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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艺术人生》正在完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职责。政治形态和中国文化的断层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25年来始终在重建情感纽带。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个人，应该是反思的时候了。有人说《艺术人生》哭得太多了，我想人们可能只是强调了结果，而没有在意节目中让人感动的原因。西方人在遇到生命问题时，可能会去寻找教堂。20年前的大一统社会中，中国人的情感宣泄被视为社会禁忌，我们的父辈能够教给下一代的经验太少，爱情方面琼瑶们是老师，后来台湾的小男人散文常年流行，现在书店门口的励志书人看了封面就耳热。
因此对明星们来说，在栏目中这个交流人生的特定环境中，尘封的情感扑面而来。与大多数中国男性一样，大部分人很少在家庭中表达自己的爱，所以阎维文在节目中对妻子的爱情表白“卫星，我爱你，下辈子还是你”让很多人崩泪，刘欢对妻子的情感流露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如果节目能够使普通人体会到更多的关爱，我想明星的社会价值就足以傲人了。
《艺术人生》完成历史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很好的释放自己的情感和重建信仰的一天，我们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其次，任何情感必须和深度有关系。制作《艺术人生》2003年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之前只是觉得春节归乡的游子会和父母有情感的交流，但是，在策划过程中却发现如此之多的人还尚未解决和父母的关系，比如许巍、林依轮、孙悦。中国的父母和孩子的人生纠缠在一起，儿女极易对父母产生负疚感，而疏离感又挥之不去。在策划时我们发现这又和社会学、心理学产生了关系。为什么在中国社会最近的几十年父母和儿女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纠葛？在节目中，我们和嘉宾共同驶向记忆的深处，历史的轮廓渐显，有文革时对于情感的压抑，有对儿女在新时期价值观的不认同，有中国传统中父为子纲的伦理限制。我想，这就是“是什么让人泪流满面”——对人类情感的尊重与冷静的审视。
第三，尊重不同价值观的不同选择。《艺术人生》曾经有两个台阶，一个是港台嘉宾，一个是海外嘉宾。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爱和怒。当罗大佑在我们面前时，他更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艺人，我们心目中的精神教父荡然无存；当蔡琴、齐秦、赵传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更多的是不能承受之轻。19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思想的解放，中国内地人的忧国忧民和面对现实世界急遽变化的感受，对于港台艺人来说，隔着一道无形但是坚硬的墙壁。同样，港台艺人面对资本社会的个人奋斗的信心、面对感情的坦诚、面对生活的松弛和活力又是另外的一道风景。因此，《艺术人生》的国际化也是创作者思维的国际化和多元化。2003年的《无间道》节目特别选择了“海归”编导来做，从容面对亚洲之星梁朝伟、刘德华等。海外嘉宾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大卫·科波菲尔，同样展示了不同文化下不同的情感模式，同样引人入胜。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好像只是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是，作为文化的普及教育，我想这是应有的决心。
2004年5月7日
《艺术人生》 第一部分如何始终保持激情
朱军访谈录
一、我是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开始主持《艺术人生》的。
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你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一名相声演员，怎么会想到去中央电视台做一名主持人呢？
朱军：从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露上一小脸，然后回去以后特风光。中央电视台节目看了吗？我上了。真的，这是当时想上中央台的最大动机。真到了中央电视台，看了那种工作环境——演播室的灯光、布景——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想我得在这台上找一地方露露脸。很快，我就在《东西南北中》里跟许戈辉合作了。我们两人合作得特别愉快，说实在的我非常感谢许戈辉，她也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东西南北中》播出以后，心里那个美啊，那时候的愿望就又变了：什么时候能站在那一千平米的舞台上主持一次节目。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台最大的演播室就是一千平米。这个愿望在1994年就完成了。1994年7月7号，我和陈鲁豫主持了《七彩欢歌》节目，现在回过头来我都不敢看那个节目，简直是太难看了，人整个都走形了，因为心里对它的渴望、对它的需求太过于强烈了，紧张加上激动兴奋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矛盾体搁在那里。那次以后我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跟赵忠祥、倪萍站一块儿主持个节目？后来就跟他们站一块儿主持1996年的春节晚会了。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事儿就成了。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你自己如何评价？
朱军：我觉得还行。我不能说我就是一个完全的成功者，但走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因为我到今天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对我来讲这就是成功。我没晕，没睡不着，没跟自己较劲。要出去演出的话，我依然可以自己拎一个箱子就走了。
记者：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成功就是一种心态。你从特别想成功到归于平静，或者说从超越平凡到回归平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朱军：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实际上我从原点走出去再回到原点的速度非常快。我大概是在三年到四年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轮回。《东西南北中》之后，我又主持《中国音乐电视》。《中国音乐电视》当时多火啊，火得不能再火的栏目，比现在的《同一首歌》那可真是火得多。后来我离开《中国音乐电视》去主持《音乐直播厅》，那个栏目的收视率只有零点几。那段时间是我内心特别痛苦的一段，找不着北了，突然觉得好事都离我越来越远，心里特别痛苦。也包括上春节晚会，只给我两段词，两段我也不敢争。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车了，买了一辆捷达车。有一天我就开着车去了趟沙滩，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那边的地下室里。从门口开过去看一眼，然后到前面兜个圈回来又看一眼，我心想：你来的时候不就住在那儿吗？你现在开着车，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一下子就平静了。所以说转到《艺术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完成了整个涅磐的过程，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而且刚开始做这个栏目的时候，根本没有期待它能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平和的心态帮了我特别大的忙，我就认认真真地做好我该做的这件事就行了，所以我问出来的话是那种最普通的老百姓说的话。
记者：那就是说你在心态最好的时候做了《艺术人生》？
朱军：没错。在主持《艺术人生》的时候，我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回到了那种特别平静的心态里。
二、主持《艺术人生》这种品牌栏目，如何始终保持激情？
记者：《艺术人生》从2000年开播到现在，你已经主持了200多期节目，访问了200多位嘉宾，第一期的激情可能是真的，做第二期可能还是真的，做了五年还保持同样的激情，这是真的吗？
朱军：说到所谓的激情，说白了，那是你的饭碗，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那玩笑就开大了。我跟台里一些年轻的主持人交流的时候也老说“激情”这个事儿。主持人介入节目分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那种最低级的基础层次。你需要用几年的时间去说好你的普通话，然后要归归音。第二个层次需要你调动生活的经验积累，调动你所掌握的知识，一起来完成这个东西，这可能就上了一个层次。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最高的层次还是你要去爱，对节目付出情感，当你愿意把你的情感给它的时候，这事就成了。别人让你干到自己愿意干，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其实每做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的感觉始终跟刚开始是一样的，有那种惯性——反正问问题就是那个套路，不会。我记得我跟王峥说过，如果从开始录到结束我有几次像“涌”一样说不出来的感受的话，这节目一定好看；如果没有，就不行。你没撞起来，你就实际上是停留在一个技术层面上，只是在完成一个工作而已。
记者：在你主持的200多期《艺术人生》中，你认为哪几期节目让你有那种“涌”的感觉；哪些嘉宾让你能够“撞”起来？
朱军：挺多的。比如《红楼梦再聚首》，在上海录的《主持人系列》，陈凯歌、张艺谋，还有陈坤、杨澜、赵雅芝、王家卫、王志文、刘欢、赵本山。刘欢那一期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太熟悉那种生活了。“六十年代生人”成长的那个过程，我有切身体会。我们都那么过来的，玩的东西都一样，说的话题都一样，听的歌也是一样。看到刘欢见到他的小学同学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实际上那一刻除了现场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之外，我还一下子回以了自己的小时候。
有些时候嘉宾在现场偶尔会有那么一句两句很不客气的话——在一个公众场合说出那种话，其实已经很不客气了。这时候我就可以当听不到，一笑了之，改一个话题我们接着聊。但是我发现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极力地配合。
我也不是有意要做出一种宽容，做出一种大度。不是的。首先如果为了一两句听上去不很舒服的话较劲，那不是节目。作为主持人的主要任务不在这儿。为了某一句话说就非要证明“我比你高，我比你强”，这恰恰是最弱的弱者的表现。不是一定要较出一个胜负来，你胜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你败的时候。如果让我感谢自己的话，我就特别感谢我内心的那份简单。
《艺术人生》 第一部分怎么面对压力
三、如何面对名誉和金钱的压力？
记者：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怎么面对压力。因为现在央视很多主持人得抑郁症，而我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你的心态特别好。我也知道，很多时候你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你是如何释放压力的？
朱军：特简单。我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时候，有一天演出演得特别不好，当时我是相声演员，可是那一天我从上场开始第一个“包袱”就没响声，然后一直到最后都传了底了。你想一个相声在上边说十几分钟，底下没有笑声是什么感觉？那绝对是把一个演员放在火炉口上烤。下场之后懊恼啊，饭也不去吃了，话也不说，自己跟自己较劲，谢幕也不上台。后来我老师看到以后，就告诉我说：“你今天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我刚开始以为他是说我在台上的表演状态不对，我说“是”。但他马上意识到我理解错了：“我不是说你在台上的表演状态不对，你今天在台上非常好，虽然‘包袱’没响，但是你坚持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