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唉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定了脚步。
“你们长眼睛了吗？”几个担架员瞪着炮兵狠狠地骂道。
年轻的医生小彭和几个警卫员，也纷纷赶过来责问：
“把首长碰坏，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算了，算了，”王稼祥摆摆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担架停在路边，等炮兵过完，才继续上路。
路上又歇了几次，才爬上三千界的山垭口。王稼祥向西一望，紫蒙蒙的云气一片迷茫，在那层层叠叠的山海上，停着一轮血红的落日。
“咱们歇歇吧，同志们也太辛苦了！”
王稼祥招呼担架停下来。他自己离开担架活动了一会儿，随后要过望远镜，站定那修长的身子向东凝望。只见界首浮桥那里，已不见人影，显得气象森严，仿佛部队过完，指挥部已下令封江。北面一带松林中，枪炮声也渐渐稀落，自北而西的条条道路，都有红军密集的队伍，正向西面一带大山撤退，那想必是鏖战数日的一军团了。而那弯弯曲曲的湘江上，仍然断断续续地漂浮着尸体、圆圆的斗笠和文件……
这时，飞机又在上空出现。人们正在纷纷隐避，下面山径上却有几个人不慌不忙地走着，后面还跟着一匹白马。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步态悠然，象若无其事的样子。警卫员小丁一看急了，就尖着嗓子嚷道：
“那是谁？注意防空啰！”
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停住脚步，仰起头看了看飞机，见飞机拐了弯，就又走起来，还是那样步调悠然。小丁还要再喊，被年轻的彭医生止住：
“你瞧，是不是毛主席过来啦？”
一说是毛主席，王稼祥急忙收起望远镜，往下一看，见前面那个高个子微微驼背的姿势，果然象毛主席，就往下迎了几步。
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已经走了上来。王稼祥仔细一望，见毛泽东面容黄瘦，颧骨高耸，疲惫之中还带着病容，显得相当憔悴。过长的头发从他那八角军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雨伞。
不知怎地，王稼祥顿然升起一种怜惜之情；就走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你的身体看来很不好呀！”
“主要是睡眠不好。”毛泽东微微一笑。
接着，他关切地问：
“稼祥，你的伤怎么样啦？”
“还没有太恶化。”王稼祥指指山垭口下面的担架员，“就是苦了他们。”
说着，他拉着毛泽东，靠着一棵大树坐下来，颇为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今天遭受这样大的损失！”
毛泽东低下头想了想说：
“大概也只能如此！”
“你看，这种打法行吗？”
毛泽东笑了一笑：
“这叫‘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吗？”
听见这话，毛泽东蓦然一惊，侧过头来望了王稼祥一眼，没有说话。
王稼祥聪敏的眼睛一闪，知道毛泽东不好说什么，就接着说道：
“现在实际上就是李德专权，博古什么都听他的。应当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眼睛一亮，象电花闪了一下似的。但是，他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才说：
“办得到吗？”
王稼祥似乎胸有成竹：
“我想提出，开一个会，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那好。”毛泽东紧紧握住王稼祥的手说。“恐怕还得活动活动。”
两个人站起来，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先送王稼祥的担架上路，随后跨上白马。
夕阳已经落山，山路渐渐溶进夜色里。毛泽东听着得得的马蹄声，眼前出现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而首先出现的一幅画面，是江西宁都的一座祠堂。那时也象现在这样暮色低垂，会议经过对他的激烈批评之后，要最后决定了。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有三个人是不同意让他离开部队的。一个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那个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皱纹的，完完全全象老农民的朱德。你想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对谁也笑嘻嘻的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如此倔强。他的嘴角下垂着，灼灼的目光凝视着屋角，就象大山一样岿然不动。而另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积极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第三个就是这位年轻的、修长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毛泽东，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就萌发在心底了，这幅图画就象刻在心上似地终身难忘。今天，他又看到这只年轻的手要支持他了。在深浓的暮色里，他脸上出现了长期不曾出现过的从内心里露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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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恩来和博古一行，于黄昏时分赶到油榨坪。
油榨坪是山凹间的一座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只不过一二百户人家，只是一道小小的市街而已。街上都是古旧的木板房，有十数家店铺。小镇南面有一道不算很窄的小河，那就是资水；不过她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北面几十里外就是她的源头，名叫资源。
警卫员们很快就找到了总部。因为那时穷苦人家房子窄，无法悬挂地图，总部多半设在地主的庄宅。而且那门口总架有横七竖八的电话线，夜里常挂着一盏马灯，那是为了夜间送信的通信员容易辨认。现在，在靠河边的一处院子门口，一盏挂在树上的马灯，已经亮起来了。
周恩来和博古刚要跨进院落，听到里面有喝骂声和争吵声。他们走进门口一看，见李德站在上房屋高高的台阶上，叉开两腿，瞪着一双黄眼珠，正在高声斥骂。台阶下站着八军团一个年轻的师长，衣服挂得破破烂烂，还沾着不少血迹；旁边立着一个身着便衣的年轻妇女，低着头满面通红。周围站着总参谋部的作战局长和几个参谋。细看那位师长，虽然是立正姿势，面部却流露出不满甚至是轻蔑的表情。
身躯高大的李德，见周、博二人进了院子，立刻走下台阶，迈开大长腿跨了过来，先声夺人地说：
“临阵脱逃！简直是临阵脱逃！一个师长竟出了这样的事！
如果不执行纪律，还能打仗吗？”
李德懂得三国语言——德语、英语和俄语，就是不会汉语。这次他说的是俄语，经过翻译，虽然尖锐性有所减轻，仍然十分刺人；那位师长又是愤怒，又是委屈，激动得眼都红了。
“你这是污蔑！”他对着李德高叫了一声；随后又转过脸，面对着周恩来。“我们一个师两三千人，打得剩了几百人，我把他们带回来了，怎么能说是临阵脱逃呢？”
“我问你，你守住了我规定的阵地吗？”
“那是因为敌人插到后面来了。”
两个人又吵起来。周恩来看了他们一眼，神色十分冷静，转过脸问作战局长薛枫：
“电台架好了吗？”
“架好了。图也挂起来了。”薛枫很干练地说。
“要赶快了解一下湘江东岸的情况。”
“好。电台已经开始工作了。”
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对着那位师长：
“朱兵，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副主席，”朱兵恭敬地说，“您知道，我们八军团是出发以前才成立的，既没有什么训练，又缺乏战斗骨干，怎么能经得起这种场面呢！我调到这个师工作的时候是提过建议的……”
朱兵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又是共产党员，周恩来那时候就认识他。后来，他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他随朱德一起上了井冈山。不久以前他是一军团的团长，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成立八军团时被调去当了师长。周恩来记得，他当时确实不愿到八军团去，曾经建议把大量新兵补到主力兵团，不要成立那么多有名无实的新部队，但这些意见被博古、李德给否决了。这么一个有累累战功的团长，怎么会临阵脱逃呢？周恩来想到这里，就带着几分笑意问：
“你们八军团现在情况怎么样？”
“被打散了。”朱兵叹了口气。“我们政委和我的警卫员都被打死了。……我过了江以后，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