三者是不同的。
徐兆寿：大学生的试婚与这些人的试婚有什么不同？
刘达临：大学生的试婚实际上应该叫同居，不是试婚。据我了解，很多大学生同居只是为了爱情，或是为了解决性的渴求，当然也可能会走向婚姻，但很少。
徐兆寿：有人认为，试婚如果不能走向婚姻，女方会吃亏。您觉得呢？
刘达临：这种观点还是建立在过去不平等的观念之上的，这种顾虑可以理解，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男性对女性是否是处女看得不重的占60％，也有些男性认为，女友虽然很优秀，自己也很爱她，但若知道她不是处女，心理上还是有一些遗憾的。相反，女性试婚者倒比男性开放得多，贞操观念的谈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女性试婚后如不成功，她也不会担心再找不着男友。
徐兆寿：现在大学生中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在同居时由于性知识的缺乏，缺少必要的避孕措施，导致女方怀孕，而女方往往到了三个左右才会去做人流或药流，选做人流的地方往往卫生条件很差，很容易染上其它的疾病。做药流的也往往缺乏必要的指导，结果影响身体健康。很多人认为，她们在今后的人生中会承受同居时留下的痛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达临：这同样是观念的问题，当然对身体的伤害则另当别论。
徐兆寿：试婚的的最大弊端是什么？
刘达临：主要是由于双方的性爱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第三者容易插足，使得试婚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试婚会给未婚青年带来一些实际效果，但试婚的失败也有可能引发一些悲剧。
徐兆寿：同居和试婚的区别又是什么？
刘达临：试婚带有明确的结婚意向，而同居则主要是为了爱情或其他目的，不一定要结婚。同居有三种形式：一是短暂同居，二是长期同居，三是永久同居，如萨特和波娃。
徐兆寿：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大都知道，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就有进步作家开始同居了。如鲁迅和许广平，丁玲和胡也频，肖红和肖军，等等。但是，那时的社会对这种现象多是持否定态度的。时至今日，社会对同居现象并未完全持肯定态度，就拿大学生同居来说，虽然学校也是是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真要碰上了，那就倒霉了。因为同居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还是很多的。
刘达临：现在大概学校也很为难，是不敢轻易放开的，但又不能统得过紧。至于开除大学生，我觉得这有些过激，应该宽容一些，应该很好地进行教育。开除大学生，这对大学生来说，是很残酷的。
第四部分第49节 一夫多妻的现状
1992年前后，全国人民最高法院统计，重婚罪占妨碍家庭罪的比率1983年为63。5％，1985年为67。9％，1990年为78。4％，1992年为76。1％。
从另一个角度看，重婚不过是一夫多妻制的别名而已。上面这个不断上升的数字表明，重婚已经越演越烈了。1992年为市场经济初建之年，社会秩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和稳定的，但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恐怕就很难说了。
徐兆寿：现在做生意的和一些贪官“包二奶”现象已经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现象已经很普遍，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达临：一夫多妻，是男权社会中的一种丑恶现象，是男子对女子实行性掠夺和性剥削的表现。
徐兆寿：“包二奶”只是暗中实施一夫多妻，但重婚纳妾就是明目张胆了。20世纪后期这种现象看上去已经很严重了。
刘达临：是的，这是不顾法律，故意违反法律的一种行为。20世纪后期中国的重婚纳妾现象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纳妾人与妾年龄相差悬殊，二是纳妾人中个体户所占比率高，三是纳妾行为是半隐半露状态，四是妻子对丈夫纳妾的默认。
徐兆寿：妻子怎么会对丈夫纳妾默认呢？
刘达临：妻子对丈夫纳妾一般肯定是不同意的，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如果坚决离婚，自己会面临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因此，妻子只能对丈夫讲条件，对纳妾默认和容忍的态度，在矛盾和痛苦中生活。
徐兆寿：传统观念的影响看来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过去男人都是三妻四妾，现在有何不可呢？有这种观念的丈夫和妻子恐怕才能默认一夫多妻的现象。
第四部分第50节 老年人的性生活
据1989年至1990年举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从停止过性生活的平均年龄来看，女子为46。19％，男子为50。34％。在这些人当中，停止过性生活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年老而没有要求，占23。7％；怕影响身体，占22。7％；条件不允许，占13。5％；分居，占12。7％；感情不合，占9。5％；性交困难，占12。8％。
徐兆寿：有人说，这个世纪是老龄世纪，因为人类迎来了历史上人数最多、问题也最多的老年人的时代。据统计，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到了我国总人口的10％左右，已经名符其实地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和平的馈赠。如何让我们的父辈生活或祖辈以及未来的我们生活得更好、更方便，成为这个世纪初人们谈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而性，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了。上面这个数字告诉了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年人的性状况，那么，我们如何分析它呢？
刘达临：从停止过性生活的年龄来看，确实过早了。从停止过性生活的原因来看，其中60％的人是由于年老性功能下降或怕影响健康；近10％的人是由于夫妻感情问题，约四分之一强是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其中，“怕影响健康”这是个观念问题。人的年龄越在，性功能下降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只要夫妻互相配合得好，互相加强刺激，再采取一些药物或工具的辅助措施，夫妻性生活仍旧可以过得很好。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做过很多研究，发现一些恩爱的老夫妻，性生活都能保持到七八十岁。这也是人性，也是老年人应有的权利。
徐兆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性一直是回避的，老人尤其是这样。很可能在老年人中，隐藏着无数的性疾病患者，但他们因为觉得自己老了，不需要生儿育女了，就觉得这不是个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对老年人的性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
刘达临：是的，尤其对老年人的性生活需要加强引导，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做得远远不够，比如，在性教育中，中老年人的性教育也是关键，但是在这方面基本还是个空白。
徐兆寿：在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人们发现一个惊人的数字：近半数的老人过的是单身孤独的生活。有位心理学家曾对5000多人作过生活事件与疾病关系的调查，结果发现丧偶后患病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老年人，生活惰性大，更不易适应丧偶所引起的生活剧变，相继产生的抑郁情绪和孤独凄凉感难以排遣，常使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甚至使死神提前降临。如何使这些人安度晚年，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中国人讨论的一个问题。更多的人主张丧偶的老人走出孤独与寂寞，重新去寻找他们的老年伴侣。可以说，中国人在老年人的问题上，一样走过了一条观念更新的道路。那么，时至今日，老年人在再婚的问题上还面临着什么困难呢？
刘达临：一是择偶困难。再婚老人的男女严重失调。据一家婚姻介绍所统计，来登计的男女比例为8：1，有些高龄组的差距就更大。
徐兆寿：这是因为独身妇女少的缘故吗？
刘达临：恰恰相反，由于女子平均寿命比男子长，所以实际上老年独身妇女约是老年独身男子的3倍左右，但是她们很少去婚姻介绍所求偶，主要由于面子问题，说出去觉得难听。另外，老年妇女承担第二代、第三代的事比较多，性要求也比男子为低，所以自然地找老伴的愿望就远不如男子为高。
老年人再婚时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子女问题。这有观念的问题，也有感情上的问题，不愿意接受一个陌生人取代他们母亲的角色，而且也根本取代不了。此外，还有经济上的问题，如以后在财产的继承、房屋分配方面不就多了一个人吗？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