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答余杰先生》，上海，《文学报》2000年第1127期）现在他总算羞羞答答的承认自己参加过“石一歌”，只不过是1973年就离开了，这总算是一个进步。
但这里要问的是，“石一歌”仅仅是一个注释鲁迅著作和编写传记的学术组织吗？NO！请看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于1978年8月25日出版的第70期《清查报告》中所说：
《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可见，“石一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团体，而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一个舆论工具。“假借” 这个词概括了“文革”写作组活动的某些特点，如批“斯坦尼”是“假借”批洋人树江青“旗手”地位；编《鲁迅传》，也是“假借”学鲁迅名义攻击刘少奇、周扬等人。余秋雨上述那段话，也是“假借”周恩来的指示为自己错误开溜，为“石一歌”这个政治怪胎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开脱。
余秋雨说我找不到一个证据证明他写过署名“石一歌”的有政治错误的文章，那末，请再看《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第4页：
小组刚成立时，朱永嘉、肖木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声称《鲁迅传》只要写一、两万字就可以。一九七二年，十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出来后，肖木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深度不如姚文元。张听后没有表示意见。一九七三年，《朝霞》丛刊第1期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后，原写作组传达姚文元的意见说：这样写还可以，就怕浅了。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做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前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鲁迅传》的写作完全是按“四人帮”旨意炮制的。写作前要他们定调子，甚至写多长都由他们规划好，写完后又要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其具体目标是向姚文元的“深度”进军。而余秋雨正担负着把“深度”修改到主子满意的地步。至于余秋雨前面说他1973年就离开了“石一歌”，从这份《清查报告》可看出他离开后不是洗手不干了，而是“调写作组文艺组”，肩负着更重要的为文艺组乃至历史组改稿、统稿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段中说：“……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查《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秋雨”在此帮刊上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改完《鲁迅传》，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的文章发表，这说明秋雨当年为“四人帮”余党干活是何等卖力！此文的问世，也说明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不是没有写“跟风”文章，而是比过去跟得更紧了。
清查报告中说，包括余秋雨在内的“石一歌”文风是“主观想象，形而上学”和“粗枝大叶，不作调查”。这种文风余秋雨是几十年一贯制。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出现的众多文史差错，便继承了“石一歌”这种“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和“主观想象”、“粗枝大叶”的恶劣文风。
清查报告中提到的肖木，原名莫秀常，浙江萧山人。1935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上海铁道报》记者、编辑，“文革”前夕写有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被誉为文坛新秀。1967年由徐景贤拉进上海写作组和市委机关造反联合站。由于肖木善于体察张春桥、徐景贤的意图，且非常听话，便不断提拔，先是放在《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培植，后委于上海市委写作组担任文艺组领导的重任，。写有反映“文革”小说、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初春的早晨》。王洪文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指名肖木调到北京做他的政治秘书。据中央工作组成员司马东去说：“肖木不仅活动于王洪文之侧，也周旋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批林批孔期间还为江青整理过材料，所以曾自诩‘我为四位首长服务’。肖木人在北京，心挂京沪两地，常为上海的写作组出谋划策，给几个帮刊具体地出点子、改稿子。如果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上海市委的‘太上皇’，那么，肖木差不多是上海写作组的‘摄政王’。”（《浩劫上海滩》165…166页）从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关系看来，余秋雨和肖木是否有接触或接触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人们去挖掘和钩沉。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搜身”（2）
余秋雨为什么在《我为什么提起诉讼？》中敢说“古远清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点我在‘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像样证据（对此我真为自己骄傲），他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待了”？据河北作家陈冲猜测：“余敢打这个官司，没准儿就有这样一种估计：那些事儿即便有，能证明其有的证据，都属于机密，是不会公开的，是被体制严加保护的。体制需要保护那些打手，……”但俗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蛛丝马迹，草灰蛇线，除了那些已被归档的机密，说不定还有什么渣儿沫儿被偶然遗漏在‘外面’。这就要看余秋雨的运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概率不是零，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充分想到、算计到的。”
下面，为了回答余秋雨所说我是否“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代”，我只好向读者公布这些遗漏在外面的“渣儿沫儿”——
1978年8月10日，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原写作组借评〈红楼梦〉搞影射红学的清查报告》中说：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在各条战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同样把黑手伸向《红楼梦》研究领域，大搞影射红学，企图利用评红来配合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判所谓“儒家”和“复旧”势力，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在朱永嘉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组在1974年3月初还从学校、工厂挑了二十余人，举办了一期“评红学习班”，并指定×××、余秋雨两同志去联系。
朱永嘉亲自指定余去办这个影射和攻击周恩来的“学习班”，说明余很受重用，这再次证明余确系朱永嘉的“得力帮手”。
×××于1978年5月31日写的《揭发借评红搞影射红学的情况》中云：
我和余秋雨负责联系评红学习班，议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他（朱永嘉）是用贾母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余秋雨这回不光是自己亲自动手写，还担负着策划攻击老一辈革命家选题的重任。余秋雨这回总不能说他办评红学习班和写评“斯坦尼”文章一样，搞的是纯学术研究吧？如果不想翻清查的案，那这个《清查报告》明明讲的是这个学习班假借毛泽东的指示，“着重鼓吹了江青、姚文元的有关黑话。强调评红要‘触及时事’，‘为现实斗争服务’”。这里讲的“为现实斗争服务”，说明当时评《红楼梦》绝不是在做什么学术论文，而是“作为一次政治运动来搞”（朱永嘉）。学习班为江青提供评《红楼梦》的资料用以攻击周恩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下面，请再看一位工人造反派秀才于1977年11月21日所写的《揭发关于原写作组举办评〈红楼梦〉学习班的情况》：
当时写文章过程中，有这样几件事，戏剧学院吕××写了篇牵涉到贾母的文章，开始×××同志感到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要他改。但突然有一次×××与余秋雨来，说这篇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说有人写稿给《人民日报》评王熙凤，把王熙凤比作林彪，这样类比下去，这篇文章变成攻击毛主席的了。他们规定，评红不许提到贾母，以免出差错。
这个评贾母的题材，原是×××和余秋雨共同议论出来的，可后来感到这样做太露骨，怕泄露了“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因而余严格遵守“四人帮”的帮规忍痛割爱。从“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可以看出余为“四人帮”及其余党效力是何等忠心耿耿。
这里要交代的是：评红学习班的成员除两位工人外，其余均为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在这个学习班里，负责联系的两位头头大讲“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其中把郭××写的体现了所谓“姚文元精神”，即影射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的《大有大的难处》作为大伙学习的样板。据上述那位工人学员写的揭发材料中说：
后来我们都回原单位了，有一次我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同志，他说，评王熙凤那篇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人民日报》准备登。
“改得很漂亮”，余帮工人修改文章竟然达到了比攻击周总理的《大有大的难处》还要“漂亮”——这“漂亮”，该不只是文辞出众，还含有火药味更足的程度吧？可见，余秋雨哪里是在从事《红楼梦》的学术研究，而是借题发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他又一次充当了“姚文元精神”的实践者。
正是在这种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背景下，一位姓陆的女士于1978年5月19日揭发余参与了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活动：
这篇文章是王知常在1974年初布置我写的。最初题目是《封建礼教与贾政》，王知常在与我讨论时说，文章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写贾政用孔学统治大观园，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文章通过贾政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与虚弱性，通过贾政这只纸老虎反映没落封建阶级也是纸老虎、一切反动阶级都是纸老虎。最后，王知常说，这篇文章要讲阶级关系，阶级压迫，讲孔子也是贾政，谁要知道孔子是什么人，就可去读读《红楼梦》。
根据王知常规定的文章层次，我写了一个初稿。初稿中主要排列了《红楼梦》中有关贾政尊孔、重封建礼教的一些材料。初稿交给王知常，他看后不满意说，我叫你们文艺组同志再修改。以后，文章由余秋雨同志搞。小余在写之前以及在写的过程中，均未与我有过讨论。发表前，我也未看过文章，发表后题目已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我的初稿，小余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政治历史大