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上的问题，如以后在财产的继承、房屋分配方面不就多了一个人吗？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份子。
最后所面临的问题是世俗的偏见。世俗偏见对老年人结婚是看不起的，对老年妇女的再婚或异性交往尤为苛求，在农村更为保守。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当老年人闯过这几关后，千辛万苦地和新的老伴结婚了，但很快又离婚了，婚姻的巩固率一般只有15％左右。
徐兆寿：这是为什么？
刘达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再婚动机不同，有的是为了解决生活照顾问题，有的是解决经济与房子问题，有的是为了解决性问题，双方期望的不同；二是性格与生活习惯有差异，青年夫妻的可塑性强，容易相互适应，但老年人就不同了，不可能在这时候才改变自己了，所以往往合不到一起；三是双方心里往往各有一笔帐，如自己过去的积蓄往往有所保留，凡事双方都首先想到各自原有子女的利益，“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隔阂就产生了，矛盾就加剧了。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社会学家提出，老年人可以不办手续而同居，这就可以避免法律手续上合和分的许多纠纷，避免在双方子女的利益而引起的许多矛盾。
徐兆寿：对于这种做法，老年人持什么态度？
刘达临：当然大都造成，认为老年人再婚主要是为了生活上相互照顾，不像年青人有很多问题纠缠，所以对老年人再婚，政策应该放宽，不必像年青人那样严格。
徐兆寿：国外怎么处理这类现象？
刘达临：国外的情况也不大一样。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在婚姻方面的态度也比较开放，老年人是否结婚由他们来定，子女一般是不会干涉的。他们只要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同居。另外，也没有我国老年人那么多的财产纠纷。
第四部分第51节 一个人同时能爱上两个人吗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不仅仅迎来了文化和政治上的革命，同时也迎来了性的革命。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是中国百年来一项未尽的事业，而性的观念也是随着这一系列革命与时俱进、并行不悖的。在这个世纪，不仅仅革命的浪潮在汹涌向前，而且旧的生活也在上演。那么，我们究竟赢来了怎么的性（新）生活，又面临着怎么的旧困扰？
徐兆寿：在1988年10月4日的日记中，您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在黄山讲性教育课时，遇到了3个30岁左右的女子，学历和气质都不错，但都有婚外恋情况，而且都存在相同的情节，既不想放弃现在的丈夫，又不想和情人分手。她们问您有没有办法。你告诉他们只能放弃一头，保住另一头，否则两个家庭都得遭殃。但您在日记的最后两段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家庭观的“爱情专一”与封建社会提倡的“从一而终”是一回事吗？人们说，爱情是排他的，但是，可不可以出现一个女人同时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人，反过来，一个男人可不可以同时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子？你说那时你还没有勇气来研究这个问题，十几年过去了，后来你再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刘达临：一直在思考。我觉得一个完全可以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性，比如，他现在爱着的这个女人在长相等方面很好，但另外一个女人在品德等方面很好，他同样都爱。这两种爱实际上是不矛盾的，这是现实存在的。
徐兆寿：实际上婚外恋在过去西方国家很流行，这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告诉我们的。那些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伯爵夫人总是光明正大地拥有情人，他们的丈夫大部分也知道，但似乎不怎么反对，因为他们也有情人。他们一般是不愿意离婚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尊贵的生活，所以只好以情人相补。这大概就是恩格斯对一夫一妻制批判的原因吧。不过，在中国，一个男人同时爱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人也是有的。在过去的封建家庭里，男人在成家后若又爱上一个女子，便把这个女子娶回来。他这样做，并不是说他不爱原配妻子了，而是又爱上了。在那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女人们还得互相喜欢，相安无事。甚至有结发妻给丈夫主动娶小老婆的。
我们在大学时也经常谈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一个人可能会同时爱上几个人，只不过爱的程度有区别而已。但是在“爱情专一”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只好选其一，不得不把其它的爱从心底里驱走，不得不伤害其他的女子。
我在大学时还遇到过一个女子，她同时爱着两个男生，她既想跟这个好，又想跟那个好。若上午跟这个约会了，下午就跟那个约会。这两个男生也是好朋友。她不想伤害他们的友谊，大部分时候就和他们共同相处。她也很痛苦，两个男生也很痛苦。但是，世上没有任何办法让她圆满，除非她把这两个男生同时“娶上”，但两个男生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主要是观念的问题。“爱情是专一的”，这样的观念也不见得就适合每一个人。这是宣传的误导。但一夫一妻制却永远都要求人专一，这是一种法的约束。人的心总是变幻莫测的，人的感情也如此，这是人的本性，但这种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也就是说没有社会性的参与，是不能与社会共处的。所以我觉得一定社会时期的爱情是有一定含义的，并不能以点概全，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
徐兆寿：您1988年10月6日的日记，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笑起来了。一个女士来了，您把门开着，“以示光明磊落”。过了一会儿，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司泼灵”也锁上了。您去把门打开，想把锁弄好却失败了。过了一会儿，又一阵风把门给关上了。您就想用椅子挡，可是又觉得太可笑。所以您在日记里感叹：白天，自己在讲堂上大声地向世俗挑战，可是晚上却又这样地保守，有点“做贼心虚”的样子。您说这是一个大矛盾。比起李贽来，您是不是觉得还是太拘＇，没有李贽那种放达的名士风格？实际上，李贽也是一个矛盾的人。我想问的是，您在生活中也是一个矛盾的人吗？
刘达临：应该说我所提倡的与我的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比如，我在对待大学生同居时，我觉得应该开放一些，但实际上如果我看到自己的女儿在跟别人同居，可能会受不了；在对待婚外情时，看到别人的妻子搞婚外情，就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去理解，但若碰到自己身上还是受不了。我虽然在提倡很多观念，但我自己的生活还是很严谨，我们搞性文化研究的人不能给人们留下一个风流的话柄，好像风流是性学家的本性似的，是风流成就了一个性学家。
徐：也就是说，有情感方面的制约，这就使得性学家在看待社会上的事时和家里的事时有了出入。
刘：不过，因为我们有开放的观念，所以在遇到什么问题时，总是要比别人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会相对开放一些。
徐：谈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性学先驱华生，他和女秘书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一事，成了社会的丑闻。90年代中期，有个叫詹姆斯•；琼斯的作家写了一本金西传记，书中揭露了金西不但自幼有同性恋倾向，而且具有裸露癖和性受虐癖，在成年后这些癖好变本加厉了。说他的同好者都是借研究为名成为他的性伙伴。她的妻子也知道丈夫的这些癖好，对此毫不在意，同时，金西也同意她的婚外性关系，等等。人们好像对性学家的个人隐私格外关注。
刘：古往今来，性学家是很少不受批评与指责的。由于对性的调查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调查研究成果某些方面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而性学家又往往触动了传统偏见的某些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也常常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对于性学家的私生活不应加以苛求，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私生活常常十分浪漫，可以人们往往对性学家的私生活更为敏感，其实，性学家也是人，而且由于其观念是开放的、超前的，其行为（研究方法和个人生活）也难免有惊世骇俗之处，不能苛求哪个性学家能穷尽真理，或当时代的楷模。
徐：曾经有一个性教育节目的电台主持人到一所大学里办讲座，有学生问她“你床上的功夫肯定很厉害吧？”她本来完全可以很坦然地回答这个问题，谈性技巧不是什么羞耻的事，但是她感觉是在侮辱她，主要是因为那个学生的问话本身就有一种色情的成份。我在《非常日记》出版后就有记者常常问我：“你有没有变态的心理？”我有什么办法不让他们问这个问题呢？人们总觉得那些事肯定是我的身上发生的事。
另外，从性学家的角度来看，一部分性学家的确有一些性心理方面的疾病，而这也可能正是其全力研究性的出发点，“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本来就是很高尚的出发点，无可厚非，只是其行为的出格则另当别论。
第四部分第52节 怎样追求快乐的性生活
突然地，在一阵温柔与痉挛中，她整个生命的最美妙处被触着了！她已经被触着了，一切都完成了，她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她死了，她出世了：一个妇人。
——《查泰莱零夫人的情人》
在1989年至1990年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最出乎人意料的是，有44。5％的城市夫妇和33。4％的农村夫妇对他们的性生活不满意。而女性的数字更高，城市女性占71％，农村女性占76％。
徐兆寿：首先我们得分析一个问题，这个数字虽然很惊人，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的性调查，我们不知道在过去社会里有多少夫妇对性生活是满意的，又有多少女性对性生活是满意的，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数字是说明我们现在的夫妇性生活比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更加严重了呢？还是有进步？
刘达临：应该得肯定，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如果早几十年问她们，她们都会说很满意，因为在那个时候，她们的性观念与现在的不一样，她们没想过要求在性方面还有乐趣可言。现在不同了，受外界文化的影响大了，她们觉得应该有快乐的性生活，这才不满意了。这是人性的觉醒，是女性争取平等的结果。
徐兆寿：无论怎么样，这个数字还是给我们以震惊，因为有大部分女性都是很不幸的，这说明我们社会的婚姻是有问题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达临：产生这个问题是有很多原因的，一是观念问题，现在中国还有很多男人是大丈夫主义，觉得“过性生活是我做丈夫的权利”，不太考虑女方的意愿，特别是不按科学的方法做。还有一种观念就是以“要以我为主”，所谓“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再就是进行性活动的方法不对，美国现代性学权威马斯特斯、约翰逊夫妇在60年代提出完美的性生活应该达到4个阶段，中国的夫妇在进行性行为时往往忽略前面的步骤，而且知道这些知识的人也不多。还是性教育不够，对性的认识很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