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军南下，与南明开战。但同时却收取了南明主动送去的“岁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赐”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节团返回南京，三个使节中只有一个奸细回来，其余两人被满清扣押。这样，已经可以明白地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满清已经彻底撕破了脸面，准备大举南下开战，和议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了。
御史沈宸荃于是上表：“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及贼逆不容诛，（清）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这个奏章明确提出，先抗清，至于李自成是以后的问题，这可以说深刻认识到了清“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的后果，是极为是正确的的认识，而提出的“防虏”建议也是积极的，至少这个时候亡羊补牢尚为时不晚。
然而史可法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奉上的奏章里却是这样说的：“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在知道求和使团被拒，“和议固断断难成”， 满清已经宣战，“虏必南窥“的情况下，他在讨“贼”和防“虏”之间，居然还是选择先“发讨贼之诏”，然后“直指秦关”讨家“贼”，而不是防备在燕、齐的外“虏必南窥”，这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直欲使人为之呕血。我之所以在前说其丑陋，实是因为史可法在这里显露的这种态度，可视为后世慈禧“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语的祖宗和出处。
为了实现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构想，乙酉（公元16 45年）正月，史可法发动了南明唯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北伐”。
当然此次“北伐”的对象是西线的李自成，而不是收复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至于发动的原因，他告诉弘光皇帝是因为知道“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对满清剿闯兵力不足的忧虑溢于言表，于是他已经体贴入微地 “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史督师这一战略部署，矛头直指西线的洛阳，却对黄河北岸的满清铁骑视而不见，并沾沾自喜、一厢情愿地引为盟军和友军。
只是在黄河对岸的清豫王豪格在回复给高杰关于合力剿闯的信里，已经明确打破了这样的幻想：“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
四镇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原是崇祯时降明的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子，算是四镇中比较能打仗的一个。他在抵达战略重镇雎州后，有情报说原来那里举旗光复的原大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由于南明长期无人理睬也不发兵北上增援，刚刚把两个儿子暗里送往黄河北岸豪格营中去当了人质。于是为防止他把睢州献给满清，正月十三日，高杰以两万兵驻城外，只带三百名亲随进城赴许定国宴，意图说服其不要降清，结果却为许定国伏兵所杀。高杰夫人邢氏和部将得知后狂怒不已，于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许定国过河逃入豪格营中，正式降清。
史可法在知道这个变故后，马上赶往高杰军中收拾残局，立高杰之子为兴平伯世子，高杰妻邢氏知其子幼，遂请其子拜史可法为父。然史可法却因高杰乃“流贼”出身而坚绝，最后命其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的太监高起潜为义父了事，白白放弃了一个收取四镇兵力的好机会。此前史可法对四镇兵力掌控乏力，现在天赐良机可以掌控却仅仅因为高杰出身不好而放弃，由此也可见他之无能和迂腐。用此等“人才”来做南明的军事第一号长官，又焉能不亡。
二月，史可法率部南归，撤回江苏白洋口（今江苏省宿迁）。于是有民谣讥讽道：“谁唤翻山鹞子来，闯仔不和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原注：邢夫人也），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4）
此次“北伐”之时，阿济格、多铎率清军主力正在陕西与李自成进行潼关大战，对京畿、河南、河北、山东根本无力顾及。豪格只有五千人马，在黄河对岸先前既无力助许定国对付高杰，后来看着高杰所部屠灭雎州，群龙无首乱做一团的样子，也不敢有一丝异动。在此等大好形势下，史可法非但不敢在京畿、河南、河北、山东建立地方政权，或者守住雎州这个江淮门户的战略重镇，反而全部放弃狼狈南归，又有什么资格和唐之张雎阳张巡比肩！
他的幕僚阎尔梅当时正在军中，在《阎古古全集》中记载道，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可见他实在没有军事和政治才能，同时也说明他根本不想也没有胆量去收复北方，最多只是在嘴上喊喊而已。
我们再看看当时民间诸人是怎么评说南明朝廷及文、武一号首脑马士英、史可法等执政者的。
张怡笔记：“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郑与侨《倡义记》：“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
阎尔梅《惜扬州》诗：“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乙酉（公元16 45年）三月，清军主力在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于潼关击败李自成后，已经休息调整完毕，终于开始抽身出来分兵南下。多铎部由潼关东进，直取扬州、南京方向，南明的君臣，如史可法之流自己酿就的苦果终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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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完全没有河南、山东等战略屏障可以依恃阻挡，四月十三日清军已经赶至安徽泗州渡淮，十七日便在距扬州二十里处扎营，十八日推进到扬州城下，此前史可法自白洋河仓皇鼠窜至扬州，清军南下沿途没有发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战斗。此刻的史可法身后便是南京，如果退回去他这个四镇督帅应该担负的责任可想而知，朝中和不同派系的阮、马之流，虽然在对待满清的政治主张上和他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时候断然不会就此放过这个机会不来声讨他，而弘光皇帝朱由崧因为在拥立问题上对他耿耿于怀，也未必不因此借机治他的罪，因此到了扬州后，史可法实可谓已经退无可退。
史可法在进扬州后，以为“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扬州守军没有出城应战，而清军这个时候并没有采取围城攻势，所以到二十一日，明甘肃镇总兵李棲凤、监军道高歧凤还曾经带了四千人入城，但二十二日又率所部并与城内的胡尚友、韩尚良等出门降清，史可法恐阻止他们会发生内变，因此不敢有任何有动作。在此其间，清军主将多铎则五次发书招降史可法，史可法坚拒不回。
关于扬州战役，《南明史略》说：“（史）可法还抗拒清兵，坚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功夫”，但实际上按照双方当事人书信，包括史可法在遗书中的记载都可以证明，扬州战役前九天清军并没有围城和攻城，扬州并非孤城，期间明军部队出入自由，双方只是对峙九日，最后仅一天便告陷落，何来“坚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功夫”一说。
扬州的陷落，固然有兵力悬殊之因，但明军的不得人心，也是一大原因。当时在扬州城内的王秀楚逃生后，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情况：“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吏卒棋置，……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余。……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5）史可法自己虽然清廉，但是却阻止不了他手下对百姓的“践踏无所不至”，带兵将军临战还在想着“得名妓以娱军暇”，其人之统军无方和无能，亦可以从此窥见一斑。
四月二十四日夜，清军发动总攻，炮轰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南明第一号军事长官，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镇督师史可法自杀被阻，被俘后怒骂不屈，以身殉国。
对史可法最后以身殉国的气节，我当然是敬重的。但是对他的政治、军事上的糊涂和无能、懦弱，甚至放弃、出让国土那些行为，我是很不以为然乃至于不齿的。作为南明弘光朝廷的第一号军事长官，他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联清剿闯的战略，甚至在满清宣布开战后也是如此，对满清不抵抗、弃地甚至暗示割地示好，坐失了光复明朝江山的大好时机，导致满清可以全然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出击李自成，然后回头从容收拾南明。所以对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他史可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史可法是南明政权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朝的忠臣，因为他开肇了承认大清是国家的头，违背了大明天启、崇祯两朝一直坚守的大原则，等于割裂国土。
史可法是不怕死，但是不能因此就算民族英雄，因为他从没有尝试过哪怕是一次试图去收复满清手里的失地，反而却是一味的退让，甚至于弃地、割地送给满清，因此他只能算是个不投降的“义士”，而没有资格称为民族英雄。
史可法是死于和满清战斗中的义士，但不能算抗清义士。因为他除了在清军攻击扬州的战斗中被动应战外，从来没有也没有想过要去主动抗击过一次满清的入侵，在我看来，只能称呼他做不降清的义士。后人把他比之前朝的张巡、文天祥、诸葛亮，他固然是绝无这个资格，与同是大明朝的督帅袁崇焕比，他相差亦又何止千里。
此乃真正所谓之“一死成名”、“以死成名”。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