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要判重刑，也是为了稳定军心。如果军心不稳，国家安全难保，又哪来每个人的自由以及自由恋爱呢？
徐兆寿：您的父母一心攒钱要送您出国留洋，但您却进了燕京大学读新闻专业，后来又参了军。读您的书，就可以看出您对军队是很有感情的，对军队上的事情也比较了解。不过，这是您后来的生活。我们先从中学时期说起吧！
从您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得知，早在中学时期，您就喜欢上了一个叫郑梅（系化名）的女同学。你们在一起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起在公园散步，后来又一起到了北京求学，在北海和颐和园都留下了散发着芳香的踪影。可以说，这是您人生中第一次恋爱，即您的初恋。但这次初恋却失败了。
刘达临：我们是在北京读大学后关系才密切起来的。那时的北京真美，秋天更美，天高气爽，天空碧蓝，使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们在一起泛舟北海，畅游香山。我记得10底的一天，我骑车去北京农业大学找她。校门外有一大片白杨林，树木笔直、高大，树叶已大部分凋落，踩在林间厚厚的落叶上，沙沙作响，仿佛是自己那美好的内心。我们躺在厚厚的落叶上，一直到天色渐暗，夜幕降临，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11月下旬，我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二年年初，她也被批准入团了，但突然和我不来往了。写信给她，她不复信，电话找她，她总说没时间见面。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在部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又一次地审察干部，我开始重视所谓的“政历问题”。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想起，在解放前的中学，我给郑敏说我参加过学校中的“三青团”，那是我信口开河。
徐兆寿：很多人都要在女友面前夸耀自己，说自己在哪方面很厉害，如打架啊什么的，现在有些青年说自己参加过或认识黑社会，以此说明自己是有男人气。听说解放前的“三青团”很厉害。您当时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刘达临：反正这个玩笑看来是开大了，郑敏当真了。我就给她写信，她复信了，说：“如果早点知道这个情况，事情也许完全不是这样。”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是一个地下党员。她好像有些遗憾，也有些自豪。我那时还不是党员，对此只能惘然若失，感到一个偶然的误会可能影响了一生。
徐兆寿：您有没有想过，你们可能根本就是两种人。这跟您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您家里的人都是留过洋的，思想很自由开放，在您的心里，虽然政治的影响是很大，但您绝对不可能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她呢？她就不一样。她所受的教育是政治教育，她是一个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的人。甚至可以这样想，她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害怕您给她带来厄运。她爱的是政治，是她的理想。她甚至没有同情心，后来她不是又把您告了吗？她跟您似乎是走不到一起的。她爱的不是你的心，她爱一种空洞的前途和命运。这种人在那个时代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您不应该有遗憾，而应该感到庆幸。
刘达临：可能是这样吧。
徐兆寿：顺便问一句，今天回想起来，您那时有没有小资倾向，如以人性为主的生活倾向？从您1950年在燕京大学宿舍前照的照片看，那时您长得很帅啊！
刘达临：那时花钱是从不考虑的，会花钱，不怎么爱读书，耍聪明。有一种公子少爷的派头，招摇过市。我也不怎么关心政治。
第五部分第69节 恋爱多一些好
徐兆寿：您的第二次爱情也是在燕京大学开始的？
刘达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位女同学岳莹（化名），人家叫她“小孩儿”，我有些喜欢她，可是一直没有表白。1951年1月6日，那是一个在我记忆中定格的日子。那天中午，大雪纷飞，全校同学把我们十几个披红挂彩、光荣参军的同学抬出校门，在一片锣鼓声中送上卡车，要驶往部队。在卡车快要开动时，许多同学都和我握着手。到岳莹的时候，她爬上了卡车，和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封信。后来，我激动地打开信，信中是她先表达了一片爱慕之情。当时的部队有一个严格规定：即一个军人必须具备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可以结婚，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连恋爱也属违反军纪。那时我才18岁，岳莹能等住吗？我便和她断了联系。
1953年秋，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又看见了她。她躲在众人背后，正低首不语。夜深了，我们又一次走在曾经一起走过的燕园小径上，心中的感动无言能表。她为我唱了那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遥远的地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那忧伤而高尚的爱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1955年，我被授予中尉军衔后，决定向部队打报告，要求批准和她结婚。没想到组织部门调查后坚决不同意，说她的家庭关系复杂，有亲属在香港，不符合军官配偶条件。科长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否则，我既要被清洗出部队，还会害了她。我欲诉无门，欲哭无泪。
我和岳莹商量，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们分手吧，我不害你！”泪水夺眶而出。1957年1月，我们分手了。离她第一次给我写那封信算起，整整6年。我像掉了魂一样，老是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徐兆寿：我听得都要流泪了。她是真正地爱着您。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才是真正的悲剧。还是政治造成的。您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恨过政治？
刘达临：没有。
徐兆寿：是政治大于人性，还是人性大于政治？
刘达临：是政治统帅一切。
徐兆寿：您肯定做过比较，对两次感情的失败肯定也有不同的判断。按我分析，您的第一个恋人叫人厌恶，因为她心地不纯；您的第二个恋人叫人敬佩，因为她敢于牺牲。那么，您的第三次恋爱就是和您现在的妻子了。
刘达临：在和岳莹分手后的第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老同学的妹妹周志玉，她娴雅恬静，我对她产生了爱慕，经老同学介绍，双方家长同意，我和她通了一年的“两地书”后，确定了关系。可是当我向部队打结婚报告后，又是说不可以，因为她的父亲有一个什么关系在海外。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脱下军装，回地方去吧！”我对科长说。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周旋下，我终于拿到了结婚证。但我拿到这张结婚证时，心里充满了悲凉。
徐兆寿：这种悲凉是因为对那个年代的政治产生的反感，还是对您命运的感慨？
刘达临：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并不高兴。对政治当然有一些反感了。
徐兆寿：您相不相信这就是命运？
刘达临：不信。命运是存在的。
徐兆寿：部队给您介绍过对象吗？
刘达临：介绍过，但我都看不上。
徐兆寿：从三次恋爱来看，实际上也是您从政治恢复到人性的过程。当那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给您被批准的结婚报告时半开玩笑地说：“这张纸给了你一个老婆。”不知您怎么看，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一个反证，即那时人们根本不把人的爱情当一回事，人们觉得有个老婆也就是有了个女人一样。这是一种悲剧。
刘达临：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我认识到，人们的爱情、婚姻和性总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世界上很少有纯而又纯的爱情，说起来是婚姻自由，可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反映出个人的追求和价值观念，甚至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50年代的姑娘爱找党员、老干部；60年代的姑娘爱找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时，“红五类”吃得香；“向科学进军”时，知识分子、教授多获青睐；而在商品经济时代有钱人在情场中又往往得意。这一切，都反映出社会的特征、时代的变化。军队关于婚姻的许多规定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年轻时正遇到那个“政治统率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种政治扭曲了人性，扼杀了爱情，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愿这一天一无不返吧！
徐兆寿：您在《我的性学之路》中披露您过去的情感生活，也算是隐私吧！您的妻子怎么看？
刘达临：她能理解，因为这些事我在结婚前都给她讲过。
徐兆寿：她问过您这样的问题吗：在这些人中，你最爱谁？你真的爱我吗？
刘达临：没有。
徐兆寿：您觉得恋爱多一些再结婚好，还是一次成功好？
刘达临：多一些好，这样就多了一些对比，也会格外地珍惜婚姻。
第五部分第70节 六十年代的性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洗脚，广播喇叭里正放着吹熄灯号前的音乐，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舒服吗？”
“舒服，舒服，舒服死了，喔，喔！”
听者瞠目，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女广播员正和放映队长在广播室关起门来做爱，忘记把喇叭关上了。
徐兆寿：您的经历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爱情观的一种折射。这个故事是您在《我的性学之路》中记述的，是1958年发生的事。当时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刘达临：那时部队对两性问题的处理已比前几年宽松了一些，而且两个人都是未婚，女广播员回了地方，放映队长也复员了。
第二年，这里的广播员换了个新的，小杨，未婚。结果被月妇之夫宣传科姜科长勾搭上了，发生了两性关系，而且小杨也怀了孕。这是个严重问题。调查的焦科长也是个多情种子，在代表党委进行调查时，小杨哭哭啼啼，使他动了感情，不仅摸出手帕替她擦眼泪，还把党委对这件事要一查到底、严厉惩办的决心和部署告诉了小杨。这样就促使姜科长和小杨一起外逃。在路上，姜科长对小杨说：“看来我们已无路可走了，生不能做夫妻，死后做夫妻吧，我们一块死吧！”小杨听了他的话，服毒死了，他却不服毒了，被抓了回来。我结婚后回部队时，正好开军事法庭公审大会，曾经被认为是很能干、很有发展前途的姜科长和焦科长成了首犯。姜科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15年；焦科长由于泄露党委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5年。许多人都替焦科长惋惜。
徐兆寿：部队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刘达临：这个60年代初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案件触动了我的思想，为什么在具有优良传统和严格纪律的部队里会发生这种事？这样处理对吗？这也许是我后来走上研究性学道路的一个原因。当年，那位产来坐镇的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大会上批评我们部队政治思想薄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