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我的初稿，小余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3）
大家知道，贾政是大观园的总管，再加上王知常讲“孔子也是贾政”这句话，联系当时“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用意，批贾政影射谁一目了然。“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这说明余秋雨今天享有《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此文的著作权。他应有勇气把此文收到他未来的《余秋雨全集》中去。
余秋雨作为上海大批判组的得力写手，不仅积极参加评《红楼梦》活动，还插手参加评《水浒》影射邓小平的写作。当年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了一篇《论阮氏三兄弟》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9期发表后，又受命写一篇《〈水浒〉为何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他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
……毛主席年纪大了，可能在作身后的安排。现在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按趋势是邓小平同志接班，主席可能对他不放心，怕他搞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不愿意让他在自己身后掌握主要权力，现在就通过搞评《水浒》活动，提醒大家。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文章的最后写了灵牌问题，并引了列宁的语录，说革命领袖逝世后，修正主义者就把他当做无害的偶像，阉割革命学说的革命内容，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借此影射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关于灵牌问题，即“继承权”问题，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明白，这里用另一位写作组成员于1978年4月12日揭发另一篇大批判文章《灵牌小议》的有关段落做注脚：
宋江违背晁盖遗言，搞灵牌，这是因为在梁山上，晁盖是老大，宋江是老二，兄终弟及，梁山泊主，舍宋江其谁？这段话，是影射当时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可以凭已有的资格、地位和威望成为合法继承人的领导同志的，也就是说，是把周总理、邓小平同志都攻击进去的。
对这样一个攻击力相当大的所谓灵牌问题，余居然说要加强火力，把“问题做足”，可见其帮派思想是何等严重！他这回充当的是军师，帮工人学员加足火力批邓。可见，余秋雨说自己批邓后因生肝炎便逃过了这一关，完全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次到上海取证另一重大收获，是发现余秋雨除参加文艺组“任犊”、“石一歌”的写作外，还参加历史组“罗思鼎”的写作。这个以“问鼎天下”自居的“罗思鼎”，在“文革”中可谓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南霸天之称。江青在1974年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会议上接见上海写作组成员时，有人将写作组历史组头头介绍给江青，她便连呼三声：“喔！罗思鼎！罗思鼎！罗思鼎！”想不到余秋雨竟会从文艺组“跳槽”成为“罗思鼎”的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要拿证据来，这里便有原写作组哲学组组长郭××（即“翟青”）于1978年3月20日写的交待：
1975年10月下旬，我还参与了《〈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黑文的炮制。这篇黑文的前身，是王知常布置历史组搞的一篇《〈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王知常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我等人特别讨论了一次……我改了一稿以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最后由王知常修改定稿。
这里讲的“王知常的规定”，很耐人寻味。这说明余在康平路写作组本部不是跑龙套的人物，难怪王知常封这位担负着许多重要文章改稿重任的余秋雨为“第一号种子选手”。
如果说郭××的交代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王守稼于1978年5月10日写的《揭发关于“〈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王知常布置的……我写了一稿，王知常不满意，对我发脾气，还说：“我叫郭××去改……”在郭××改稿中已发现有“……围攻不可怕，有人被淘汰掉了也不可怕。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等语，因此这段话是郭××写进去的。那天讨论时，王知常又指定余秋雨修改。
毛泽东逝世前，已发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从事宗派活动，先是称他们为“上海帮”，后发现江青是“上海帮”的灵魂人物，便把他们改称为“四人帮”，严肃地批评王、张、江、姚不该搞阴谋诡计，从事结党营私的活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原写作组借评〈水浒〉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清查报告》中称，《〈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用在于“对毛主席严正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谈话批示进行反扑”。这样的重头文章余居然也参与修改，这修改总不是在写研究《水浒》的学术论文吧？
“又指定余秋雨修改”，“又”字也很耐人寻味。王知常到底给余“又”了多少回？这虽然还是个谜，但从只参加过一次讨论的王守稼揭发看，余秋雨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者，其起的作用比另一位号称“真正的一号种子选手”的郭××还重要。夏其言曾在清查报告中说余秋雨是王知常的“得力帮手”，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这里要说明的是，郭××是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他担任《珞珈山文艺》主编时，我任副主编。当时我们无话不谈。在9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开会时找过他，他跟我讲过余炫耀自己写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4）
郭××在这篇交待中还说：
当时，王知常对我说：“×××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债……。经济组要办评《水浒》的学习班，‘你赶快为《学习与批判》搞一篇，从总体上评一下《水浒》的投降主义”，我要他议论一下路子，他说：“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从最后一句话可看出，无论是郭××还是余秋雨，都是姚文元“精神”的崇拜者、阐释者。他们读书作文，都以姚文元为“光辉榜样”。余杰说，“文革”不结束，余秋雨很可能走上“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余当年的“恩师”胡锡涛说完全不可能。到底可不可能，人们可以自由争论，保留自己的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余和“石一歌”并列起来，说明余的身份不再是文艺组外围的“石一歌”成员，而是和那位“要为《红旗》搞一篇”的某君是内围写作组的骨干力量。“还债”这两字也很耐人寻味。这至少说明余是王知常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余到底为王知常还了哪些“债”，写了和修改了那些大批判文章，这是一座“富矿”，有待下次再打官司时努力去挖掘。
在开庭以后，又有上海的朋友提供线索，说某单位某人还保留有更完整的《清查报告》，里面有更多揭发余的材料和他本人的检查。我想，这些材料就留在那里，仍然是等余秋雨再告时去取好了。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余秋雨的文革“悔过书”（1）
在要不要全文披露下面所载余秋雨的交代检查问题上，笔者是有过踌躇的：将这类“文革”史料公开发表出来，似有损于余“永远站在正面”的形象，但他既然在新出的自传《借我一生》中浓墨重彩自暴“文革身世”，我作为一个“文革”文学研究者和“余秋雨现象”关注者，为什么就不能谈谈自己跟余完全不同的看法呢？另方面，余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永远站在“正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揭别人的疮疤，有什么必要再让人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或曰痛史中去呢？应该说明的是，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自揭疮疤，在《借我一生》中大谈自己与“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石一歌”还有“《朝霞》事件”的关系；何况，正因为是“疮疤”，公布出来可以使余秋雨不至好了疮疤忘了痛；也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这样一份被保留如此完整的交代检查材料，里面并没有什么“国家机密”。更何况余秋雨直到和我的官司结束后，还在“声明”中说这是“谣源”，这种否认和解协议书所说的“双方无其他争议”的做法，再次说明余秋雨是大不老实的人：昨天刚签自动放弃侵权指控以及索赔十六万元人民币的和解协议，明天就不认账。为了不歪曲事实真相，也为了让读者鉴别，我只好把本来是呈给法庭作证据用、原不准备公开的材料让它见见阳光。这无论是对余还是对于后人，都有特殊的教育作用或警示作用。
下面是由于陆女士的揭发，余秋雨很快检查、交待自己炮制署名“任犊”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一文的经过：
此文选题及最初几稿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只记得1974年3月，当时临编组（古按：即《学习与批判》临时编辑组）的×××同志交给我评贾政的稿子，叫我看。我看后提了一些写作上的意见，×××同志就叫我改一下。我当时是否提出过要求，记不清了。只听说这篇文章王知常与陆××同志讨论过。后来有一次我在食堂遇见王知常，问他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与小陆讨论过，现在稿子中有关贾政的材料都集中了，缺点是比较零碎，比较散。要写贾政表面庄严，实际虚伪，表面强大，实际虚弱。借贾政批刘少奇、林彪、苏修、美帝。现在稿子中虚伪一面写了，虚弱的一面没有写。叫我可以把《独往独来析》（批林彪的一篇杂文）中写林彪虚弱的内容吃一点进去。
在修改时，我没有再去找小陆，因此始终不知道王知常怎么与小陆讨论的，具体授意是什么。我看小陆的稿子，主要批了贾政的虚伪，集中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但虚弱的一面确实写得很少。因此我在文章后半部分加了“虚伪是虚弱的一种表现”，贾政对自己的家庭“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既愚蠢又贪婪，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贾政“极端孤立”，“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既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又是一个不断喟然长叹，经常泪痕满面的失败者”等内容。在文章前半部分讲贾政虚伪的部分，我也加了一些内容，如：“贾政的反动、虚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纪中外尊孔者们的嘴脸和行径。”其中两段鲁迅批孔孟之道的话，记得也是我加的。文章的文字也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样改下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1．《红楼梦》一书的反孔倾向，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贾政这个形象的刻画上；2．贾政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概括了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3．贾政表面“谦恭厚道”，实际上大有恶霸作风，如打宝玉就是一例，与林彪之流“破釜沉舟”、“辣手造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